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地出門》作者新作：為什麼貧困在美國持續存在？

1881年，在發表了《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之后，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從鄉下搬到了帝國的首都莫斯科。這時候他已經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過上舒適的生活。

但托爾斯泰在莫斯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並不是繁榮，而是這個城市龐大的窮人羣體。他后來寫道：「我很熟悉鄉村的貧窮， 但城市的貧窮讓我吃驚，也無法理解。」憑着作家的敏感和同理心，他動手瞭解城市貧民階層並且試圖幫助他們。他走訪低等妓院，和逮捕乞討者的警察交談，甚至自己領養了一個貧困兒童。經歷了這些之后，他覺得自己終於瞭解了貧窮的莫斯科無法消滅貧窮的原因：導致貧窮的，正是像他自己這樣的富裕階層：「我坐在一個人的背上，勒着他的喉嚨，讓他揹負着我前行。同時，我告訴自己和身邊的人：我對此感到遺憾，我願意減輕他的痛苦，但我就是不下來」。

這是《掃地出門》作者、普利策獎得主馬修·德斯蒙德在今年3月出版的新書《貧困，美國造》（Poverty, by America，暫譯名）中提到的一個故事。在這本書中，馬修試圖通過這本書向人們説明：在今天的美國，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同樣的故事，還在繼續上演。

《貧困，美國造》（Poverty, by America，暫譯名）書封。

美國在過去五十年間也和這個世界一樣，經歷了很多進步。嬰兒出生死亡率下降了70%；人均壽命增長了10年；各種科技進步有目共睹。但是貧困依然困擾着這個國家的許多人。按照美國聯邦政府的貧困線估計，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貧困人口約佔全國人口的12.6%；2010年為13.5%；2019年這個數字是10.5%。在過去五十年間，這個數字有幅度並不算很大的起伏，但始終沒有明顯降低的趨勢。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在經濟衰退時略有下降，經濟回暖時則輕微上升。

除了整體上的貧困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族羣間的差異也是如此。和上世紀60年代相比，非裔美國人和白人所佔有的財富之間的差異幾乎沒有變化。據統計，2019年白人家庭所佔有的財富中位數是18.8萬美元，而黑人的數字是2.4萬美元。最高學歷為高中學歷的白人家庭所佔有的財富多於黑人羣體中大學學歷者。考慮到上世紀50開始的民權運動給社會所帶來的巨大變化，這些數字令人震驚。

為什麼半個世紀以來，

美國的貧困沒有改善？

貧窮是什麼？

缺少足夠的金錢購買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如衣食住行的需要，就是貧窮。在美國，它的具體技術標準是由一位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社會保障署的公務員莫麗·奧珊斯基發明的。經過研究，她發現當時美國低收入家庭收入的1/3會被用來購買所需的食物。依照這個邏輯，如果測算出貧困家庭所需最基本的食物的支出，則貧困線可以被設定為這個數字的三倍。1965年初，莫麗發表了她的研究成果，並且指出：約有5000萬美國人——其中2200萬是兒童——生活在貧困線及以下。當時的這個數字震驚了人們心目中已經相當富裕的美國。直到今天，貧困線的測算依然是根據莫麗的模型，並且政府每年會更新數據。2022年，單身人士的貧困線是13590美元；四人家庭是27750美元。

但這不是貧窮的全部。在美國，即便是一個可以購買大量價格低廉的工業化生產的商品的人，也依然可能是貧困人口中的一員——因為他們可能無法購買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物質條件比如電視機、手機這樣的電子產品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便宜。但是諸如醫療，房租、大學學費這樣的花費卻變得越來越昂貴。比如從2000年到2022年的二十年間，美國城市的平均汽油、能源及生活用水的價格，上漲了超過110%。美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邁克爾·哈靈頓（Michael Harrington）在60年前曾經説過，「在美國，穿得體面要比有體面的住所、食物和醫療容易得多。」 而這種狀況，在今天依然如故。

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作為一名民族誌學者，德斯蒙德關注居住正義、城市生活、底層剝削等議題。已出版作品五種。2016年，他被評為「影響全美政治議題的五十位人物」之一。代表作《掃地出門》獲2017年普利策非虛構作品獎。《貧困，美國造》為其關注美國底層與分配正義的最新作品。

為什麼半個世紀間，美國的貧困沒有改善？一個簡單而普遍被人接受的答案是，或許美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努力不夠。在左傾的人士們中間，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理論是，羅納德·里根總統的當選（以及同一時期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宣告了「新自由主義」， 「教旨主義」的盛行。這導致了政府大幅度削減針對窮人的資助，大幅削減了税收，並且放松了各種管制。也就是説，美國的貧困問題迟迟得不到解決可以歸結為我們在窮人身上的花費減少了。

但是作者認為這種説法是站不住腳的。

里根總統執政時期，人們的確目睹了大公司權力的擴張，税收的大幅度降低以及對窮人救助措施的減少——尤其是對貧困人口住房的補助。但是他並沒有能力大規模地廢止組成美國福利制度的許多長期項目。事實上在里根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在扶貧項目上的花費一直在增長，而且在他離任之后還在增長。對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們的救助資金，從里根當選那一年的1015美元/人，一直增長到特朗普任總統期間的3419美元/人。其增幅達到了237%。這個增長主要是由於醫療費用的上漲。但是即便刨除醫療，聯邦的投資從1980年到2018年間的投資也增長了130%。「新自由主義」是左派人士口中常用的詞匯。但是僅僅從數據看，美國聯邦並沒有在扶貧這件事情上變得吝嗇。

這就讓問題變得更為難以讓人理解：一方面聯邦政府的花費在上漲，另一方面，貧困人口的比例，沒有得到有效地遏制。

《掃地出門》，[美]馬修·德斯蒙德 著，胡訢諄 鄭煥升 譯，理想國｜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5月。

「漏水的」福利制度、

對窮人的壓榨

產生這種情形的原因之一，是美國的福利制度。比如「有子女家庭資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項目。一開始，幾乎所有的資金都被直接用來資助有孩子的單親家庭。但是1996年，時任總統比爾·克林頓對它進行了改革，用另一個項目「家庭臨時資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項目取代了它。新的辦法給了各個州很大的自主權，由地方來決定如何使用來自聯邦的大筆資金。結果很多州就創造出很多頗有創意的項目落地，比如亞利桑那用它來資助性教育項目；賓夕法尼亞則拿這筆資金來資助與反墮胎有關的項目；緬因州則拿它來資助基督教夏令營。從全美平均水平來看，TANF項目每資助1美元，貧困家庭得到的實際救助僅僅為22美分。

上述的問題，也即許多政府的資助項目無法直接到達窮人手中，也無法用來解釋貧困人口比例持續不變。因為這個國家的許多最大型的社會福利項目，比如「營養資助項目（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主要致力於為需要的人們提供食物券，而且醫療項目Medicaid的93%也直接到達了需要的人們手中。

《達拉斯買家俱樂部》劇照。

貧困的存在，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作者認為這是美國生活對於窮人在勞動力市場，住房市場以及金融市場上對於窮人的壓榨，或者剝削。

剝削這個詞匯，在人們腦海中天然帶着一種道德層面的負面意義。在社會科學家的眼中，這個詞匯有具體的含義：當我們得到的報酬低於實際的價值；或者當我們購買某種商品時付出的價格過高時，剝削就產生了。當我們不擁有物業，而且無法貸款時，我們就成為擁有物業的人們的附庸，造成了對我們的剝削。對於你來説划算的生意，對我來説就意味着不公平。

當我們的自由打折扣時，我們被剝削的情形就會被加強。

作者在書中描述了他所知道的那些迫於生計，必須在諸如快餐店打工，以最低工資的收入維持住房和飲食開銷的人們。他舉出的一個24歲 的年輕人，必須每周工作80個小時——也就是兩份全職工作以養活和他住在一起的母親和兩個弟弟。終於有一天，他暈倒在了採購生活物品的商店里。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提高最低工資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最低工資是經濟學界曾經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人們一直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因為資本一方會僱傭更少的用工。

直到1992年，一個天然的實驗發生了：毗鄰的新澤西州提高了最低工資額度，而賓夕法尼亞州則沒有。經濟學家經過分析，發現新澤西的做法並沒有影響就業率。后來經濟學者們用數百個獨立的研究，印證了這一發現。這才改變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直到今天，兩種聲音依然存在，而且民主共和兩黨依然站在這個問題的對立面。但是從學術界的角度來看，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任何一方的觀點都是站住不腳的。簡單説，提高最低工資對於就業率的影響，沒有普適的規律。不過上文中提到的那個年輕人如果在丹麥工作，他的工資會是他當時到手的數字的兩倍。

《無依之地》劇照。

失去權力制衡的美國社會

作者德斯蒙德教授認為，美國整個社會的權力制約機制的失衡，讓處於劣勢地位的勞工階層的處境，變得艱難且難以得到改善。

上世紀40-70年代是美國工人階級的黃金時代，那時候美國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工會的勢力遍佈全美。據統計，在50-60年代，美國工人的三分之一都是工會成員。僅在70年代，就有超過兩百萬工人蔘加了各種罷工。1965年的一個農業工人罷工更是長達五年。而結果則是，工人們 有更多的籌碼與資本家進行談判。那時候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而整個國家經歷了收入最為平均的時代。

當然，彼時的工會一直是白人工人的天下——他們一直對於非裔美國人持排斥的種族主義態度。到了70年代，美國開始經歷高通脹，隨后滯漲開始嚴重損害經濟的發展。而資本方這時候敏鋭地嗅到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工會的機會。財閥們開始了一場不斷滲透美國兩黨的大型的公關和遊說活動，最終説服了政客們，放棄對於工人的保護。

最大的考驗，終於在1981年來臨。在與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談判失敗之后，全美1.3萬名空中交通管制員離開工作崗位，開始罷工。強硬的總統里根在工人們拒絕回去工作之后，居然解僱了這10000多人。而公眾的聲音被完全忽視。大企業們，終於開始動作了。首先行動的是生產spam午餐肉的食品公司荷美爾，率先將工人的時薪由10.69美金降低到8.25美元。工人們的罷工帶來的是開除的結果。今天，僅僅由約1/10的工薪階層屬於工會。而且這些工會組織還基本都僅存在於公營部門如消防員、警察等。

工薪階層失去權力的結果就是，自己的處境越來越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到1979年，普通工人的工資每年增長為2%，但是此后這個數字跌到了0.3%。令人震驚的是，今天許多美國人的收入，與他們四十年前相當。據統計，在去除貨幣貶值因素之后，擁有高中學歷的勞動者，在2017年的收入比1979年同樣學歷、同樣工種的收入低了2.7%。沒有學歷的則更為糟糕，低了約10%。工人階層的向上流動，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説，變得非常困難。

當然，並不是每個工業國的情況都和美國一樣。德國的兒童貧困率是美國的一半。無論是比利時還是加拿大，都沒像美國經歷這樣的收入差距。為什麼？因為他們都儘可能地保留了工會。

在工薪階層失去權力的同時，大公司在市場上的權力日益擴大。在本世紀初以來，科技巨頭公司，比如微軟、蘋果、谷歌等，開始大量僱傭外包服務。這包括招聘部門、設施維護等等。全球75萬名直接或者間接為蘋果產品銷售服務的工作人員中，只有約十分之一是該公司的僱員。據分析，這些公司在每個外包服務的崗位上可以每年節省約10萬美元的費用。這就導致了低收入工種的向上流動性變得很差。許多公司禁止僱員之間討論自己的薪酬。還有非競爭條款來禁止離職的僱員，簡單説就是如果員工一旦離開自己的公司，在未來的某段時間，如幾個月甚至長達幾年的時間里，被禁止到競爭對手處工作。這實際上就是切斷了企業間以更高的薪酬獲得勞動力的一種途徑。

一些公司如優步，送餐平臺Doordash等，最大限度把用工工作的必須條件轉嫁到勞動者身上，比如所需要的汽車，汽油，支付自己的汽車保險等等。而同時，又把這些工作人員放置在嚴密的管控之下。根據很多地方與勞動有關的法規，為這些平臺工作的人們不算是全職僱員，因此無法享受到法律強制規定的各種用工福利，更不用提病假、加班費、最低收入了。因此有些國家和地區部分或者全部限制類似平臺的存在。比如匈牙利和泰國。在加拿大的某些城市，優步是無法運行的。而英國和荷蘭，則有針對性地把優步的司機劃歸為全職勞動者以讓他們享受到法律規定的權益。

隨着大公司權力的不斷擴大,他們一直在試圖壓低工作者的工資收入,同時盡最大可能提高勞動效率。比如在今天, 許多行業如大型購物中心的僱員、收銀員、卡車司機、快餐店經理等等等等，都在時刻被軟件監控其工作效率。一方面工資被壓低，另一方面工作效率在提高——這顯然符合教科書上關於「剝削」的定義。

在美國，最終為社會上最底層窮人兜底的是政府。貧困人口依賴政府資助的醫療保險和食物券生活。聯邦政府估計約有1200萬人使用政府為貧困人口設置的醫療服務，而領取食物券的人數高達900萬。而大多數使用這兩項服務中至少一個的，在一年中至少有一段時間是全職工作的。在2020年，馬薩諸塞州著名的購物超市Stop&Shop約有十分之一的員工註冊了政府的醫療項目Medicaid。北卡羅來納州的食品超市Food Lion每17名員工中就有一位領取食物券。

勞動力成本也是成本的一部分，所以華爾街的投資人在看到企業給員工漲工資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持否定態度。2015年，零售巨頭沃爾瑪迫於公共壓力，決定把員工的小時工資漲到每小時至少9美元。華爾街則馬上開始拋售該公司股票，這讓沃爾瑪經歷了歷史上股票單日最大跌幅——10%。作者在書中提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誰是投資人？曼哈頓高層建築的辦公室里西裝革履的商務人士們是，但是美國人口中53%擁有養老保險的人們都是——因為這個國家的養老計劃，各種投資都依賴於股票市場。也就是説，半個國家，都參與了這種殘酷的「剝削」。

這個國家的消費者們也是。觸手可得的外送、網絡購物，讓消費者們享受着價格低廉的快捷服務，而這背后，我們卻忽略了為我們提供這些服務的勞動者們低廉的收入。

「私有的奢華」和「公共的骯髒」

美國曆來被視為一個富裕的國家。但是作者提到，這個國家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私有的奢華和公共的骯髒。富人的社區和自己使用的設施非常先進、整潔漂亮，而公共空間比如很多公園，則破敗不堪。美國在公共服務上的投入，遠低於私人收入的增長。

在小布什和特朗普執政的中間，在俄勒岡州，人們的收入增長了112%，但是教育的公共投入卻只增長了54%。無論民主黨主導的藍色州還是共和黨所佔據的紅色州，這種趨勢都大致相同。在過去的五十年中，美國人的收入平均增長了317%，但聯邦的財政收入增長則是252%，並沒有趕上人們收入增長的步伐。在1955年，美國的公共投資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2%，而這個數字到了2021降低到了17.6%。私人消費則從國民生活總值的60%上升到69%。也許你覺得9%的數字並不大，但是換算成貨幣，它高達2000億美元。

作者調侃説美國人一度夢想着過上沒有老闆的自在生活，后來則變成了夢想過上沒有公交司機的生活。人人都開着私家車，而沒有人在乎對公共交通的投入。而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大力發展公共交通設施的加拿大。

《鄉下人的悲歌》劇照。

在美國，經濟的地位往往帶來不同的機會。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社會工作者，社會科學家，政策制定者試圖用各種方式把貧困的家庭從落后貧窮的社區中帶出來。后來，政策制定者們又試圖用諸如税收優惠這樣的方式鼓勵房地產開發商在富裕的社區建造相對便宜的房子。但是這些試圖彌合階級和族羣的手段幾乎都失敗了。為什麼？因為道理很簡單：生活在富裕社區的人們，不願意貧困的鄰居們搬進來。除了那些肉眼可見的隔離帶、植物分隔帶之外，金錢和法律所帶來的壁壘，更為堅固。

根據《紐約時報》2019年的一篇報道，在美國城市約75%的住宅區域土地上，除了有分離車庫的獨棟建築物外，其他類型的建築都是違法的。根據2021年的一項針對100個美國大城市的調查，這些城市中僅僅有12%的土地可以用來建造公寓住宅。這是美國城市規劃區域劃分法律的獨特模式。而在其他的富裕國家比如德國，政府甚至鼓勵在城市的住宅功能區域建造不同類型的房屋。根據民調，多數美國人都支持政府為低收入家庭建造更多的住宅，但前提是，不要建在自己的社區里。更有趣的是根據一項調查，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業主，更傾向於接受在自己的社區建造公寓住宅——作者調侃説，或許美國人沒有我們想象的，或者在表面上看到的那樣在政治上那麼極化。

一些富裕階層的自由主義傾向的白人似乎只在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脅時才支持激進的政策。在民權運動的那些歲月里，一些白人精英支持在公立學校、公園這樣的地方取消種族隔離，因為他們並不是使用這些設施。這種在貧困線止步不前的自由主義，不僅不能解決社會問題，還把社會融合所需要的成本轉嫁給了中產階級。這導致了工薪階層中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燃燒的，針對白人精英階層的憤怒。

美國的貧困問題，

有什麼解決方案？

作者認為美國聯邦層面應該改革社會福利體系。一個經常討論的爭議是中產階層認為自己辛苦工作，但還是要為更為貧窮的人的福利制度埋單。首先， 如果願意，美國可以有能力用大量資金把貧困人口從貧困線以下解脫出來：根據美國聯邦税務署的統計，每年未支付的税金就高達千億美元。這主要是大型的跨國公司和富裕家庭通過各種手段逃避的税款。其次，如果把諸如免税計劃這樣的福利制度的受眾擴大，不僅包括最底層的貧困線以下的民眾，也包括貧困線以上但不富裕的羣體，那麼社會的財富分配壓力會得到很好的緩解。現在的問題是，頂層的富人所付的税金相當之低。

美國應該給窮人更多的權利，拆毀一堵矗立在富裕和貧窮之間的無形的牆。應該讓貧困人口擁有選擇在哪里工作，居住，和銀行打交道及開始一個家庭的權利。美國的聯邦最低工資在2020年為7.25美元/小時。這個數字在過去十年間都沒有變化過。而至少有八十多個有全國最低工資的國家幾乎每年都修訂這個數字。賦予勞工更多的權利，像過去的工會那樣，是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當然，恢復到過去那種工會的形態顯然是不合理的。新的時代，需要新的勞動法律，來解決剝削勞動階層的種種問題。根據現在的法律，在工人之間組織新的工會，技術上難度極大。有些組織，比如服務業僱員國際聯盟，把整個行業的力量結合起來，成功地迫使西雅圖、紐約等地的官方提高了最低工資，這就是一種新型的力量制衡。有人會質疑這樣的舉措是破壞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體系，作者指出。而事實不是這樣，他們只是在「破壞剝削「，而不是經濟體系。

德斯蒙德在書中提到，美國的歷史課本上，已經承認了種族隔離的罪惡，但今天的新型隔離卻依然在發生。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富裕社區事實上存在着防止窮人進入的法律壁壘。如果政府能夠破除這些壁壘，在環境較好的社區建造面向低收入人羣的房屋，就可以為那些處在劣勢的人們提供更多的機會。有非常清晰的科學數據表明，在優質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孩子，無論是學業，還是日后的職業發展、心理健康，都有明顯的改善。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的案子之后，美國立法禁止學校的種族隔離。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經濟學家盧克·傑克遜研究發現，進入混合學校的黑人孩子，有更有益的學術表現，更高的畢業率，更高的大學入學率。有些州已經開始立法，鼓勵在富裕社區建立更多的廉價房屋。如果聯邦層面能夠給與更多的鼓勵和政策、資金支持，一定會有好的效果。

「掃地出門實驗室（Eviction lab）」網站跟蹤的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年內，美國有超過100萬人遭遇了被趕出房屋的情況。

本書的作者馬修·德斯蒙德不是經濟學家或者公共政策專家，我們不清楚他的建議是否在技術層面上非常可行。但是德斯蒙德長期對於貧困問題的關注，讓他對問題的關鍵，比如社會經濟結構中權力制衡的缺位，隱形的族羣隔離這樣的問題的描述，一針見血，直達本質。而德斯蒙德本人所領導的研究團隊也長期深入到相關的研究中。他們長期跟蹤一個具體的數據：全國貧困家庭因無法支付房租等原因被趕出出租房屋的數量，在網站「掃地出門實驗室（Eviction lab）」上公佈他們所獲得的大數據及相關研究結果。

在本書的結尾處，作者寫道：這個廣袤的國家有無數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最為基本的問題——人們的生存，應該排在第一位。而長期以來一直被是為非福利國家的美國所經歷的種種困境和實驗，為其他后發國家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可以參考的教訓和經驗。

撰文/邵鵬

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