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探險背后的故事：我們人類都曾經是植物獵人

《植物獵人的世界收藏：英國皇家植物園珍藏畫作背后的發現之旅》，[英]安布拉·愛德華茲 著，何毅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月版。

植物獵人們終於學會尊重古老的植物知識

我們人類都曾經是植物獵人，在荒野中搜尋食物。一旦我們學會了自己種植植物，植物就在我們穩定的生活中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成了藥物或家庭的慰藉之源。但從最早的時代起，就有一些人對植物有更深的瞭解，他們知道到哪里去尋找它們，知道它們具有哪些特殊的性質，通常這類人被尊為藥師或智者。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中，這些知識幾乎消失了，植物已經變成了商品。

但在更接近自然的社會中，無論是在熱帶雨林還是拉普蘭的雪原，傳統植物的知識都得到了傳承，植物被視作強有力的工具、治療疾病的藥物或是通向精神領域的大門，這些植物知識的價值在當今的日常生活中卻並未得到重視。奇怪的是，如今的植物獵人們似乎又兜了一個圈子，終於學會尊重古老的植物知識，因為那些不曾被科學發現的「未知的未知」，即植物身上未被發現的特性（無論是醫學上的還是生物技術上的），在被過於傲慢、無知且不懂珍惜的經濟力量抹去之前，值得植物學家們爭先恐后地去發現。

如今西方世界所理解的植物狩獵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但在那很久之前，通過士兵、水手、商人、朝聖者和難民，植物就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傳播了。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植物狩獵故事是一個偉大的法老從征服的土地上引入樹木。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帶回了楊樹，成吉思汗的兇猛軍隊在他們身后種下了柳樹和蘋果樹。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5世紀，香料和草藥，以及種子和球莖都是在地中海與中國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上流通的珍貴商品。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的舊稱）陷落后，歐洲商人開始探尋西方渴望的絲綢和香料的海上路線。航海技術的進步迎來了地理大發現時代（又稱大航海時代），在舊世界和新世界—印度、中國及遠東—之間建立了新的貿易路線，也為植物交流提供了新通道。

《植物獵人的世界收藏：英國皇家植物園珍藏畫作背后的發現之旅》內頁插圖。

與此同時，歐洲學者開始重新審讀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本，其中包括亞里士多德和泰奧弗拉斯托斯的著作。在超過1200年的時間里，人們只對植物的用途感興趣，而泰奧弗拉斯托斯的《植物研究》（Enquiry into Plants）揭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觀察植物的方式，爲了研究植物而研究植物，這本書通常被視為現代植物學的奠基之作。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產生了一種瞭解自然的強烈願望—研究、記錄自然並對各種生物進行分類。學者們變成了收藏家，他們不僅收集印刷術出現后匯編而成的日益複雜的草藥典籍中的知識，還收集植物標本。

到了16世紀40年代，意大利各城邦涌現出了第一批專門研究這種新學問的大學，其中還附設了植物園。它們被用作培養醫師的教學基地，絕不是西方最初的植物園。植物研究最早興盛於伊斯蘭的黃金時代—公元7世紀至13世紀，當時在西班牙的科爾多瓦和托萊多就出現了一批重要的教學植物園；早在9世紀意大利中部的薩萊諾和12世紀法國的蒙彼利埃就出現了著名的醫學院，它們都主要以阿拉伯知識為基礎。

然而，比薩、帕多瓦和博洛尼亞的新植物園，以及遍佈歐洲的許多后世植物園，穩步見證了植物學從醫學中脱離出來轉變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過程。1590年，荷蘭萊頓建立了植物園，這里不僅有藥用植物，也有具有經濟價值或觀賞價值的植物，其中有許多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從遙遠的大陸帶回來的。學生們不僅研究活的植物，還研究了「植物標本室」（hortus siccus，字面意義為「乾燥花園」），也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標本館的地方，里面藏有收集的乾燥植物標本。同樣地，傳播這類知識的書籍也從醫學手冊發展到描述生長在不同地理區域內的植物的植物誌。

在這個知識繁榮的時期，英國仍然是歐洲西北部邊緣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島嶼：它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后經歷人文主義復興的歐洲國家之一。但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文化和貿易的焦點從地中海沿岸轉移到了西歐的航海國家。隨着跨越大西洋、繞過南非的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貿易路線的建立，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荷蘭、法國和英國，它們的財富和實力都在增長。

從17世紀到18世紀，世界經歷了一段快速殖民擴張的時期，越來越多的地方落入了少數幾個咄咄逼人的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手中。到1900年，一度落后的不列顛羣島擁有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和最廣闊的帝國，倫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工業化使得技術發達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拉開了巨大的經濟差距，這種差距從未消失。我們大多數植物獵人的故事正是發生在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發生劇變的年代，理解它們的時代背景非常重要。

人們不可避免地從歐洲視角

看待植物狩獵的歷史

近年來，西方科學和文化機構因其傲慢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歷史觀而受到了許多批評。特別是植物狩獵被譴責為一種「海盜行徑」，被稱為植物盜竊。新的全球法規如《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得以實施，確保植物的起源國受益於這些植物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但我們無法回到過去。

植物狩獵為歷史提供了一面通透的鏡子，以令人不安的精確反映出歷史上的經濟、政治、思想和宗教潮流：植物從被殖民和開發的土地上湧入歐洲，跟隨中國佛教傳入日本，伴隨受迫害的胡格諾派離開法國，跟隨清教徒前輩移民踏入美洲；植物為19世紀關於存在的重大爭論提供了武器，而今天它們也是全球最緊迫的氣候變化問題的圖騰。

《最后的雨林》（1992）劇照。

人們不可避免地要從歐洲的視角來看待植物狩獵的歷史，因為像邱園、烏普薩拉、萊頓和巴黎等地的大型植物研究中心都是在歐洲發展起來的；這里有足夠的財富支撐人們執行長期的探索任務，資助昂貴的書籍和繪畫來記錄這些發現，並支持有閒暇的知識階層來研究它們。這種財富的很大一部分來自奴隸制，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可惡事實。估計有1200萬名非洲人被迫跨越大西洋，在殖民地的糖料種植園和棉花種植園工作，這些莊園正是基於植物交流而建立起來的，而在印度次大陸，殖民者們也建立了相當於奴隸制的契約勞工制度。科學也許有所裨益，但也使人類付出了慘重的人力代價。

一些最早的植物採集家是傳教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於1601年成為第一個進入北京紫禁城的歐洲人；到了17世紀70年代，倫敦主教亨利·康普頓（Henry Compton）的花園中擺滿了外派神職人員從美洲寄回來的奇異植物，他曾要求他們像守護靈魂一樣守護這些植物。也常常有植物來自外交官和商人，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僱員，這些公司主導了歐洲與東方的貿易。這些全球企業相當於今天的跨國科技公司，建立了植物園，評估並分銷茶葉、橡膠、香料和糖料等潛在利潤豐厚的植物產品。隨着越來越多的土地被佔領，殖民地的管理者們在帝國偏遠的前哨學習植物學來消磨孤獨的時光，併爲渴望探索這些地區的植物獵人鋪平了道路。他們對帝國主義事業的信仰在現代人看來可能是傲慢的，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他們中的許多人真的認為自己是在做好事，即把文明帶給矇昧的人羣。

一些植物獵人對他們訪問過的土地上的人民心存欽佩和尊敬，並渴望向他們學習，尤其是女探險家瑪麗亞·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和瑪麗亞·格雷厄姆（Maria Graham），還有大衞·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威廉·伯切爾（William Burchell）、奧古斯丁·亨利（Augustine Henry）、E.H.威爾遜（E.H.Wilson）和喬治·福里斯特（George Forrest）。很多人—比如納撒尼爾·沃利克（Nathaniel Wallich）、喬治·福里斯特、喬治·謝里夫（George Sherriff）和弗蘭克·勒德洛（Frank Ludlow）—依賴於當地的採集團隊，但當地採集團隊的貢獻很少得到特別的認可。（謝里夫和勒德洛是例外。）

一些人與當地合作者建立了多年的緊密關係。還有一些人，比如約瑟夫·道爾頓·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認為土著民族是不可教化的「異類」，而他們自己則天生優越。在19世紀的英國，這可能是一種常見的看法。毫無疑問，胡克對法國人或雷布查人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對自己的「下等」階級同胞的態度同樣是如此。大多數被派去管理大英帝國的年輕人在英國公立學校接受教育，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特權意識直到今天都沒有被改變。[值得注意的是，邱園的首任實際主管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認為，受過更好的教育、更謙遜的蘇格蘭人會成為更好的植物獵人—歷史記錄表明，他是正確的。]

《植物獵人的世界收藏：英國皇家植物園珍藏畫作背后的發現之旅》內頁插圖。

植物獵人的採集活動有不同的目的：一些是爲了推動科學事業，另一些是出於商業動機，尋找可能對帝國有經濟價值的植物，或是發現適合園藝的植物，以供應蓬勃發展的苗圃貿易。[從1840年到1904年，英國的維奇公司（Veitch）一直有采集家在野外工作。]

用於科學目的，壓扁的乾燥植物標本就足夠了。它們的功能是記錄每種植物的顯著特徵（如葉、莖、根、果實和花朵），貼在臺紙上的每份標本都附有一個標籤，上面詳細說明了該植物採集的時間和地點，生長的環境以及海拔等有用的觀察記錄。每一個新物種都需要一個「模式」—一種植物首次被描述時的明確範式，隨后的發現可以與之進行比較。在無法保存植物的情況下，精確的植物學插圖有時也可以作為模式。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加爾各答國家植物園園長納撒尼爾·沃利克描述的許多標本都以印度藝術家繪製的美麗插圖為模式。雖然數碼攝影已成為當今採集植物信息的重要手段，但植物學家仍在繼續製作標本，其目的不僅僅是給DNA（脱氧核糖核酸）測序提供材料。

今天，只有極少數人

繼續為我們的花園尋找新的植物

在野外製作植物標本絕非易事，正如在潮濕熱帶工作的植物獵人艾梅·邦普朗（Aimé Bonpland）和瑪麗亞·格雷厄姆所遇到的狀況，標本的乾燥過程讓他們感到頗為沮喪。（邦普朗只能在充滿刺鼻菸霧的低矮帳篷里烤乾自己的標本，而格雷厄姆則放棄了，轉而畫下了這些標本。）把活植物帶回家就更難了。爲了保存植物的種子，植物獵人將它們埋在沙子、泥土或苔蘚中，或包裹在蠟中，甚至給它們泡在水里。納撒尼爾·沃利克從加爾各答寄回來的第一批到達歐洲的杜鵑花種子被裝在紅糖罐頭里。

活植物更難運輸：從遠東出發的航程可能需要長達6個月的時間，在船隻經過不同的氣候區時，幾乎沒有植物能在劇烈的温度波動中倖存下來，它們還要受到風和含鹽海浪的衝擊，老鼠、蟑螂和船上其他動物（猴子會帶來一種特別的威脅）的攻擊，以及海員們對寶貴的淡水供應被浪費在「無用」貨物上的漠不關心或赤裸裸的敵意。堆放在艉樓甲板上的植物可能會導致船隻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中搖晃；如果有危險，它們將是第一批被扔下海的東西。

1819年，在澳門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的外科醫生約翰·利文斯通（John Livingstone）博士估計，每1000株植物中只有1株能在運往歐洲的途中倖存下來，這使得每株植物的運送成本從最初的約6便士或8便士提高到遠遠超過300英鎊。他在寫給倫敦園藝協會（后改為「皇家園藝學會」）的一封信中建議，聘請一名訓練有素的園丁來照料運輸中的植物是非常值得的—但一貫吝嗇的協會選擇忽視這一建議。

然而，它確實促使協會助理祕書約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在5年后發佈了一本內容極其全面的小冊子，即《在國外，特別是在熱帶地區包裝活植物的説明；以及在前往歐洲的航程中如何處理活植物》（Instructions for Packing Living Plants in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in the Tropics; and Directions for Their Treatment during the Voyage to Europe），其中包括對毛里求斯總督羅伯特·法夸爾（Robert Farquhar）寄來的一個透光盒子的設計説明。用半透明的貝殼薄片作為玻璃的類似盒子，已經成功地被利文斯通的朋友約翰·里夫斯（John Reeves）和納撒尼爾·沃利克使用過。但直到1829年，這個問題才由倫敦醫生、業余昆蟲學家和蕨類植物愛好者納撒尼爾·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最終解決。

沃德把一隻蛾蛹放在密封玻璃瓶底部的一些腐殖土里，耐心地等待它孵化出來。雖然它最后並沒有孵化出來，但沃德觀察到，土壤中的水分會在白天蒸發，凝結在玻璃上，然后每晚落回土中，形成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當一小棵蕨類植物和一些草芽從土壤中長出來時，它們在沒有水的情況下存活了整整3年：他不僅偶然發現了一種在倫敦煙塵瀰漫的空氣中種植蕨類植物的萬無一失的方法，還開發出一套生命維持系統，可以讓植物在不被照料的情況下存活幾個月。爲了驗證他的理論，1833年，沃德裝滿了兩大箱來自洛迪日（Loddiges）苗圃的植物，並把它們送到悉尼，最終它們完好無損地到達了那里。箱子里重新裝入了一些衆所周知的嬌氣的蕨類植物，它們在甲板上待了8個月，沒有被澆水，其經歷的温度變化範圍為—7℃到49℃不等，最終到達了幾乎結冰的倫敦，洛迪日苗圃稱它們處於一種「非常健康的狀態」

約瑟夫·道爾頓·胡克是首位嘗試這項新技術的植物獵人，他成功地從新西蘭運回了活的植物。而羅伯特·福鈞（Robert Fortune）在1848年至1849年間曾使用沃德箱將2萬棵茶樹「安全、健康」地從中國運往印度。很快，沃德箱就被用於將各種植物運到世界各地。這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使得突破植物地域限制成為可能，方法是將具有重要商業價值的植物從它們的原生棲息地移走（有人會説是偷竊），並將它們引入其他國家種植—就像將橡膠樹和金雞納樹從南美洲轉移到遠東一樣。這對花園的影響也同樣顯著，因為來自亞洲的新植物湧入，形成了一種新的花園建造風格。園丁們接觸的一些植物已經為科學界所知，並在科學文獻中得以命名和描述。但像E.H.威爾遜這樣的植物獵人，那時第一次能夠將活植物引入栽培。（發現日期和引入日期之間總是有區別的。）

《最后的雨林》（1992）劇照。

今天，只有極少數無畏的個人繼續為我們的花園尋找新的植物。採集活植物材料受到的嚴格限制意味着大多數現代植物獵人要麼是植物學遊客，只拍攝令人興奮的照片，要麼是從事保護工作的科學家。在許多方面，他們的探險更輕松。他們可以在幾天內到達目的地，而不是幾個月；早期的植物探險者盲目地進入連地圖都未繪製的區域，而如今的植物探險者裝備着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和全球定位系統（GPS）；他們有高科技的靴子和輕便的防水衣，而他們的祖先穿着粗花呢就勇敢地去喜馬拉雅山上探險了。

但讀過他們的博客我們就會發現，考驗和磨難仍然是不變的—雨、霧、水蛭和無數叮咬人的昆蟲、曬傷的耳朵、凍僵的腳趾及高原反應引起的頭痛欲裂，無法通行的小路和無法攀登的樹木，到達一個地方過早或過晚而不能採集種子的挫敗感。正如著名的美國植物獵人丹尼爾·欣克利（Daniel Hinkley）在回憶探險過程時所説，2014年有兩周的時間里他身上從來沒有干過，「這個過程中有無數次既有收穫又愉快的時刻，但也有很多時候只是有收穫而已」。

20世紀早期的採集家弗蘭克·金登·沃德（Frank Kingdon Ward）將植物獵人的生活描述為漫長且單調乏味的過程中夾雜着幾秒鍾的快樂，然而就是這幾秒鍾的快樂使所有的痛苦和無聊都變得值得。

那麼為什麼會有人選擇這樣做呢？

對瑪麗亞·西比拉·梅里安或約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等人來説，植物的美麗和神祕證明了造物主的善良。其他人，如約瑟夫·班克斯、亞歷山大·馮·洪堡和查爾斯·達爾文，則爲了對世界有新的科學理解而進行探索。E.H.威爾遜愛上了中國，喬治·福里斯特愛上了喜馬拉雅山，大衞·道格拉斯等無數人純粹是因為熱愛冒險。一些人意外地成為植物獵人，從照看温室的平和工作中被拽了出來。幾乎沒有人想要回到過去的生活中。弗蘭克·金登·沃德在1924年出版的《從中國到坎底》（From China To Hkamti Long）一書中寫道：「植物採集家的工作就是發現隱藏的世界之美，這樣其他人就可以分享他的喜悦了。

本文選自《植物獵人的世界收藏：英國皇家植物園珍藏畫作背后的發現之旅》，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英]安布拉·愛德華茲

摘編/何安安

編輯/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