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埃及博物館，擁有世界上最精美且豐富的古代埃及文物館藏

今天的埃及博物館是開羅埃及文物藏品的第五個家。首批文物展出於1835年，地點位於開羅市中心的阿茲巴基亞公園（Azbakiya Gardens）。隨后，它們被重新安放在薩拉丁城堡（Saladin’s Citadel）的展廳內。1855年，埃及總督賽義德（Khedive Said Pasha）將這批館藏作為禮物贈與奧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法國埃及學家奧古斯特·馬里耶特在尼羅河岸邊的布拉克（Bulaq）展出了第三批藏品。1878年，尼羅河洪水威脅到了布拉克的展館和文物，它們又被搬遷至第四個地點，位於吉薩（Giza）的伊斯梅爾（Ismail）總督行宮的一座附屬建築內。

1902年11月15日，在總督阿拔斯·希爾米（Abbas Helmi）的統治時期，現在位於解放廣場的博物館在加斯東·馬斯佩羅（Gaston Maspero）的指揮下竣工。最初博物館的藏品數量約有50000件，目前館內所藏文物已超過150000件。每一件文物都會被錄入數據庫，以確保館員們能夠保持記錄更新，以及幫助學者們獲取研究所需的信息。大多數通過發掘、購買和沒收而獲得的文物都會被運至埃及博物館，在這里展出或者保存。如今，新出土的文物會就近保存在地方博物館內，這樣的博物館目前全埃及有27家。

埃及博物館擁有世界上最精美且豐富的古代埃及文物館藏。這里有來自古王國時期的藏品，例如哈夫拉（Khafre）、孟卡拉（Menkaure）、拉霍特普（Rahotep）、諾夫瑞特（Nofret）、卡培爾（Ka-aper）等人的雕像，以及塞奈布（Seneb）與家人的雕像。此外，還有在胡夫（Khufu）的母親海特夫瑞斯（Hetepheres）的墓中出土的文物，包括她的傘蓋、牀、凳子、轎椅以及棺槨，它們在博物館一層的一間特別的展廳展出。

這里有來自中王國時期的藏品，例如孟圖霍特普（Mentuhotep）的雕像，麥斯提（Mesehti）的模型，麥克特瑞（Meketre）的模型，塞努斯瑞特二世（Senusret II）和阿蒙奈姆赫特三世（Amenemhet III）的雕像，以及克努姆特（Khnumet）公主、斯特哈托爾（Sit-Hathor）、斯特哈托爾伊烏奈特（Sithathoriunet）、麥瑞瑞特（Mereret）、烏瑞特（Weret）、伊塔（Ita）、伊塔烏瑞特（Ita-Weret）、奈菲魯普塔（Neferuptah）等人的飾品。

新王國時期的藏品有阿赫霍特普（Ahhotep）的飾品，哈特舍普蘇特（Hatshepsut）、塞內穆特（Senenmut）、圖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和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雕像，尤雅（Yuya）和圖雅（Tuyu）的文物，哈普（Hapu）之子建築師阿蒙霍特普、埃赫那吞（Akhenaten）和奈菲爾提提（Nefertiti）的雕像，以及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納赫特敏（Nakhtmin）和其妻子的雕像。圖坦卡蒙的珍寶在樓上東側長廊、北側室和三號廳內展出。關於古埃及晚期，博物館有幸展出於1939—1940年出土自塔尼斯的珍寶。這批珍寶包括來自不同時期的珠寶首飾共計超過600件，目前安放在環境良好的展櫃中展出。

《埃及博物館珍寶圖鑑》，[意]弗朗西斯科·提拉底提 [意]阿拉爾多·德·盧卡 著，高偉 李國嬌 譯，化學工業出版社2023年7月版。

[意]阿拉爾多·德·盧卡

拿破崙將尼羅河谷與法老文明

重新帶回到地中海文化圈

拿破崙遠征埃及從軍事角度來講已被證明是徹底失敗的，但至少還有一項功績，它將尼羅河谷與法老文明重新帶回到了地中海文化圈。外國列強在亞歷山大和開羅的代表們在埃及任職期間被埃及藝術品所吸引，這些領事們蒐羅了大量的文物然后將之運回歐洲各大城市。由此開啟的繁盛的藝術品貿易使得歐洲人對埃及的一切東西都充滿興趣——從19世紀初期的家俱風格和裝飾藝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影響。

對埃及及其文物再次流行起來產生的興趣促使許多歐洲貴族親身來到尼羅河畔參觀遊覽。裝備着難以想象的豪華設施的船隻在尼羅河上漫遊。除了考察和繪製最重要的古蹟之外，這時的參觀者必會購得一些文物向家中的親朋好友展示。這些19世紀的紀念品通常尺寸可觀。木棺是最受歡迎的物品，木乃伊的訂貨數量同樣龐大，尤其是仍然包裹着繃帶的。木乃伊到達歐洲后，便開始組織表演，在拆開木乃伊繃帶的時候，一些敏感的淑女會當場暈倒。除了木乃伊和木棺，王像與神像的生意同樣興旺，還有石碑、夏勃提（Shabit）像、紙莎草、家俱、容器、護身符和聖甲蟲等。帶裝飾和銘文的殘破文物會被整個運走，而完整的物件則有可能面臨被狂熱的歐洲遊客拆解的厄運。

即便是聖書體文字的破譯者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也無法抵抗塞提一世（Seti I）墓中彩繪壁畫的精美，於是決定拆下一根門柱（如今在巴黎的盧浮宮展出）。商博良的托斯卡納同事伊波利托·羅塞里尼（Ippolito Rosellini）如法炮製，將另一根門柱拆下運回了佛羅倫薩。最初，埃及人對於西方人如此熱愛從地里冒出來的石頭這件事感到迷惑。隨后，石頭下面有寶藏的謠言開始傳開。

考古遺址附近的村民們開始洗劫墓葬、神廟和雕像以試圖找到珠寶首飾和貴重物品，但都無功而返。不久之后，埃及人才意識到那些外國人是對石頭本身感興趣而不是其他可能掩藏的東西。儘管他們自己覺得這些被雕刻過的石頭沒有任何吸引力，但他們很快便成爲了尋找和發現文物的專家。事實證明，缺少真品文物並不是問題，埃及人立刻便製作出了品相足以亂真的贋品，就連當時的埃及學家也難以分辨。

拿破崙遠征之后的30年，埃及到處都是因各種原因從事文物貿易出口的人。地方當局的政策措施還促進了埃及文物流向海外。那時的埃及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的（Muhammad Ali）統治下，穆罕默德·阿里被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奧斯曼帝國蘇丹任命為總督（viceroy）。拿破崙遠征之后，穆罕默德·阿里實行了廣泛地向西方世界開放的政策。外國人，尤其是大國的代表們，可以爲所欲爲。因此，他們可以輕易地獲得在埃及發掘的許可。從與歐洲列強親密的關係可能帶來的經濟和商業利益來看，發放「發掘許可」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穆罕默德·阿里在外國的援助下成功地開啟了現代化的進程，使得埃及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獲得了顯著的改善，但是事實證明這並沒有為貧困人口帶來好處。

然而，他的計劃同樣導致不計其數的古代建築遭到損毀。許多古蹟被拆解，石塊被填進石灰窯或被用於建造新的建築。許多工廠甚至獲得官方許可去購買木乃伊，把提取物用於工業製造。焚燒木乃伊可獲得一種精細的炭，研磨后可用於糖的提純和漂白。埃及作為甘蔗主要的生產國廣泛地使用這項技術，並且將該原料大量出口到法國北部的製糖廠。這就是1828年商博良所面對的埃及，它的全部精力都關注於未來而對燦爛的歷史置之不理。

《埃及博物館珍寶圖鑑》內頁。

通過對比《埃及志》的圖版，這位年輕的法國學者不禁發覺在這三十幾年間不計其數的古蹟遭受到了人為的毀壞。完整的神廟建築羣不留痕跡地憑空消失了。曾經屹立在神道兩旁和庭院中的巨型雕像和普通尺寸雕像變為商博良眼前的一個個沙土地上的深坑。讓商博良尤其感到驚訝的是任何人都可以運走他們想要的東西，國家並沒有意願去管理流出埃及的文物。他特別擔心珍貴的文物可能會被鎖在歐洲富人的家中永不見天日。然而，他並不反對在官方授權下用於在博物館或公共場所展出的文物被運出埃及。因此，他對保護埃及古蹟有着相當矛盾的態度。

一方面，他批評個人可以輕易地獲得「發掘許可」；另一方面，他卻毫不猶豫地為盧浮宮蒐羅藏品。他還計劃將盧克索神廟第一塔門前面的兩座方尖碑中的一座運走，這一計劃最終於1836年完成。當時法國的領事弗朗索瓦·米莫（François Mimaut）是極為熱情的支持者之一。然而，他又率先以官方身份提醒埃及政府應重視自身歷史和文化遺產。由於對文物的熱愛，米莫曾直接向穆罕默德·阿里提出嚴重抗議，反對拆除一座吉薩金字塔來作為建造尼羅河大壩的石料。

或許是米莫建議穆罕默德·阿里應當委託商博良撰寫一份關於保護埃及古蹟的報告，商博良在離開埃及前提交了這份報告。他在報告中從歷史的角度強調了古蹟保護的重要性，並且還指出參觀過尼羅河谷的所有歐洲的重要人物都應對文物古蹟的損毀和流散深感遺憾。商博良還呼籲應加強對文物發掘和文物出口的管制，但並未提出任何具體的措施。然而，當報告提交給穆罕默德·阿里之后，並未有人願意跟進商博良的建議。販賣文物的人從中獲得了鉅額的利潤，無論是埃及的文物商販還是歐洲的富人顧客都不曾真正關心過文物的保護問題。

向公眾開放了第一座

真正意義上的埃及博物館

時光飛逝，埃及人對本國文物古蹟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曾在巴黎學習和生活過的埃及文化學者瑞法·塔赫塔維（Rifa’aal-Tahtawi）成爲了保護埃及文化遺產的具體措施的推動者。他的理念促成了19世紀埃及民族主義意識的發展，並喚醒了人們對歷史以及與埃及過去的輝煌有關的一切的興趣。塔赫塔維成功地提升了公眾對於文物價值的關注度，並於1835年8月15日頒佈了一項法令，首次對埃及文物貿易實行了管制。雕刻過的石塊和文物禁止出境，文物在開羅的某地被集中保存和展示，這與當時歐洲的所有大城市相同。收集第一批文物並運至阿茲巴基亞花園展廳的工作交由一位長期居住在開羅的法國工程師和地理學家——利南·德·貝勒豐（Linantde Bellefonds）完成。

儘管出臺了暫時性的措施，但1835年的法令被長期忽視。埃及文物的對外貿易和對古蹟的毀壞仍在毫無節制地進行。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繼任者們繼續將新的文物藏品視為私有財產，在有需要時便抽取一件當作禮物贈送給貴賓。數年之后，這種做法導致館藏不斷減少，博物館遷址。

薩拉丁城堡里教育部的一間大廳就足以放下尚未贈送出去的文物了。1855年，當阿拔斯總督將剩下的藏品作為禮物贈送給前來埃及正式訪問的奧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安時，首座埃及博物館的故事就這樣徹底結束了。盧浮宮的助理館員奧古斯特·馬里耶特為豐富巴黎科普特手稿收藏而來到開羅已經5年時間了。當他的任務宣告失敗時（科普特長老禁止出售任何保存在教堂里的手稿），他決定去薩卡拉做發掘工作，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在那里發現了塞拉皮斯墓（Serapeum）的入口。馬里耶特繼續在聖牛阿匹斯（Apis）的墓地工作了3年，直到他不得不返回法國。

《埃及博物館珍寶圖鑑》內頁。

然而，沙漠中的經歷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在那三年中必須應對的所有困難使他確信，埃及需要有效的機構來促進其古蹟的保護。隨后，他抓住了拿破崙二世（Napoleon II）計劃遊覽尼羅河的機會，以為訪問做準備為藉口再次來到埃及。到達后，他開展了一系列發掘工作，並努力提高地方當局對古代文物的保護意識。

1858年，總督下令成立埃及文物管理局（Egyptian Antiquities Service），這是負責監管全國的考古發掘工作的實體機構。機構負責人的職位自然地落在了馬里耶特的身上。上任后，他立刻啟動了一連串的考古發掘與研究項目。來自埃及全境的數量龐大的文物很快地便匯聚到了開羅。在文物管理局成立的初期階段，馬里耶特不得不面臨各種難題，被迫與那些想繼續從事文物生意的埃及人和歐洲人周旋。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859年，馬里耶特的工人們在德拉阿布納加（Dra Abuel-Naga）發現了阿赫霍特普的隨葬品。但基納（Qena）的市長沒收了王后的木棺，他一心想討好總督，打算把這件寶物送到開羅去。馬里耶特派人攔截下運送文物的貨船，成功地收回了珍貴的文物，並予以嚴厲的警告。1867年，阿赫霍特普的珍寶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上展出。即便在這種場合下，馬里耶特也不得不回絕歐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企圖得到這批珠寶的心意。

《埃及博物館珍寶圖鑑》內頁。

儘管面臨各種問題，埃及的經濟仍處於困境，但馬里耶特還是成功地於1863年利用過境管理局（Administrationdu Transit）的辦公場所向公眾開放了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埃及博物館。這座可以俯瞰尼羅河的建築位於布拉克區。隨后，得益於馬里耶特及其助手每年組織的考古發掘，博物館隨着藏品數量的增長而多次擴建。1864-1876年間，藏品手冊出版發行，並重印了6次。

但是，布拉克的選址在尼羅河氾濫時暴露了嚴重的缺陷，1878年的那場洪水導致許多文物丟失。一直將布拉克建築視為臨時場所的馬里耶特抓住了這次機會，堅持要政府為博物館提供永久性場所，既可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館藏需求，又可以不受洪水侵擾。埃及政府之前已經批准了在傑濟拉島（Gezira）南端修建一座大型博物館建築的計劃。然而，無論是馬里耶特所提的要求還是政府發佈的法令都沒能得到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因此布拉克的博物館又運行了10年。

層出不窮的新文物使得

展廳的佈置不斷地變化

馬里耶特去世后，博物館的工作由與馬里耶特共事近20年的路易吉·瓦薩里負責。繼任的加斯東·馬斯佩羅竭盡所能想把博物館搬離布拉克區，但沒有成功。在隨后的歐仁·格雷博（Eugène Grébaut）任期內，布拉克館藏的狀況飽受批評。1889年，這座建築的容量到達了它的極限：展廳和庫房內無一處閒置空間，當時發掘出土的文物不得不在上埃及的貨船上擱置了許久。

這種嚴峻的情況迫使總督伊斯梅爾將自己在吉薩的行宮貢獻出來（現為動物園）作為博物館的新址。在1889年的夏天至年底期間，藏品被從布拉克搬遷到了吉薩。1890年1月，新博物館準備向公眾開放。幾年之后，建造新博物館的計劃通過審批。在競標的73份方案中，法國建築師馬塞爾·杜爾尼翁（Marcel Dourgnon）的方案最終脫穎而出。他的設計在當時相當前衞。首先，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專門作為博物館而設計和建造的建築物。其次，建築物整體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使用的是當時剛剛發現的一種相對新穎的材料。許多競標設計方案的靈感都來自古代埃及建築模型，而杜爾尼翁設計的博物館則有着古典的樣式和外觀。只有平面佈局的部分巧妙地與古埃及晚期神廟的格局相融合。例如，大長廊與建築主體相垂直的部分讓人聯想到埃及神廟的塔門，而寬闊的中央大廳與周圍側室的佈局如今依舊可以在艾德福（Edfu）神廟內見到。

杜爾尼翁將博物館內部設計成一個開放的空間，不同區域之間沒有嚴格的界線，可以讓遊客漫步其間，感受古代埃及恢宏的氣勢。然而，杜爾尼翁的中標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尤其是對為新館的資金籌措盡心盡力的意大利社羣而言，法國人的勝利代表了意大利人的失敗，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欺騙。也可能是出於這個原因，博物館的承建方是來自意大利的格羅佐·扎法拉尼（Garozzoe Zaffarani）公司。新館於1897年1月啟動建造，地點位於駐紮在開羅的英軍營房旁邊的空地上。

奠基儀式於同年4月1日舉行，王子阿拔斯·希爾米和馬斯佩羅出席儀式。馬斯佩羅接替了格雷博的工作，再次擔任了文物管理局的負責人。1901年11月，文物管理局聘用了意大利建築師亞歷桑德羅·巴桑提（Alessandro Barsanti），從1902年3月9日開始將吉薩行宮的藏品運至新館。運輸期間約5000個木箱被使用。另有兩輛專列火車在兩地往返了19次，用以運送大型文物。

《埃及博物館珍寶圖鑑》內頁。

第一次運送的48具石棺總重量超過1000噸。搬家工作在匆忙和慌亂中完成了。當所有文物被運抵新館后，文物局的官員突然發現一尊法老霍爾（Hor）的精美木製雕像不見了。懸案隨后被破，這尊珍貴的雕像在地下庫房的角落被找到了。在搬運期間，工人們由於擔心受罰，一些文物受到損壞后卻並沒有被及時上報。1902年7月13日，馬里耶特的墓遷至新館標誌着新館的搬遷工作完成。依照他的遺願，他的遺體將與他用畢生精力所收集的文物藏品永不分離。同年11月15日，開羅博物館正式開館。

新館內的布展設計遵循了19世紀末埃及的文化觀念。展廳按照時間順序安排，文物的展陳首先考慮美學標準。出於結構上的原因，體積最大、重量最重的文物被安放在一層，而二層按照年代順序展出墓葬中的隨葬品。生活中的日常物品按照類別被放置在不同的展廳內。1908年大長廊兩端的天窗需要重建，這項工作由一家法國公司用時一年完成。或許是在此時修建了樓梯四周的小陽臺，以用於安放在戴爾巴哈里所謂「第二隱蔽墓葬」（Second Cache）內出土的許多底比斯祭司的木棺。隨着館藏的豐富，該建築不斷被改造，位於一層的一些房間變成了商店。爲了擴大書店的面積，為其他服務提供空間，原本展示古蹟石膏模型的門廊也關閉了。

層出不窮的新文物使得展廳的佈置不斷地變化。例如，在泰勒阿瑪爾納（Tellel-Amarna）的發掘工作，以及隨后這一藝術風格的流行，使得博物館被開闢出了一個專門用於展覽該遺址出土文物的展廳。圖坦卡蒙的珍寶也需要一個合適的地方保存和展示。1923年，當圖坦卡蒙珍寶入館時，人們對二層展廳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調整。爲了給這位小法老所有的隨葬品騰出足夠的空間，戴爾巴哈里王室隱蔽墓葬內的棺槨不得不被移到了博物館的其他地方。

雖然博物館的外觀沒有重大的改動，但它所處的環境已與之前設想的截然不同。曾經的英國軍營如今已變成尼羅河希爾頓酒店。矗立在博物館后方的是拉美西斯希爾頓酒店，而前面則是開羅的心臟廣場——解放廣場。在博物館和解放廣場之間是一座被鐵藝柵欄圍起來的花園。花園的中央有一座噴泉，四周都是古代雕像。馬里耶特的墓原本計劃安放在博物館內（一層展出阿瑪爾納時期文物的地方），而現在位於花園的西側。奧古斯特·馬里耶特，這位為建立埃及博物館奉獻一生的人，至今仍長眠於一座古王國風格的石棺內。

本文選自《埃及博物館珍寶圖鑑》，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撰文：[意]弗朗西斯科·提拉底提 [意]阿拉爾多·德·盧卡 ；編輯：商重明；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