德國投資外流愈演愈烈：特朗普2.0時代到來，「跑路」還會加速？

德國國內經濟界人士憂慮，除非德國能夠吸引海內外投資者改變路線，否則德國將面臨經濟長期停滯的境況。

一場競爭力危機正在逼近德國。

在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贏得大選和德國政府近期在深夜突然「解體」背后，是一場橫跨十余年的德國投資外流。伴隨「特朗普2.0」時代的到來，這種持續流失是否會加速？

德國央行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由於德國企業將資源轉移到了德國以外的地方，這導致超過6500億歐元（約合4.99萬億元人民幣）資本淨流出。其中，近40%的資金外流發生在2021年之后，彼時正是朔爾茨政府率領的執政聯盟上臺執政之時。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現代中國學院客座研究員史世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德國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FDI）和外資對德國投資之間差距一直較大，其對外FDI大於吸引外國投資，主要原因同德國國內勞動力、税收成本昂貴等相關，疊加近些年來，由於地緣安全問題，能源密集型行業疲軟，化工、造紙等行業都走弱，很多都實現了產業外移。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則告訴第一財經，特朗普再次上臺，「德國人需要接受這樣的一個新的現實課題，即特朗普2.0時代與歐美關係，他們必須要為特朗普上臺后歐美關係的變數做好準備」。

德國作為工業強國的時代即將結束？

根據媒體梳理，以西門子公司為例，該企業自2020年以來已投資300億歐元，其中大部分用於海外收購和擴張。

譬如，就在近期，西門子剛剛宣佈要斥資100億美元以全現金交易方式收購模擬軟件公司澳汰爾（Altair Engineering）。Altair總部位於美國密歇根州，向工業製造、消費品、能源和其他行業的大型企業客户銷售數據分析技術和服務。

但目前西門子最大的德國國內投資項目約為7.5億歐元，用於重建柏林擁有百年曆史的西門子大街地區的房地產。西門子全球税務主管凱澤（Christian Kaeser）10月中旬在柏林的一次議會聽證會上説：「實際上，沒有什麼有利於在德國投資的因素。」

他提到了經濟的低增長和繁重的税收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近的投資主要是在國外進行的原因。」他表示。

德國經濟研究所（IW）此前發佈的研究報告顯示，2022年從德國淨外流的FDI近1250億歐元，即流出該國的FDI超過1350億歐元，而流入的投資只有105億歐元。

根據德國央行最新數據，2023年，德國投資者增加了對海外企業的注資，對外FDI同比繼續增長了3%（850億歐元），達到29290億歐元。同年，非居民企業在德國的FDI增加 260億歐元（1.3%），達到19950億歐元。

德國國內經濟界人士憂慮，除非德國能夠吸引海內外投資者改變路線，否則德國將面臨經濟長期停滯的境況。

一方面，德國在努力吸引資本，以確保就業和幫助企業實現現代化。譬如，德國政府同意為英特爾公司在德國東部建設一家芯片製造廠提供總共100億歐元的補貼。但是目前由於多方面原因，英特爾在9月宣佈推迟該工廠建設。

此前，美國芯片製造商Wolfspeed計劃在德國斥資30億美元建設半導體工廠，該公司預計將獲得總投資額的20%作為補貼。2023年2月，朔爾茨還親赴計劃改建為芯片廠的退役燃煤發電廠參加相關活動。然而，Wolfspeed也在近期將此計劃擱置。

對於德國國內企業來説，經濟下行的降本增效則是削減開支。目前，採埃孚正在將資源轉向東歐。採埃孚最高勞工代表迪特里希（Achim Dietrich）稱，該集團在德國的35家工廠中，約有三分之一面臨裁員風險。美諾公司的情況也類似，該企業正在將生產洗衣機的德國主要工廠轉移到波蘭。

德國龐大的零部件供應商網絡也在效仿。德國汽車工業協會（VDA）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80%的供應商正在推迟、遷移或取消國內投資。超過三分之一的供應商打算將資源轉移到其他歐盟國家、亞洲和北美。

巴斯夫即將離任的首席執行官薄睦樂（Martin Brudermüller）在今年早些時候公佈年度業績時説：「你確實可以看到，與其他地區相比，歐洲已經失去了競爭力。」他表示，當地業務將繼續萎縮。「在歐洲，德國尤其失去了競爭力」。

史世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德國對外投資以及工廠外移並不令人感到特別意外，國際擴張一直是德國出口型企業戰略的一部分，譬如西門子等企業的營業額都依賴對中美出口，但目前由於能源價格上漲，疊加美國等國推出了投資刺激措施，譬如《通脹削減法案》等，一方面這促進德國FDI外流，另一方德國國內生產面臨調整，不得不進行裁員。

他對記者表示，總體而言，在2019年德國製造業佔國內生產總值23%左右，此前在默克爾時代，曾經希望可以將這一目標擴大到25%，但目前恐怕不能實現了，但「德國和歐盟是不會放棄製造業的，以汽車行業為例，就可以帶動100萬人的就業」。

他補充解釋道，無論如何，德國仍是製造業強國。德國曾經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也面臨危機，最終轉型過渡，不過目前面臨的挑戰變化了，挑戰包括製造業迴流美國和來自中國巨大的競爭。

德國為何難以吸收投資

根據德國央行數據，2022年，能源密集型企業在美國投資資金接近700億歐元，是十年前的三倍多。總體來看，美國是德國在全球的第一大FDI投資地。

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則顯示，2016年，德國在美累計投資總額為3980億美元，而目前已超過5000億美元。

德國企業為何樂於赴美投資也不在德國本地投資？這恐怕有近期原因和結構性難題。

從近幾年的情況看，因地緣安全問題導致的高昂能源價格、老化的技術和盛氣凌人的官僚作風，這些因素驅走了德國「國家冠軍」，阻礙了德國政府吸引外資的努力。

在德國一家中型企業工作多年的資深商業人士莉莉安（化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其中，官僚主義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莉莉安對記者解釋，所謂「官僚主義」就是德國的繁瑣的文書工作，「一切都要按規章制度辦事，譬如一個新手，在處理這種文書工作的時候，一個表格就能填一上午。」

在實際工作中，她和她的同事，常常會因為各種法律和條款產生的額外工作而深陷其中，而這種事情頗為諷刺的是，越是想做點事情越會碰上更多的紙頭要填，碰上層層規章制度，一言以蔽之，「只有更官僚、沒有最官僚」。

莉莉安對記者説：「在德國，這一‘官僚主義’傳統一直存在，只是在經濟尚好的時候大家可以忍受。目前德國經濟下行，大家就覺得，有干這個的時間，難道不能干點真正有價值的事情嗎？」

據統計，影響德國企業的法規約有50000頁，而十年前只有34000頁。最近，德國伊福經濟研究所（Ifo）對1700多家公司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一半的公司在過去兩年中因為這些問題而推迟了在國內的項目。

從中長期看，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一直威脅採取關税等保護主義措施，也恐會促使德國企業加速FDI外流。

伍慧萍對第一財經表示，在貿易衝突的問題上，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的德國政府肯定是要嘗試同美國達成一定妥協，但是隨着特朗普的上臺，貿易摩擦爭端和懲罰性關税，越來越變成一種現實場景了。

「特朗普方面希望讓更多資金和工作崗位迴流到美國。」她解釋道，特朗普上臺之后，肯定在工業政策上就更加強調本土資金迴流，對於德國本來就已經是危機四伏的經濟而言，如果想去緩和這一局勢，挑戰會越來越大。

近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朔爾茨所在的社民黨的支持率只有最大在野黨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的一半左右。伍慧萍表示，往好處看是，「在一個由基民盟領導下的德國政府，在經濟治理方面的能力會強於之前。」她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