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騎手社保多方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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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9月3日晚上10點，結束一天工作回到家脱下騎手製服，37歲的吳峰極速狂奔的一天才算真正結束。餐桌上是妻子照常給他留下的飯菜。此時，妻子和一兒一女均已睡下。

次日早晨8點，他需要先將大女兒送往小學，然后再將3歲的小兒子送往幼兒園。基本每一天，這半小時是他為數不多能和兒女見面聊天的時間。緊接着，他將再趕往外賣平臺站點報到，開啟「朝九晚十」的工作。

在這座只有36萬人的小城市，這樣的生活節奏他堅持了6年。吳峰所在的外賣平臺站點，像他這樣的老員工仍有十余位，更多新員工還在接連不斷地湧入。

沒有抱怨，也沒有讚美，他説外賣騎手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工作。「在縣城，如果沒有文憑又想獲得5000元/月以上的工資，大多隻能選擇外出務工或在本地尋找年底才能結賬的工地活。在村里職業沒有高低貴賤，掙不到錢纔會被看不起。」

近期，一則高校教授送外賣的文章將外賣騎手話題推至聚光燈下。這不是外賣騎手第一次被輿論所關注，從2020年9月《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到2021年4月「北京人社局一位副處長體驗送外賣，12個小時賺41元」，外賣騎手的生存現狀屢屢成為大眾關注的熱點話題。

按照官方定義，目前靈活就業人員約2億人，約佔全國就業人員的27%。而其中，討論最多的是依託於互聯網平臺就業的靈活就業人員，其中包括1000余萬外賣騎手、400余萬快遞員以及近600萬網約車司機，他們也被稱為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

2021年5月經濟觀察報曾刊發《託底平臺用工：2億新城市打工人如何抵風險？》講述了靈活就業人羣缺乏保障的現狀。如今時隔兩年多，從政策層逐步打破靈活就業羣體繳納職工社保的户籍限制、推行職業傷害保險試點到平臺企業探索更多保障方式，一些改變已經悄然發生。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表示：「世界範圍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面對過如此龐大的靈活就業人羣，並且靈活就業已成為世界就業的大趨勢，在保障方面各國都在探索。我們要找出一種符合當前國情的靈活就業人員保障模式。」

在馮帥章看來，過去幾年在靈活就業羣體的保障層面已取得了很多進步，但僅維持現狀還不夠。比如，可以根據靈活就業人羣收入波動性大、就業穩定性不高等特點，將社保制度設計得更加靈活。甚至於參照國外，在外賣員或網約車行業，先探索一些特殊保障方案。

外賣平臺的角色

自外賣平臺誕生起，它在騎手的保障上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承擔多少責任，一直備受關注。

按照現有法律，勞動合同或勞務派遣適用於《勞動合同法》，這意味着企業需強制性地給員工繳納社保（包括職工養老保險、醫保、工傷保險）；外賣平臺採用勞務外包僱傭外賣騎手，雙方為勞務關係，因此不適用於《勞動合同法》，而是適用《合同法》。

這意味着，外賣平臺不為騎手繳納社保並未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但爭議往往來源於此。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喬慶梅是持反對意見的一方。她認為，業務外包模式剛好規避了外賣員和平臺之間的勞動關係，這也讓平臺經濟中的勞動者社保繳費責任不夠明確。但不能説雙方沒有固定的勞動關係就不保障，平臺和外包公司從外賣員的勞動中獲取了利益，應當為他們的保障承擔責任。

喬慶梅介紹，在意大利、英國等歐洲國家，Uber司機就被認定為和平臺存在勞動關係；在國內，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要受到平臺的管理和制約，平臺從他們的收入中抽成，因此，平臺企業不為靈活就業人羣繳納社會保險費並不合理。

支持一方的意見是，靈活用工模式不同於傳統用工，外賣平臺沒辦法對騎手形成打卡上班等定時定量的工作要求。馮帥章表示，靈活就業羣體職業自由度較高，不受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的約束。同時，一些外賣騎手在多平臺承接訂單，如果強制平臺為他們繳納社保，還會涉及個人重複繳費的問題。

與此同時，平臺企業如果直接為騎手繳納社保，也將意味着承擔更多成本與責任。

以北京為例，2023年企業職工社保繳費基數下限為6326元。如果外賣平臺以繳費下限給騎手繳納社保，騎手個人需承擔的五險費用為645元（佔約10.2%，從工資中扣除），外賣平臺除支付工資外還需額外承擔的五險費用為2043元（佔約32.3%）。

在當前，外賣平臺依然面臨淨利潤增長的難題——財報顯示，2022年美團淨虧損66.9億元，直到2023年上半年才實現扭虧為盈，淨利潤近83億元。按照《2022年美團騎手權益保障社會責任報告》，2022年有624萬騎手通過美團獲得收入，這一數字包括那些只配送了少量訂單的非全職騎手。如果美團為624萬騎手以最低基數繳納社保，是一筆數十億級的成本支出。

眾合雲科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庚鑫表示：「如果把社保繳納責任或社保補貼責任全部轉嫁給平臺，平臺也將面臨巨大的經營壓力，目前來看並不現實。」

幾方爭議下，驅動着平臺企業在制度中不斷探索。

近兩年，部分平臺提供的解決辦法是，先為一小部分人繳納職工社保或商業養老保險。在網約車行業，自2021年10月起，滴滴開始在北京、重慶、武漢等數十個城市試點滴滴司機商業養老保障。此模式的運行規則是，如果當月滴滴司機達到一定的服務時長，次月即可開始投保，滴滴作為平臺方，按1:1的比例補貼司機。

工傷保險方面，2022年7月1日起，人社部在全國七個省市開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計劃試點2年。第一批試點在美團、餓了麼、曹操出行等7家平臺企業。一旦個人出現職業工傷，生活保障費、生活護理費由平臺負擔，醫療康復待遇、傷殘待遇、死亡待遇由基金負擔。

記者從相關人士處瞭解，目前每月有百萬級騎手參與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多平臺接單的騎手，由發生事故時正在執行訂單的派單平臺承擔責任。職業傷害保障採取按單繳費，保費由平臺承擔。

馮帥章認為，平臺企業肯定需要拿出一些資金，這屬於企業的負擔；其次，個人和政府在社保繳納中，也相應承擔了繳費責任，因此資金支出對於平臺既是負擔也是責任。繳納社保是多方在當下和未來的一個平衡。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薛惠元表示，未來可以要求平臺企業適當為本平臺的靈活就業人員提供社保參保補貼，政府應當為參保的靈活就業人員提供一定的財政補貼。在這種模式下，社保繳納可以由多方（例如平臺、政府和靈活就業人員）共同分擔，以減輕平臺企業的負擔。「具體成本分擔模式上，平臺可以按照工作年限給予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繳納補貼；政府機構可以適當降低靈活就業人員社保費用，或提高劃入靈活就業人員個人賬户的比例，從降低成本、提高待遇兩個維度增加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積極性。」

社保政策的探索

當前，職工社保涉及的「五險」分別為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個人若不繳納靈活就業的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還能選擇繳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但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目前大部分城市只能通過職工社保渠道進行繳納。實際中，「五險」在推進層次和覆蓋面上也不盡相同。

人社部、國家醫保局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底，職工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繳納人數分別為2.4億、2.9億、2.46億人，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超過13.4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約10.5億人，繳納人數遠大於失業、工傷和生育。

庚鑫表示：「對於靈活就業人員，短期內最急需的是意外傷害的基本保障；中長期看，則需要進一步提升養老、醫療保險險種的覆蓋面。」

對於短期內急需的意外傷害的基本保障，政策層面已經開始改變。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外賣騎手的安全保障只有3元/天的商業保險，保險的賠付金額和保障範圍均面臨諸多侷限，保障程度不及職工工傷保險。

這一情況在2022年迎來轉折。2022年7月1日，人社部在7個省市啟動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在9月4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人社部副部長李忠表示：「試點一年多來，效果應該説還是不錯的，制度運行也總體平穩。截至2023年7月底，7家平臺企業在7個省市已經有615萬人覆蓋進來，應該説相關人員的職業傷害保障權益都得到了有效地保障。我們還將在實踐中不斷總結，不斷探索完善，建立健全職業傷害保障管理服務規範和運行機制。」

對於中長期職工養老，庚鑫表示，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的經濟水平決定他們會衡量當期收益和未來保障。如果當期面臨較大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生活壓力，會倒逼他們更重視當期收益，將未來的收入保障排在第二位。

即使個人想量力而行，以較低繳費水平或更短繳費年限來繳納職工養老、醫療保險，當前制度的設計則意想不到地成為一道阻礙。例如，職工養老保險需參保15年才能在退休后享受相關待遇，最低繳費水平也是本省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0%。

薛惠元表示，當前政策規定不得以事后追補繳費的方式來增加繳費年限，但由於靈活就業人員的工作狀態和收入水平不穩定，容易出現斷繳情況。

呼籲建立彈性的社保繳費制度觀點由此而來。薛惠元表示，社保補繳政策應適度調整，允許靈活就業人員補繳社保費用，降低靈活就業人員的繳費顧慮。或者，適當降低靈活就業羣體繳費基數下限。比如，以本省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或本省最低工資標準作為繳費基數下限。

馮帥章也呼籲適當降低職工社保最低繳費標準。他認為，因靈活就業羣體收入起伏較大，建議根據收入水平，對其繳納金額進行靈活性調整。「雖然繳費金額有起伏，但總體上還是在不斷參與社會保障系統，系統也能根據繳納總額決定其退休待遇水平。」

其次，參考國外的做法，馮帥章建議對於收入超過一定水平的靈活就業者，可以要求其參照傳統就業者執行強制參保，並且由平臺企業和員工共同分擔社保繳費。

在社保轉移上，庚鑫則建議可參考德國工時賬户模式，即考慮靈活就業人員多僱主的特點，建立「可攜帶社保」的模式允許短期繳費、多重繳費。目前，如果個人更換工作地，在轉移養老保險時，養老金的單位繳存部分只能轉移個人繳費基數的12%，個人繳存部分則可全部轉移走。「目前這樣的模式不利於流動性較強的靈活就業人員繳納職工社保。」

德國工時賬户的模式是，單位和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金均納入個人賬户。在人員流動時，個人賬户資金全部隨個人流動。庚鑫表示，但這也會給公共服務提出更高要求，相關機構需要記錄好每人的個人賬户情況，可以考慮動員公共機構之外的市場化力量一起來推進制度發展。

個人的三種選擇

「一直以來，作為典型的靈活就業羣體，貨車司機的保障問題常常不被大眾所關注。」

作為註冊用户數超340萬的卡友地帶的保障策劃專家，徐雯長期以來關注卡車司機的生存狀況。他説，現在絕大多數卡車司機更多隻有居民醫保這一項保障。

究其原因，徐雯説很多卡車司機都在「賭」——司機們深諳工作風險很高，但當需要他們每月花費一定成本來購買城鎮職工社保或商業保險，他們就會衡量是否有必要。「因為現在他們本身收入並不高，所以繳費意願並不強烈。」

但繳納社保帶來的好處又是肉眼可見的。薛惠元表示，繳納社保的主要好處在於獲得一定的社會保障權益，包括醫療保險待遇、養老金等，有助於他們在面臨風險（尤其是在遭遇重大疾病風險）時獲得經濟支持，且在老年時有生活保障。此外，自行參保可以建立社保繳費記錄，有助於落户、貸款、租房、購房、子女入學、辦理簽證等。

對於靈活就業人員而言，雖然法律層面未強制平臺企業為其繳納社保，但也為其開設了多種路徑供選擇，制度方面也在不斷改革，且遵循自願原則。

2023年5月1日，上海正式放寬靈活就業人員在上海蔘保的户籍限制，這也是近兩年各大城市放開户籍限制的一個縮影。目前除北京外，靈活就業人員均可在就業地或户籍地以靈活就業身份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和職工醫保。

掃除制度障礙的另一面，如果以靈活就業身份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個人需承擔所有的保費繳納責任，並且可以在本省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0%-300%之間選擇適當的繳費基數，各省繳費比例為20%-25%。

薛惠元説，相當一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的收入低於社保繳費基數下限，他們繳納社保后，剩余的可支配收入非常有限，難以維持家庭開支；其次，職工養老保險和職工醫保的權益通常需要一定的繳費期限，但靈活就業人員的工作不穩定，容易發生斷繳現象。這將導致他們無法享受相應的社保權益。因此，很多人會選擇不參保。

基於此，這也是多位專家不斷呼籲降低職工社保最低繳費基數的原因。

除可以參加職工社保外，靈活就業人員目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繳納居民醫保和居民養老保險。這兩條路徑也幾乎讓絕大多數人都能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末，約5億人蔘加職工養老保險，約5.5億人蔘加居民養老保險；約3.6億人蔘加職工醫保人數，約9.8億人。

當然，因為繳費的差距，兩條路徑帶來的是待遇的明顯差距。人社部數據顯示，2020年，企業職工人均養老金為2900元/月左右。而2022年城鄉居民人均養老金為189元/月。

喬慶梅表示，目前關鍵需要突破的點在於，縮小兩條路徑之間的差距，要給人們提供享受同等待遇的便利，並實現兩條路徑的並軌。這方面不能只是「隔靴搔癢」，需要政府層面的不斷改革。

第三條路徑則是繳納商業養老保險，相比於前兩條路徑，商業養老保險面臨無法發揮基礎性保障的侷限性。

馮帥章表示，平臺企業給新就業形態人羣繳納商業養老保險是一個可發展的模式，這項制度實施操作比較容易，但更多依賴於企業與個人負擔成本，因此商業保險沒辦法完全取代社保體系，更多起着補充作用。當下關鍵還是需要社保體系的改革。

各種利弊因素疊加之下，靈活就業羣體數量還在快速擴張，甚至更多本科畢業生也開始入場。

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數據顯示，2020年和202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率均超過16%。

在多方採訪中，幾乎所有專家的觀點都是，靈活就業羣體包括新就業形態羣體數量進一步擴大已成為必然趨勢。馮帥章稱，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下，基於互聯網平臺就業的新就業形態羣體規模一定會進一步增長。

對於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投身於靈活就業現象，薛惠元表示，一方面，近年來，我國大學畢業生數量不斷增加，但下行的經濟形勢和市場崗位的飽和度難以提供足夠的傳統「正式」工作機會，導致人才市場競爭激烈，因此部分大學生將目光轉向靈活就業領域，如自媒體運營、投資開店、自由撰稿、電商運營等；另一方面，「緩就業」「慢就業」成為大學生的新風向，他們不急於尋找正式工作但需要收入來源，因此在畢業后的一兩年內選擇更靈活的工作方式。

在這樣的背景下，馮帥章表示，大學生畢業生是否選擇靈活就業需要多方面考量。除了保障層面的缺乏，靈活就業崗位持續性相對較差，平臺企業也很難如傳統企業一樣提供較多的技能培訓，這容易導致從事靈活就業的大學畢業生缺乏長期的職業規劃、缺乏技能積累，進而對職業發展產生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