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虎與道德政治

當我們重檢中國古代虎文化時會發現，虎往往被整合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世界里，成為古代社會治理、權力等級、道德秩序的隱喻或符號。明人陳繼儒《虎薈·自序》雲：「仙釋可以馴虎，循良可以驅虎，孝義可以格虎，猛悍可以殺虎。」虎似乎不再是冥頑無知的異類，而是能夠為人類的社會倫理、道德政治以及嘉言懿行所感召，與人類共建和諧體系。可以説，人虎關係的演進，除關乎人居環境變遷之外，還是一部人虎相感的思想史。

德政服虎：中國古代的虎與道德政治

作為象徵符號，虎的威儀、勇猛、貪戾等形象儘管都進入了人類意識和思想體系之中，形成了社會秩序中的多重文化意象，但真正整合到天人感應詮釋體系之中的，是將虎與道德政治對應起來的感應邏輯，即地方官員施行德政，則能感化猛虎，使其自行離境；若官員苛暴無度，則虎狼出沒，地方社會秩序崩壞，虎患之有無似乎成為衡量政治清平與否的重要指標。

東漢以來，德政服虎故事開始頻繁見諸史載，其中以「弘農渡虎」影響最大。據《后漢書·儒林列傳》載：東漢建武年間（25-56），劉昆任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此后又有宋均、法雄、劉陵、劉平等東漢人的類似記錄。魏晉以降，「猛虎渡河」故事與「飛蝗出境」一起，成為中國古代良吏書寫的類型化敍事模式（孫正軍《中古良吏書寫的兩種模式》，《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

明·朱端《弘農渡虎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東漢又有童恢感化猛虎，使其主動服罪的故事。《后漢書·循吏列虎與道德政治傳》載：童恢為不其縣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傷，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童恢故事也呈現出類型化書寫的特徵，唐人李亢《獨異志》種僮故事、《明史·張昺傳》張昺服虎、清代寧靜子《詳刑公案》卷五所載廣西南寧府鍾府尹斷虎案，以及今晉東南、冀南地區普遍流傳的「崔珏斷虎」故事，都有類似「檄虎服罪」的情節。

與德政服虎故事相應的是，虎患與苛政同樣建立了感應聯繫。德政與虎渡、苛政與虎患是虎與道德政治感應體系中的正反面，具有很強的內在邏輯性。東漢初年，社會輿論已普遍將虎患與官員苛暴聯繫起來。王充《論衡·遭虎篇》雲：「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奸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眾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奸，採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虎食人」往往被視為「功曹為奸」的一種感應表徵，如宋均所言，虎豹猛獸「今為民害，咎在殘吏」（《后漢書·宋均傳》）。亦如蔡邕所言：「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后漢書·蔡邕傳》）王充針對其事要專篇駁斥，更可見這種觀念在當時的流行程度。在虎患與苛政的感應思想影響下，魏晉以來衍生出諸多官吏化虎、差役化虎故事，最著名者莫過於「封邵化虎」故事，《太平廣記》引《述異記》雲：「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唐代以來的地方行政實踐中，《驅虎文》寫作以及祈神驅虎儀式成為地方官員應對虎患的常規手段，延及明清，長盛不衰。清人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卷五《捕虎示》雲：「查除虎之法不外二端：一曰修政教以格冥頑，一曰懸重賞以廣捕獵。」所謂「修政教以格冥頑」，即指地方官員通過《驅虎文》寫作和祈神驅虎儀式，宣示自身在地方治理過程中推行德政的努力和實踐，希圖感化猛虎，使其主動遠離轄境。這也構成了虎與道德政治的一個重要面相。

當然，虎的出沒並不盡然是政治弊壞的象徵，「白虎」就是君主仁德之象徵、天下太平之瑞應。「白虎象仁」與「虎患喻暴」是兩漢時期兩種並行不悖而又無多大關聯的感應解釋話語，這充分反映了人虎關係文化認知上的複雜性。我們不禁要問，虎與道德政治這種看似荒誕的感應關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這首先要從先秦以來關於上古自然-社會圖景的歷史敍事中探尋。

從「人進獸退」到「鳥獸馴德」

英國學者胡司德指出：「戰國兩漢許多著述認為，人類世界和動物世界是個道德上同條共貫的整體。大家覺得人與動物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信動物可以受人類道德的薰陶。古代中國動物觀的核心，是認為人類政治可以感化自然。」（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208頁）胡氏的研究準確把握了早期中國的人與動物關係，但又簡化了這一關係認知圖景，忽略了其中思想層次上的差異和轉向。

胡司德《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

《韓非子·五蠹》雲：「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此言彰顯了「聖人作」與「避羣害」的邏輯關係，最初上古民眾「不勝禽獸蟲蛇」，自從「聖人作」，民眾得以「構木為巢以避羣害」，纔有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在《孟子·滕文公下》的歷史敍事里，人與禽獸同樣充滿了衝突和張力：唐堯之世，洪水施虐，后來經過大禹治理，「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隨着「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社會秩序大亂而禽獸重返人間；繼而周公相武王，討伐殘暴，「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孟子之言描繪了這樣的上古社會-自然圖景：聖人作，仁義行，則禽獸退；聖人之道衰，仁義塞，則率獸食人。不論《孟子》還是《韓非子》，講的都是「人進獸退」的基本道理，其中並沒有多少感應色彩。不過，這種歷史想象強化了社會治亂與自然秩序之間的對應性，已構建起政治之仁苛與禽獸之消長的邏輯鏈條。

與《孟子》《韓非子》不同，道家的歷史敍事似乎更為深邃，他們着重描述了堯舜以前矇昧時代人與禽獸和諧共處的情境。在老子的眼中，原初狀態的人類藴含着純朴自然的生生厚德，「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莊子》的《馬蹄篇》《盜跖篇》想象的前黃帝時代，「禽獸可系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人與禽獸「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慾，是謂素朴」，完全是一個物種平等和諧下道法自然、含德歸厚的理想世界。黃帝之后，聖人繼出，無知無慾的朴素秩序崩壞，纔出現仁義亂天下的利益紛爭局面。道家的和諧敍事是早期人類崇尚自然、賴自然而生的一種情境反映，藴含着自然崇拜的原始觀念，但這一觀念為人獸感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人與禽獸不只是衝突，也可以各安其所，和諧共處。

至西漢，人與禽獸的關係想象呈現出多元思想雜糅融合的態勢，開始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感應説。陸賈《新語·明誡》指出，「聖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自然萬物皆可為「聖人之理」所感化，「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淮南子·覽冥訓》：昔日黃帝治理天下，行仁政，「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而「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出，重建天地秩序，「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逮至夏桀無道，「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此言重申《孟子》上古社會治亂與自然秩序的對應圖景，即仁政行而禽獸息，治道壞則禽獸猖獗害民。此言同時糅合《老子》話語，申説道家和諧敍事，突出了黃帝、女媧等聖王治化之下禽獸藏匿「攫噬之心」的自覺，而摒棄了《孟子》「驅虎豹犀象以遠之」的衝突敍事，重塑了道德政治維繫下人獸和諧的一種新境界。

《列子》向來被視為后人糅合早期道家思想而成的偽書，其中《黃帝篇》明確體現出多元思想的融合特徵。一方面，強調太古時代人與禽獸同處並行，聖王時代人類纔開始驚駭散亂「以避患害」，這大體上是承續《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義。另一方面，強調人與禽獸具有血氣相通的「物類」性，上古聖人可以「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黃帝「力使禽獸」，驅使熊、羆、狼、豹、虎為之作戰；唐堯「聲致禽獸」，以美妙的音樂引動「百獸率舞」。這種認識無疑強化了政治秩序與自然法則之間神祕的感應關聯。同時可見，先秦儒、道等思想在《淮南子》《列子》中已實現了嫁接和融通。

在漢代成熟的天人感應思想體系里，人與禽獸的關係被賦予更為明確的道德教化內涵。《孔子家語·好生》篇雲：「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此語託名孔子之言，仁政德治與「鳥獸馴德」的感應邏輯被塑造起來，這種帶有歷史集體記憶色彩的圖景，被上升到了聖王之治與自然萬物相感相生的神學高度。不過，在此類上古歷史敍事中，虎並沒有單獨剝離出來，形成與道德政治的固定關聯。我們還需從西漢思想中尋找其直接的根源。

物類相應：虎與道德政治的關聯構建

「物類相應」觀念應該是構成虎與道德政治感應關係的思想紐帶。《莊子·漁父》篇指出：「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物類相應」觀念最初似乎只是譬喻、聯想、比附式思維的反映，是基於人類對周邊世界和自然秩序的觀察而后反躬自察的一種體悟性知識。《易·繫辭下》描述伏羲氏作八卦，正是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從而達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的境界。「物類相應」最直觀的理解，就是「雲從龍，風從虎」之類的認知，《呂氏春秋》所謂「以龍致雨，以形逐影」，《淮南子》所言「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皆屬此類。王充《論衡》在《感虛》《寒温》里主張的「物類相應」也是如此，他很贊同「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認為這是「同氣共類，動相招致」的「自然之道」。不過，王充對當時普遍流行的天人感應泛化論是持批判態度的，他認為「物類相應」之説應以「物類」為前提，即事物之間應具有相似性，這也是自然法則可解釋的範疇，而泛化自然與人事的感應論則不足取。

「物類相應」的泛化乃至用以解釋人事，是兩漢天人感應思想的邏輯支點，《漢書》《后漢書》所記比比皆是，構成了兩漢思想史的主線之一。《呂氏春秋·有始覽·應同》已將「物類相應」推衍至人事和不可測的天意，認為「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從而在人類社會秩序之中嵌入一種神祕的自然響應模式。至漢武帝時代，「物類相應」解釋達到了「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淮南子·覽冥訓》）的程度，《淮南子·俶真訓》中公牛哀化虎的故事是后世化虎故事的母題，其中講的也是物類相應之下「志與心變，神與形化」的思想邏輯。《春秋繁露·同類相動》明晰了「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的同類相應關係，重申「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春秋繁露》將之理論化和體系化，構築了一套以自然變化解釋人事變故的感應哲學體系。

就「物類相應」而言，虎與道德政治的感應關聯又是如何構建起來的呢？首先，猛虎與政治很早就建立起一層隱喻式聯繫，在這層關係中，虎作為自然界食物鏈的頂端，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人類社會中的君主，於是纔有了許慎《説文解字》中「山獸之君」的譬喻。《管子·形勢解》雲：「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人虎各安其所，「虎豹託幽」方可顯其威，而人主深居則「人畏其勢」。《荀子·致士》雲：「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此言將山林與國家政治並舉，重申萬物各安其所、各得其正之義，虎在山林如同士民居國，若是離開領地而入平野，則如同國家失序下民眾流離失所一般。正由於此，虎歸山林自然成為天下有道的象徵。相反，猛虎下山，進入人煙稠密的市邑，也就成了苛政的一種表徵。王充《論衡·遭虎篇》：「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也就是説，只有虎入城纔是苛政的感應指標。宋均強調「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后漢書·宋均傳》）；法雄則雲「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后漢書·法雄傳》），號令民眾不可妄捕山林，於是虎患絕跡，其邏輯正是這一思想傳統的反映。

另一層關聯構建，或許源於孔子「苛政猛於虎」的經典譬喻。《禮記·檀弓下》《新序·雜事》《孔子家語·正論解》均記載了孔子「苛政猛於虎」的感喟，儘管這是一則毫無感應色彩的諷喻，但因出自孔子之口，它為西漢以降的虎患與苛政的感應提供了經典依據。以虎患對應苛政，應該是基於猛虎貪殘暴戾的生物特徵而建立起來的關聯圖式，二者具有殘暴害民的「物類」性。人類對虎的殘暴有着不可磨滅的恐懼印象，甲骨文中的「虎」字簡直是一幅原始的猛虎圖，張開血盆大口，尖齒利牙，盡顯其兇猛殘暴的一面（黨寧《淺談甲骨文中的「虎」字》，朱愛芹主編《安陽曆史文物考古論集》，大象出版社，2005，215頁）。所以，以暴虎影射和諷喻人類暴政、人間酷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戰國時期的秦國常被形容為「虎狼之國」，《韓詩外傳》卷四雲：「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傅翼也。」《史記》中多處將酷吏稱為「虎而冠者」。正如清人陳宏謀《在官法戒錄》卷四所云：「世之嫉吏者，每曰虎而冠、虎而翼，言其貪殘之性，有似乎虎也。」由此可見，在漢代災異體系里，之所以形成了以虎患影射政治苛暴的詮釋路徑，是基於「物類相應」之説，將虎的生物性加以人格化，從而整合到社會法則和政治秩序之中的。

甲骨文中的「虎」字

結語：另一種馴化

自上古至秦漢，人虎關係或許經歷了一個人類被虎的神性「馴化」到人類對虎的道德馴化的過程。上古族羣的虎圖騰、虎崇拜，皆是將自身的祖先掛靠到虎的名下，認為人自虎出，甚而為虎吞噬是人類自我與神性老虎合一的象徵（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42頁），至今在西南地區部分民族觀念中仍殘留其痕跡。在這一人虎關係模式中，人類對虎的恐懼，發展爲崇敬乃至神化，依據其神性占卜而行事，人的命運被虎神所掌控，在肉體和精神上臣服於虎，人類似乎被自身所賦予的動物神性所「馴化」了。

隨着殷商時代的神性退卻，人文精神逐漸佔據主導，人口增加以及抵禦自然威脅的能力不斷提升，人類逐漸能夠得心應手地將猛虎整合到自身的文化解析系統之中，將其安排到人類思想可控制的範疇，賦予其人類希望其表達的符號、意義和想象，使之成為意識形態世界里可認知、可表達、可利用的多維文化表徵，從而為人類社會秩序提供解釋邏輯和文化依據。

虎與雞、犬、牛、馬不同，人類無法從生物意義上將其馴化，但從思想史的高度上理解，人類很早在觀念世界里已開啟了對虎的道德馴化旅程。這種思想上的馴化，自然不用徵得老虎同意，而是人類「文化自信」的體現，是應對生物災害能力不斷進步的一種反映。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以往我們對虎的學術關注，總是傾向於迴避那些影響「科學性」或「嚴肅性」的看似荒誕不經的想象、傳説和故事。人與動物的關係是在衝突、利用、馴化、共生等多重自然生存權利博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我們很難從單一視角去審視這種複雜的關係，如果放棄觀念史路徑，勢必影響我們理解中國古代人與動物關係模式的深度和精度。

（作者單位：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

本文首發於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誌2022年第十二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