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夾縫中求生的美國ESG發展——評「ESG成為美企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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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興業研究

　　吳艷陽，錢立華，魯政委

　　2024-02-21 12：42

2024年1月9日，《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署名文章：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直擊美國國內目前面臨的ESG爭議。此文在海外市場並未引發主流關注，討論寥寥；但被國內媒體翻譯為《美國企業界的一句最新髒話：ESG》並轉載后，迅速傳遍國內輿論場。

讀過原文就會知道，國內不少媒體有曲解文意、斷章取義之嫌。原文實則用「Dirty Word」指代「美國公司為避免捲入黨爭而不敢使用ESG三字母」，更恰當的翻譯應為「避諱」而非中文語境下望文生義的「髒話」——這種翻譯上的偏差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何華爾街日報這篇文章沒有在海外掀起波瀾，卻在中文輿論場引發軒然大波。原文同時指出，美國企業依然認同可持續發展理念和社會責任實踐，但爲了避免政治旋渦放棄使用ESG縮寫，同時又帶來了更多的混亂和困惑。

深入分析可以發現：1）美國的反ESG的浪潮本質上是由政治爭論掀起的，焦點是對E議題的攻擊，ESG是美國黨派之爭的受害者；2）其實，比首字母縮寫更值得關注的是ESG方法論；3）ESG是長期主義，不與短期收益畫等號，不等於ESG投資無益於盈利；4）國情差異決定着，美國的反ESG運動的土壤在中國並不存在。

因此，對待海外ESG爭議的正確態度是冷靜思考東西方政治和輿論生態差異，理性對待中外市場經濟理念客觀異同，以中國國家戰略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抓手，守正篤實、久久為功，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主義，防止ESG淪為泛政治化工具。

　　事件：ESG成為美國企業界的Dirty Word——《華爾街日報》

　　2024年1月9日，《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署名文章：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直擊美國國內目前面臨的ESG爭議。此文在海外市場並未引發主流關注，討論寥寥；但被國內媒體翻譯為《美國企業界的一句最新髒話：ESG》並轉載后，迅速傳遍國內輿論場。

　　相比原文在海外的「遇冷」，該文在國內傳播過程中，被望文生義甚至借題發揮、誇大其詞，不少自媒體聚焦於「髒話」、或使用「ESG已死」、「ESG終結」等標題來吸引流量。但如果通讀英文原文就會發現，中文媒體在轉載過程中曲解甚至完全背離了原文本意。原文實則用「Dirty Word」代指「避免使用曾經廣泛使用的首字母縮略詞來表示此類舉措（避（黨爭之）嫌）」（avoid the once widely used acronym for such initiatives）；這里「Dirty Word」更恰當的翻譯應為「避諱」而非中文語境下望文生義的「髒話」用意——這種翻譯上的偏差也很好解釋了為何華爾街日報這篇文章沒有在海外掀起波瀾，卻在中文輿論場引發軒然大波。實質上，「Dirty Word」在英文中有兩個含義，劍橋詞典的權威註解為：一個是「髒話」（a word that is connected with sex and considered offensive by many people），另一個是「忌諱性詞語，不受歡迎的字眼」（a word or an expression that refers to something that many people do not approve of）。針對第二個含義，劍橋詞典給出了例句：[ For the environmentally aware， 「disposable」 has become a dirty word． 對具有環保意識的人而言，「一次性」已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字眼。] [1]因此，不管中文媒體在轉載時是有意還是無意將「Dirty Word」翻譯為「髒話」，造成了對原文立場和情感的曲解，也會使得中文讀者看完全文后非常困惑；只有翻譯為「忌諱、避諱」才能準確地反映美國企業當前的困境和文章前后邏輯。正如報道原文指出，有公司高管對此現象提出疑問：如果不使用ESG，我該怎麼稱呼它？（「What do you want me to call it？ Few people had a ready answer」，文末附上原文非官方翻譯，供讀者參考）。

　　拋開翻譯上的偏差，事實上避諱或者質疑ESG在美國輿論場早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而反觀國內輿論場，不少中文媒體報道卻失之偏頗：第一，紅州不等於美國、美國不等於全球——文中討論場景和案例無法代表其他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第二，偷換概念。「減少對ESG術語的討論」和「ESG的衰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發達市場ESG爭議

　　美國是目前面臨ESG爭議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無論是2022年馬斯克因特斯拉ESG評級較低而炮轟標普和背后的ESG理念，還是今年1月21日美國最大石油供應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對ESG投資者的訴訟，都表明美國境內存在着激烈的ESG紛爭。事實上，美國公司不堪輿論爭議而對ESG「避諱」的現象近年屢見報端，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2022年全球第一大資管貝萊德（BlackRock）迫於德克薩斯、佛羅里達等美國紅州共和黨人壓力放棄使用ESG轉而重新撿起「可持續」一詞，全球第二大資管先鋒集團（Vanguard）迫於美國共和黨壓力而退出全球最大的氣候投資聯盟「淨零排放資產管理人倡議」（The Net 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 NZAM）[2]。

　　回顧近年美國國內的反ESG運動聲浪，最主要的反對力量來自化石燃料和高碳排行業。由於上述產業多位於傳統紅州，屬於美國共和黨絕對票倉，因此在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紛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特別是特朗普執政期間，ESG/氣候變化就站在了美國輿論的風口浪尖，承受着來自美國保守媒體和官僚體系的口誅筆伐。

　　反觀歐洲，雖然ESG被一些人揶揄為「有良心的資本主義」，但歐洲的ESG爭議主要源自嚴格的歐盟反漂綠立法，打擊的是投資端和消費端以「ESG、碳中和」為名的誤導消費者甚至市場欺詐行為，自然導致了歐盟境內原先諸多冠以「ESG」名稱的泛ESG產品規模的縮水。但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歐盟嚴格立法的最終目的是推動ESG的有序發展——切莫與美國ESG發展的泛政治化混為一談。

　　總體來看，發達市場對ESG的爭議可概括為兩大類：一是「產品漂綠論」，即認為立法與監管的不足導致ESG淪為品牌公關工具，企業表現良莠不齊乃至誤導消費者；二是「投資有害論」，即認為ESG（策略）對投資回報無益甚至會誤導投資、有損回報等。目前，歐洲ESG之爭主要是第一種，而美國ESG之爭主要是第二種。

　　二、美國ESG發展的泛政治化

　　2.1 ESG是美國黨派之爭的受害者

　　ESG淪為美國黨派之爭的工具，早已不是什麼祕密[5]。事實上，美共和黨派一直試圖通過一系列立法以阻止ESG發展：截至2023年，美國有15個州已經通過並實施「反ESG」法案，旨在限制投資和商業決策中使用ESG因素。可以發現，「反ESG」法案立法州分佈與共和黨控制選區高度一致。

　　實際上，除美國外的主要發達市場（歐洲、加拿大、澳新、日本）的ESG資產規模並無縮水。根據GSIA統計，2022年加拿大、日本、大洋洲、歐洲的ESG投資規模從2020年的18.2萬億美元增長到21.9萬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0%；四個市場的ESG投資規模已佔資產管理總規模的37.9%。歐盟推行《可持續金融信息披露條例》（SFDR）后，歐盟的反漂綠行動曾使得2020年歐洲市場的相關資產規模從2018年的14萬億跌至12萬億，但2022年歐洲市場ESG規模已止跌回升至14萬億。這説明歐洲市場已順利渡過SFDR規則適應階段，成功控制了「漂綠」的法律和聲譽風險 [6]，再次印證了歐盟約束ESG市場行為的主要目的是打擊不合理的「漂綠」行為，這與美國泛政治化的反ESG運動有本質上的區別。

　　2.2 比首字母縮寫更值得關注的是方法論

　　即使ESG在美國面臨泛政治化的壓力，但再怎麼「反ESG」也無法否定「企業的社會責任」——事實上，美國化石燃料巨頭們反ESG的底氣，正來自於背后的當地就業和税收貢獻等S端利益捆綁。如果深入剖析美國的反ESG運動，會發現很多矛頭指向的實質是E議題而非種族、人權、社區、員工等S核心議題，更遑論G早已成為美國監管的重要一環；即使E議題爭議，更多也是指向氣候變化，而非環境污染等議題。美國在經歷了平權、言論自由、清潔空氣和清潔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等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后，諸如種族平等、棕地治理等已成為美國的「政治正確」甚至「政治紅線」。因此，美國的反ESG運動始終無法撼動美國ESG發展的根基，大多還是隻能站在「弱勢羣體保護（如煤礦工人）、言論自由」等角度來旗幟鮮明地反對ESG，究其本質就在於ESG的三大支柱和理念本身和美國主流社會價值觀一致，正如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將ESG從標題中剔除，但爲了表現公司治理方面的成就，又不得不「舊瓶裝新酒」重新撿起「企業責任」等術語；以及全球金融機構開始不再唯淨零論，而是在S視角下更全面地看待氣候轉型（Climate Transition）的影響和應對——這也是ESG三支柱設計科學性的內在要求，即不能爲了單一目標顧此失彼。

　　另一個和華爾街日報這篇報道類似的例子是，2022年Alex Edmans在Financial Management上發表了一篇題為The End of ESG的論文[7] 。如果前兩年有中文媒體望文生義，直接翻譯為《ESG的終結》並轉載，估計也會引發一波中文輿情。但這篇文章並非講述ESG的終結；相反，作者表達的核心觀點是：隨着ESG是影響公司長期財務價值十分重要的因素而受到公認，ESG將演變為主流實踐，未來我們也不再需要一個專門的術語來研究概括這些傳統上的非財務因素——即對ESG的理解逐漸從非財務走向預財務及至最終成為財務報表的一部分。這有點類似於東方哲學里的大道至簡、大音希聲。因此，如果缺乏對西方媒體報道風格和作者春秋筆法的理解，望文生義，很容易產生很多似是而非、南轅北轍的理解。

　　事實上，ESG概念和理論脱胎於「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概念，起源於上世紀80年代。2015年聯合國制定了17個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標誌着「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成熟。SDGs致力於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維度的問題，範圍廣、挑戰大，目標是推動各國政府層面行動，但經濟層面很多內容屬於政府責任，超出了企業和個人能力範疇。也因此，在面向企業實踐和投資實踐時，基於公司治理、融入環境與社會議題的ESG投資與披露框架，就成了企業與投資人理解和實踐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工具，也與企業傳統財務披露和基本面投資有很好的內容與指標關聯，幫助企業和投資機構在面對多如牛毛的可持續概念如「社會責任」、「責任投資」、「綠色」等的時候，既避免了可持續概念泛化帶來的理解壁壘，也促進了企業和機構的實操與對外交流，真正意義上促進了可持續發展理念在企業和投資機構層面的實踐落地。特別是ISSB標準的發佈，使得全球有了共同的企業層面ESG披露交流的共同語言，極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和交流成本。反之，當前美國企業爲了規避政治旋渦，面對保守媒體的ESG污名化，選擇放棄使用ESG三個字母，實質又回到可持續概念泛化、框架模糊的老問題，企業對外披露的用語、內容又變得五花八門。我們有理由推測，假如美國兩黨之爭長期延續，未來攻擊矛頭若轉向可持續披露、淨零、社會責任等，企業是不是又要放棄使用越來越多的可持續詞匯？這也是華爾街日報的靈魂發問：不用ESG，那用什麼？

　　正因為ESG存在認知門檻和東西方價值觀差異，特別是中國內地市場並未完成充分的市場教育，導致很多時候社會大眾並未意識到ESG不等於綠色低碳，也不是片面地強調企業要做慈善。真正的ESG強調公司治理（G）的重要性，將E、S嵌入公司治理。因此，特斯拉不能因為生產新能源汽車，就成為ESG優等生；埃克森美孚也不能因為石油化工行業的出身，就天然地備受質疑 [8]。擺在檯面上的是ESG評級結果的偏差，其背后卻是方法學缺陷導致的。以中國石油公司為例，MSCI、路孚特、中誠信三家機構（2024年）的評級結果相差甚遠：根據MSCI評估，中國石油評級（B）處於行業末尾28%，而路孚特評分結果（60.2）處於行業前24.7%，中誠信的評級結果（A+）更是高居行業前4.7%。同一公司不同評級機構ESG評級結果存在巨大分歧，背后體現的是ESG方法論的差異，其中重要原因包括評級間的議題、指標和權重存在差異，這是由評級機構對不同行業的ESG影響理解不同導致的。

　　我們必須承認，現有ESG方法論還遠未完善，但這不能武斷定論ESG理念存在問題，只能説方法論尚有進步空間。本質上，歐洲關於ESG的爭議暴露出的也是方法論的問題，而美國大規模的反ESG運動卻存在先有立場再找論據的嫌疑。「飽受爭議」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是一個理念成熟和規範的必經之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纔是關鍵。因此，單純抨擊ESG三個字母或者回避使用這三個字母本身對於解決問題沒有意義，還有避重就輕的嫌疑——正如華爾街日報這篇文章指出一樣，如果不使用ESG，我們該怎麼稱呼它？

　　2.3 不與短期收益畫等號，不等於ESG投資無益於收益

　　ESG本身包含「時間」這一要素，ESG投資包含對未來風險的判斷和管理。作為一種長期主義理念，企業很難在短期內看到明顯變化。發達市場針對企業財務績效與ESG績效之間關係的研究表明，企業財務績效與ESG績效存在非線性關係。一些實證結果顯示兩者呈U型關係，表明在較長的時間周期下，ESG績效與財務績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如下圖表所示 [9]。進一步拆解發現，相比E和S得分，治理（G）得分和財務績效之間的U型關係最為顯著，證實了ESG導向的治理改善帶來了公司長期財務績效改善。總體來看，ESG投資是一種長期價值投資，只有在ESG績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財務績效纔會取得顯著回報。

　　ESG投資方法短期沒有帶來預期的財務效應，應該優化方法、考慮時間周期影響，而非簡單抨擊ESG理念。正如The End of ESG中提到的「如果將ESG視為與其他影響長期收益的因素具有同等地位，圍繞ESG的爭議就變得毫無必要了」。

　　三、總結

　　美國國內的ESG爭議源於沉痾已久的黨派之爭，背后是美國特有的政治生態。美國在傳統能源和氣候變化議題上的搖擺態度、在平權議題上的進退失據也與中國存在天壤之別，這些都是我們在觀察和剖析美國ESG發展的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也因此ESG傳入中國市場后，「本土化」漸成各方共識——這在此前國資委發佈的央企ESG指標體系和證監會最新發布的ESG披露徵求意見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ESG雖然是一個舶來品，但其核心價值與我國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關於個人發展與勞動生產力的觀點，以及現階段我國倡導的高質量發展理念高度一致。可以看到，國情差異決定着，美國的反ESG運動的土壤在中國並不存在。因此，在本土市場ESG理論構建期，對待海外ESG爭議的正確態度是冷靜思考東西方政治和輿論生態差異，理性對待中外市場經濟理念客觀異同，在借鑑海外ESG實踐經驗的過程中有所揚棄；在本土市場ESG實踐過程中，需深刻認識到ESG是一組長期價值驅動的因素，以中國國家戰略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抓手，守正篤實、久久為功，要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主義，從而防止ESG淪為泛政治化工具。

　　總之，沒有必要被類似於「ESG已成為髒話、ESG已死」的言論煽動情緒，或因噎廢食，放棄ESG發展。在面對不同聲音時，應該多一份冷靜。同時，ESG業內人士更要保持理性和反思——ESG在國內已發展數年，「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朝報道天下知」，曲高和寡並不利於市場發展，投資者教育和大眾普及也刻不容緩。釐清ESG概念、摒棄主觀臆測深挖實證、紮根本土耐心探索符合我國國情和戰略目標的ESG理論體系和實踐策略，是所有本土ESG從業人員的應有之義。

　　附錄：

　　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 [10]

　　美國企業界最新避諱：ESG

　　許多公司不再使用這三個字母： E-S-G。多年來，投資者的反彈、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面的政治壓力和法律威脅，一些商業領袖現在正有意識地努力避免曾經廣泛使用的首字母縮寫。在財報電話會議上，許多首席執行官現在採用了新的方法。包括可口可樂在內的一些公司正在重塑公司報告和委員會的品牌，將ESG剝離。顧問們正在指導高管們用其他方式來描述他們的努力，提出像「負責任的企業」這樣的新術語。與此同時，在華爾街，隨着投資者興趣的消退，一些公司正在關閉一度很受歡迎的ESG基金。信息傳遞的轉變反映了一個現實：「ESG很複雜，」達里爾·布魯斯特説。他曾是卡夫食品和納貝斯克的高管，現在是企業目標的首席執行官。這是一家由200多家公司關注社會影響的非營利組織。

　　將問責制納入商業決策的運動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大約20年前，在聯合國使用之后，ESG一詞獲得了發展勢頭。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努力引起了分裂——一些州政府官員嘲笑為「喚醒了資本主義」，也批評其他人過於關注衡量和披露要求。許多首席執行官強調，他們將繼續遵循多年前做出的可持續發展承諾——即使他們不再經常公開談論這些承諾。諮詢公司Teneo去年12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約8%的首席執行官正在增加他們的ESG項目；其余的人會堅持下去，但經常會改變他們的處理方式。許多領導人正在更仔細地審查所披露的信息，希望避免監管審查或政治批評。顧問們告訴CEO們要更準確，要設定可以實現的目標，而不是崇高的聲明。建議儘可能少説。「我們已經看到了ESG領域的首席執行官們進行了大量的重組和調整。不僅是他們説的話，還有他們説的地方，以及描述，」布拉德·卡普説。

　　巴黎保險公司AXA的首席執行官托馬斯·布伯爾去年在美國會見一家資產管理公司、一家化肥製造商和一家科技公司的領導人時，高管們表達了謹慎。「我用了ESG縮寫，人們告訴我不要用這個詞，」布伯爾説。「我説，‘你想讓我怎麼稱呼它？’」很少有人能有一個現成的答案。布伯爾説，環境努力和其他目標的重要性不應被低估。「我們需要從意圖轉向行動，」他説。

　　在2022年迪士尼和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發生爭執后，ESG變得更加政治化。這為其他十多名州政府官員對ESG努力的廣泛尖鋭評論以及一些資產管理公司的回調打開了大門。晨星的數據顯示，2023年前9個月，投資者從ESG基金中撤出了超過140億美元。貝萊德的拉里·芬克（貝萊德CEO，譯者著）在2023年給投資者寫了一封信，但沒有明確提到ESG，此前一些州在2022年因該公司強調ESG而撤資。去年11月，道富銀行宣佈了一項新的投票政策，目標投資者可能不願如此強調ESG。去年，考慮到ESG在其代理審查過程中產生的潛在影響，富達取消了相關措辭。

　　FactSet的分析顯示，在財報電話會議上，2021年之前提到ESG的次數在穩步上升，此后一直在下降。在2021年第四季度，標準普爾500指數中有155家公司提到了ESG的舉措；到2023年第二季度，這一比例已降至61次。企業面臨的額外挑戰是，ESG的某些維度，特別是社會目標，可能難以量化。企業多元化項目通常是ESG議程的一部分，在最高法院就平權行動和法律挑戰做出裁決后，它們將面臨新的審查。

　　高管和他們的顧問表示，公司仍然更致力於ESG的「E」，希望應對氣候變化。一些首席執行官説，環境因素對他們的業務至關重要，這也是許多人前往迪拜參加聯合國COP28大會的氣候會議。氣候變化也很可能成為下周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的一個關鍵主題。Flex的首席執行官雷瓦蒂·阿德瓦蒂説，該製造商在全球擁有130家工廠，他們是否需要以可持續的方式運營並不會是一個問題。她説：「我並不是因為我們有可持續發展報告，或者我們專注於ESG，就有了一羣新投資者。」「我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這個目的……我們想專注於減少水，減少電力，所有這些事情。所以我不認為這是，嘿，這是今天出現的趨勢，明天就會開始了。」領導人正在做的一些改變是微妙的。在可口可樂公司，該公司於2022年發佈了一份「商業&ESG」報告；2023年，它以「商業和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形式發佈。這家飲料巨頭還將董事會委員會更名。對ESG最激烈的批評者表示，他們歡迎少討論它。德克薩斯州司法部長肯·帕克斯頓意識到，這將使他們面臨更大的法律風險，並耗費他們的客户。」他反對ESG的政策。

　　如何稱呼這種努力現在仍存在爭議。布魯斯特的非營利組織首席執行官建議領導人用明確的語言討論倡議，解釋減少用水的努力，或者使用「我們的人民」或「我們的自然資源」等術語。布魯斯特説，他希望更多的領導人採用「負責任的企業」一詞。「你可以成為反ESG的人，」布魯斯特説，「但我們很難做到反責任。」

責任編輯：楊紅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