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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亞洲首富總是出現在印度？｜全景讀書會（互動有禮）
2024-01-27 21:00
當所有人都覺得印度是一個窮國時，它的億萬富豪擁有的財富佔國民財富的比重卻僅次於俄羅斯。
印度為何在短短三十年內涌現出這麼多富豪，穆克什·安巴尼、高塔姆·阿達尼……這些富豪是怎樣實現財富積累的？他們又是如何擴張商業版圖的？
在《新鍍金時代》一書中，曾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國際戰略研究所亞洲分部執行主任的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
這本研究印度經濟的著作，也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重磅推薦。「這是一個關於印度貧富問題的故事，發人深省，引人入勝，更是悲哀地揭示了不平等如何有力地碾壓和擊垮一個國家的偉大成就。」以下摘自《新鍍金時代》，由新經典文化授權發佈。
新生億萬富豪
賈揚特·辛哈在麥肯錫工作時最早開始關注印度的新生億萬富豪，他於20世紀90年代入職這家管理諮詢公司，並一路做到合夥人，開設孟買的第一個辦公室，為公司贏得第一批印度客户。他表達精準，穿着得體，戴一副無框眼鏡，頭發稀疏但乾淨利落，客户一見就覺得他值得信賴。
辛哈生在印度，但講的英語是標準美音，這都得益於他在哈佛商學院的求學生涯以及在美國東海岸的工作經歷。2005年前后，印度經濟和股票市場蓬勃發展，他常因工作原因到印度出差。當時，跟他打交道的都是印度商界精英中的精英。他們驚人的新財富以及賺取財富的方式都令辛哈詫異。2017年，辛哈在新德里的家中接受我的採訪，聊到印度十年前的繁榮期，他跟我説：「我瞭解得越多越擔心。事情到后面再清楚不過，肯定有人操控市場。」
20世紀90年代初期，《福布斯》年度全球億萬富豪榜上還一個印度人也沒有。印度出生的亨度嘉四兄弟倒是在榜單上，他們是英國現在最富有的家族，財富總額達一百五十億美元，但他們公司註冊地大多在瑞士和倫敦，因而被算作英國人。緊接着，印度人開始零星地出現在榜單上，最早的是聲名顯赫的比拉集團掌門人庫馬爾·比拉，再之后就是德魯拜·安巴尼、火爆脾氣的鋼鐵大王拉克希米·米塔爾以及電信大亨蘇尼爾·米塔爾，他是印度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中能和高塔姆·阿達尼一爭高下的少數幾人之一。
榜單上的印度人一年比一年多，新世紀的頭幾年就多出幾十位，有像阿達尼一樣靠自己一路打拼，也有像維賈伊·馬爾雅這樣繼承家業以后逐步擴張。2010年，穆克什·安巴尼和拉克希米·米塔爾更是同時擠入全球億萬富豪榜前五名的行列。四年后，印度億萬富豪的人數突破一百位，其中，阿達尼的財富增長速度最快，僅算最后一年的增量就有四十億美元之多。
不過，印度的億萬富豪和別國的相比，究竟有多富？好像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2008年，辛哈為回答這一問題，找出往期的《福布斯》，在Excel表格輸入每名富豪的財富及其國家的經濟規模，參照各國國內生產總值計算最富有的一羣人擁有的財富佔國民財富的比重。結果令他大吃一驚，印度的比重之高僅次於俄羅斯。「大家都覺得印度是個窮國，但它的財富如此集中，快排第一了，太嚇人了。」他跟我説。
俄羅斯的經濟規模達到1.3萬億美元的時候，以擁有87位億萬富豪為傲。從辛哈的表格看，印度也不遑多讓，在經濟規模逼近1.3萬億美元的時候有55位億萬富豪。衆所周知，美國和巴西貧富懸殊，但印度的情況遠比它們嚴重。「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實行的都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辛哈説，「這之后，我們僅用十五六年的時間就讓財富集中到難以置信的地步，歷史上恐怕只有印度一個國家如此迅速。」
辛哈除深挖數字外，還在研究這些新起的億萬富豪賺取財富的方式。因身為印度人民黨資深領袖和前財政部部長的父親亞什萬特·辛哈，他打小就接觸政治。哈佛求學期間，他師從管理學泰斗邁克爾·波特，論文主要研究印度的許可證制度時期，商人如何利用政治上的人脈繞過規則。如今，印度的超級富豪不斷收割高額利潤的做法讓他想起早年的美國，他逐漸確信類似的事情正再次上演。
2011年，《金融時報》刊登一篇他和別人合寫的關於裙帶資本主義的文章，那篇文章讓我開始思考不平等和腐敗的問題。辛哈其實2008年就在印度的周刊《前景》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明確表示印度的新商業精英和「美國鍍金時代的強盜貴族」有不少相似之處。「很多沒有創新能力的公司賺到大筆財富，因為他們可以搞定政府，」他跟我説，「我很生氣，經濟明擺着被少數人操控，這是官商勾結的系統性腐敗。」
政治風險分析師伊恩·布雷默稱新興經濟體的標誌性特點是「政治對市場結果的影響至少與經濟基本面的影響同等重要」。發展中國家的公司經常要面對執法不力和不透明的難題，為求發展，他們逐步養成依賴關係和保護傘的習慣。印度自由化改革以前，此類問題尤為嚴重，這主要受制於印度「裙帶社會主義」盤根錯節的法規和許可證制度。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希望新規則能一舉打破過去的條條框框，原有體系會逐漸消亡。一開始，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老牌公司的確有式微的跡象，更善於抓住印度全球化時代機遇的新一代企業家也確實藉此機會崛起。
科技外包公司就是典型，美英等國的藍籌公司為降低信息系統的運營成本，會遠程聘請物美價廉的印度專家解決問題。信息技術公司印孚瑟斯的崛起已成為商界傳奇：一個由中產階級工程師組成的團隊，拿着區區數百美元的啟動資金，在班加羅爾做出世界一流的大公司，這個南部城市也因此逐步發展成印度的技術中心。
印孚瑟斯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初，但真正做大還是在自由化改革以后。如今提起印度，不少人都會想到有開創性的初創公司和巨大的客服呼叫中心，這種新形象離不開印孚瑟斯等幾家大型信息技術公司的功勞。納拉亞納·穆爾蒂和南丹·尼勒卡尼是印孚瑟斯最有名的兩位聯合創始人，他們因其體現的階層上升可能性和經商良心在印度備受推崇，也是第一代科技億萬富豪。
當年，尼勒卡尼隨口說了句：「湯姆，當今世界的競技場已被夷為平地。」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就受這句話啓發在2005年寫出《世界是平的》，這部扣人心絃的傑作為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譜寫了一首讚歌。印孚瑟斯的成功也鼓舞了一代人。「我小時候，你如果想做一名成功的商人，首先得生在一個富商家庭。」蘇格蘭皇家銀行印度區負責人米拉·桑亞爾跟我説，但印孚瑟斯的穆爾蒂用個人事蹟「説明中產階級不僅可以在商界有所作為，還可以不用低劣的手段。他是那一代人的希望之光」。
好景不長，經濟形勢沒多久就出現不好的苗頭，大家心中的希望也隨之黯淡。儘管如此，國外對印度還是一片讚美之聲，《外交事務》2006年的一篇社論稱印度講述了一個「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故事」。但印度國內的經濟大增長也為腐敗提供了理想土壤。資深議員拉傑夫·錢德拉塞卡爾從政前是科技公司的老總，同時也是個開蘭博基尼的億萬富豪，他曾跟我説：「一直到2000年前后，印度人還覺得國家多一個億萬富豪是好事，他們認為這恰恰説明印度的時代來了。」20世紀90年代成長起來的企業家主要靠信息技術、醫藥和汽車製造發家，下一代企業家涉足的領域則和政府聯繫更為緊密。「過去十年，印度涌現的億萬富豪大多是靠政治關係做出來的，」錢德拉塞卡爾説，「在他們的行業，一個公司能否賺大錢完全取決於政府政策。」
辛哈做好表格后沒多久就把結果發給未來的印度央行行長拉古拉邁·拉詹，二人曾同在印度最負盛名的工科院校印度理工學院讀本科，關係一直不錯。當時，拉詹還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但他已開始擔任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的非官方顧問。拉詹對辛哈的研究成果大吃一驚，他2008年下半年在孟買的一次演講中專門提到這個研究，並拋出個言簡意賅的問題：「印度是否有滑入寡頭政治的風險？」
拉詹引用辛哈的數據表示印度確實有此風險，落入企業家腰包的公共資源越來越多，讓他們輕松收割本不應該賺的鉅額財富。「億萬富豪的財富主要靠三樣東西：土地、自然資源、政府的合同和許可證。許多人發財都仗着自己和政府關係密切。人數之多，財富之巨，觸目驚心。」幾年后，拉詹的擔憂基本得到印證。當時，辛格政府陷入腐敗醜聞，媒體曝光其將土地、煤礦等資產轉移給幾家和政府往來密切的公司，導致數百億美元的國有資產流失。這類問題在印度根深蒂固，拉詹后來為此創造出「資源統治」的新説法，以區別於許可證制度，指一種俄羅斯風格的體制，政客、官員、企業家三方沆瀣一氣，瓜分有價值的自然資源，而后在內部分配收益。
醜聞曝光后，哈佛大學的學者邁克爾·沃爾頓決定進一步深挖任人唯親的體制和億萬富豪之間的聯繫。他出生在英國，最早接受的是政治學家的訓練，2007年搬到新德里，妻子也在世界銀行的新德里分部上班。此前，二人都在墨西哥工作生活，這個國家以富甲一方的財閥和喜歡任用親信的政治領袖聞名，其中許多人都在電信、銀行等國有行業私有化的過程中趁機撈過一把。沃爾頓擔心印度會跌入同樣的陷阱。「我沒預料到印度的億萬富豪竟然擁有如此多財富，這也激起我的研究興趣，」他跟我説，「我的擔憂是印度這樣下去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墨西哥。」
沃爾頓看過辛哈的表格和拉詹的演講后，也找出《福布斯》的數據開展研究。他發現20世紀90年代中期，印度億萬富豪的資產僅相當於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的1%，但短短10年后，這個數據就激增到10%。他想找出大幅增長背后的原因，於是將印度的億萬富豪分成兩組，第一組從事的行業和政府基本沒有交集，在這些行業中脫穎而出多半靠效率和創新；第二組的行業和政府聯繫緊密，沃爾頓稱之為「高額租金」行業，他們能否賺到錢或所謂的「租金」，主要取決於能否搞定政府。
「尋租」是經濟學家頗為擔憂的經濟現象，指公司憑藉壟斷土地、資源、知識產權等生產要素，賺取在自由競爭市場上不可能獲得的高額利潤。有的公司靠遊說和賄賂政府尋租，有的靠同業聯盟或一家獨大。左派思想家有時候會用「食利者」這個術語描述尋租人，他們設法獲取有價值的資源，如鑽探石油或房地產開發的許可證。沃爾頓通過挖掘數據找到明顯規律。印度1991年開始改革后的頭幾年，新誕生的億萬富豪從事的多是信息技術服務這樣尋租可能性很小的行業。不過，經濟騰飛及全球化進一步發展使印度對商品和土地的需求急劇上升，與之相伴的新一代億萬富豪基本上都來自高額租金行業，包括礦產、地產、水泥、基建和電信。
穆克什·安巴尼旗下的電信公司 Jio
自此以后，這些億萬富豪的財富有漲有跌。沃爾頓的數據表明，2008年股票牛市期間，億萬富豪的淨財富一度膨脹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2%，但這個驚人的數字並沒有維持住，2013年和2014年印度經濟就遭遇硬着陸，許多高額租金行業的企業家損失慘重。不過，億萬富豪的財富整體還是穩定在很高的水平。2010年到2016年，他們財富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維持在十分之一左右，這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印度雖是貧困國家，但億萬富豪佔據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和俄羅斯相比也沒差多少，這絕對是個異類，」他告訴我，「也正因如此，現如今有這麼多人拿印度的億萬富豪和美國19世紀鍍金時代的強盜貴族相提並論。」
將印度的億萬富豪分成兩組的做法雖然粗略，但很有啓發意義。作家兼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的投資人魯奇爾·夏爾馬也提過類似的分法，原話是「好億萬富豪和壞億萬富豪」，分別指那些依靠創新賺錢的人和依靠行賄與保護傘賺錢的人。現實生活中，兩者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穆克什·安巴尼、維賈伊·馬爾雅、高塔姆·阿達尼都是頗具爭議的人物，但沒有人會質疑他們的管理天賦和交易能力。與之相對，面上乾淨的信息技術巨頭也有尷尬的時候，他們很難回答軟件園的地是怎麼來、管理標準較公司創立之初是否有下滑這類問題。2009年，印度遭遇歷史罕見的公司醜聞，薩蒂揚計算機科學公司因十億美元的鉅額財務造假走向破產，許多人將它的垮臺和美國能源公司安然不光彩的轟然倒塌相提並論。
話雖如此，要想找出寶萊塢寡頭並不難。他們大多在高額租金行業操縱着自己的家族企業。他們的企業就像巨無霸一樣無序地向各個領域擴張，和西方那些專攻一個方向且有清晰股權結構的企業明顯不同。有些寶萊塢寡頭的經營模式跟俄羅斯的寡頭有幾分相似，即用國有銀行提供的貸款快速拿下國有資產。大多數寶萊塢寡頭只從事和政府關係緊密的行業，如此一來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脈。當地人專門給寶萊塢寡頭起了個「承辦人」的別稱，意指個人或家族控制一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在經營上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為在尋租這門生意上分一杯羹，許多巨頭致力於搭建複雜的網絡以提升自己的影響力。有的和維賈伊·馬爾雅一樣當上政客。有的建立現代版的「信實工業情報機構」，試圖如法炮製老安巴尼當年花費數十年心血在新德里建立的發達情報網絡。有的採取更隱晦的方式，如開醫院、學校、酒店和報社。「原因很簡單，」夏爾馬説，「在印度，大多數人都知道收取現金賄賂是不對的，但收禮不一樣。給家屬免費提供醫療服務，給小孩免費辦理入學，給侄女在酒店免費舉辦婚宴，或者在當地報紙上正面報道一個人的商業故事或政治抱負——哪怕這樣貴重的禮物，也很少會有印度人覺得不妥。」
辛哈和沃爾頓描述的圖景讓人喜憂參半，它呈現了1991年以來印度正在形成的新型資本主義，這一趨勢在21世紀初的十年，也就是印度重新融入全球化，經濟進入繁榮期后尤為明顯。但這還遠談不上被裙帶資本主義主導。印度經濟有很大一部分還屬於灰色經濟，大多數印度人不是農民就是小農場主，另一些行業則由具備全球競爭力的公司主導，比方電子商務、信息技術、媒體和金融服務業。再者就是印度有不少國有企業，這些國家支持的大家伙依舊佔據國民產出的五分之一。
話說回來，高額租金行業顯然佔據着印度經濟不小的份額，用一篇研究報告的話講，這些行業有「一套獨特的印度商業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能否在德里政界左右逢源纔是衡量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最高標準，也是決定企業存亡的第一要素」。
辛哈后來代表印度人民黨在議會奪得一個席位，並出任納倫德拉·莫迪政府財政部副部長。他當時把印度的許多問題歸咎於上屆執政的左派政黨國大黨及其貪腐的弱點。但他也指出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印度經濟有三股勢力交織在一起，其一是國家資本主義，指鋼鐵、礦產等仍由國有企業主導的行業；其二是自由資本主義，指和世界經濟聯繫最為緊密、競爭激烈、少有貪腐現象的行業；其三是最讓人頭疼的裙帶資本主義，指寶萊塢寡頭控制的行業，它們大多和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辛哈稱三股勢力在激烈交戰，戰果將決定印度未來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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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14億人口大國，30年經濟自由化改革
一部關乎世界新秩序的野心之作，穿透印度政治與商業共生的真實內幕
40年前，印度在風雨飄搖中開始經濟自由化改革，如今已成為世界衰退大趨勢下仍舊堅挺的新興經濟體。
今日的印度擁有世界蕞大規模且結構年輕的人口、發達的科技、日益龐大的中產消費羣體和逐日膨脹的樂觀野心，然而在沸騰的表現之下隱現着不可持續的危機：商業巨頭壟斷着經濟成果，被落下的普通人無力改變貧窮且無望的生活。政治與商業的共生曾促成印度的經濟奇蹟，一度作為發展潤滑劑的腐敗，現在卻侵蝕着本已鏽跡斑斑的國家機器和每個人的生活。
身為財經記者與政策分析師，詹姆斯·克拉布特里在擔任《金融時報》駐孟買分社社長的5年間，長期跟蹤和採訪眾多政商要人，從世界上蕞昂貴住宅的空中露臺到貧困村莊塵土飛揚的大規模政治集會，全面呈現一個處在轉型風口浪尖的分裂社會，以及它未來對整個世界的重要意義。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
英國作家、記者、政策分析師，生於蘇格蘭，先后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曾為哈佛大學富布萊特學者，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國際戰略研究所亞洲分部執行主任。他還曾為倫敦和華盛頓的多家智庫工作，在英國首相戰略部門任政策顧問，2011年至2016年擔任《金融時報》孟買分社社長，並長期為《紐約時報》《經濟學人》《外交政策》《連線》等刊物撰稿。現為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傑出訪問學者。
《新鍍金時代》
作者：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