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投資的力量，未來還看中國

文/塞巴斯蒂安·馬拉比

中國在風險投資史上扮演着一個特殊的角色。中國已經證明了風險投資能夠在其傳統總部硅谷之外蓬勃發展，這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以這種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夠打造變革性的技術公司。這不僅令人興奮，而且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10年代初的近30年以來，硅谷一直在主導着科技行業。波士頓周圍的工程產業集羣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軍工複合體的所在地。該地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直處於科技行業領先地位，擁有着一批航空航天和武器製造商，以及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王氏公司（Wang Laboratories）等計算機公司。從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開始成為科技行業的有力競爭者。日本開始在內存芯片、電視和其他消費電子產品等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然而，硅谷所創造的高價值的技術公司比任何競爭對手都要多。硅谷不僅是個人電腦（蘋果公司）、先進的微處理器（英特爾）以及互聯網技術（3Com和思科）等領域的開拓者，還是互聯網建設的主導者——從網景瀏覽器到谷歌搜索引擎，再到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

為什麼硅谷能獨佔鰲頭？這並不是因為它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存在巨大優勢。一直以來，麻省理工學院在工程和硬科學領域都排在斯坦福大學之前。正如我在《風險投資史》中所述，硅谷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是因為它最善於將基礎科學領域的技術創新轉化為能夠盈利的公司，即便許多創新原本來自其他地方。此外，硅谷的優勢也許並非僅僅出自「文化」，畢竟，文化是一個神祕而又模糊的概念。實際上，硅谷的優勢來自一種風險友好型且極富實踐性的特殊融資方式：風險投資。

在《風險投資史》英文版出版后的半年里，我一直在向世界各地的聽眾朋友們強調這一見解。當我在向歐洲、非洲以及亞洲部分地區的聽眾演講時，經常有人告訴我：硅谷的成功是這些地區永遠也無法企及的，因為硅谷文化有其獨特和神奇之處。這些來自美國以外的人經常以一種敬畏和驚歎的口吻指出：「當硅谷的創業公司失敗時，其創始人會將其視為一種學習經驗；而當我們國家的創業公司失敗時，我們只會將其視為失敗。」

我理解這種文化宿命論，但我從兩個方面做了迴應。首先，看看硅谷的歷史。其次，看看中國。

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硅谷的科技行業剛剛開始起步時，既沒有「失敗是一種學習經驗」的概念，也沒有多少創業文化的存在。彼時，美國由大公司、大工會等大型組織所主導，而不是由勇敢的初創公司所主導。在那個時代，有一本名叫《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的著作，該書的書名一語道破了美國當時的官僚主義文化和反創業文化。毫不奇怪，1957年成功創立了硅谷第一家芯片製造公司——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8位科學家在當時被人們稱作「八叛將」。離開原來的公司去創立一家競爭對手公司，這種行為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背叛。

正是仙童半導體公司背后的投資家阿瑟·洛克率先打破了這種偏見，並最終創造了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之中，企業家得以大膽嘗試，經歷成長、失敗以及重新來過，而不再被視為「叛徒」。1961年，也就是在洛克籌集資金啟動仙童半導體公司4年后，他成功創辦了第一家位於西海岸的風險投資公司。洛克旨在向任何有着突破性科技產品想法的人提供資金，並通過向其提供實際商業建議的方式來予以支持。多虧了洛克，如今的工程師們無須將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耗在某家大型企業里，他們現在有了一個替代方案。在風險投資的幫助下，這些工程師可以選擇離開等級森嚴的公司，創辦自己的企業。

當洛克憑藉第一家風投公司賺取了驚人的利潤之后，其他投資人很快就開始紛紛效仿起他的模式。1972年，紅杉資本和凱鵬華盈開始運作。當這兩家風投公司也大獲成功之后，更多的模仿者蜂擁而至，創造了硅谷第一波風險投資熱潮，從1977年一直持續到1983年。正是在這幾年里，硅谷的企業趕超了來自日本和波士頓的競爭對手們。事實證明，新興的風險投資業能夠為試驗新想法、打造新產品的創業者提供最肥沃的土壤。從大公司的等級制度中解放出來之后，創業者們可以迅速開發原型，並通過試圖出售它們來獲取利潤。如果失敗了，他們的初創企業就會被迅速關閉掉。但通常來説，風險投資人仍願意支持他們的下一個想法。

想要理解風險投資的力量，不妨設想以下場景：一家大公司研究部門的某位工程師有了一個很棒的想法。他的老闆可能並不願意支持這個想法。老闆既可能擔心這個想法不會帶來任何結果，也可能擔心與之恰恰相反的情況：該想法會帶來一項創新產品，從而將客户從公司的現有產品中奪走。商業思想家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將這種擔心稱為「創新者的窘境」。在一個沒有風險投資的世界里，這位沮喪的工程師別無選擇，只能放棄他的想法，而經濟也就可能永遠無法從該想法的潛力中獲益。然而，在一個有着大量風險投資家的世界里，這位工程師可能會在咖啡館、聚會場所或體育場里遇到一位投資家。二人之間的談話可能會按以下方式展開：

工程師：我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我有一個很酷的想法，但我老闆並不喜歡這個想法。

風險投資人：你應該從那家大公司辭職，自己成立一家初創公司。工程師：但我缺乏資金。

風險投資人：別擔心，我來投資。工程師：但我以前從未創立過公司。

風險投資人：別擔心。我已經幫幾十位企業家創辦了公司，我會告訴你該怎麼做。

工程師：但想要打造出我所設想的產品，我需要6位偉大的工程師來幫我，我不知道去哪里找這些工程師。

風險投資人：我的風險投資公司有一個數據庫，里面有這個城市所有工程師的信息。

工程師：但那些偉大的工程師為什麼會選擇冒險加入我的小型初創公司？畢竟，初創公司都是有風險的。大多數都會失敗。

風險投資人：這倒是真的，但這事好辦。我會告訴這些工程師不用擔心，因為我的投資組合中還有其他初創公司。如果你的公司失敗了，我會在其他公司中為他們找到工作。

我們能從這一設想的場景對話中瞭解到什麼？這段對話表明：雖然創業總是艱難且有風險的，但如果有風險投資人的參與，創業就會變得不再那麼令人生畏。谷歌的長期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告訴我，當初他決定加入谷歌時，谷歌尚且是一家年輕的公司，而且其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似乎認為30歲以上的人存在着智力方面的不足。施密特之所以同意冒這個險，只因爲風險投資人約翰·杜爾（John Doerr）向他保證：如果谷歌沒能成功，施密特可以在杜爾的另一家公司出任首席執行官。換言之，施密特之所以願意承擔失敗的風險，並非出自「硅谷文化」，而是源於風險投資人所給出的具體激勵措施。

總而言之，硅谷的創業環境之所以如此充滿活力，這全都歸功於風險投資。但如果這種模式僅適用於硅谷，那麼我們可能會將其視為一段與世界上其他地區沒什麼關係的奇怪發展史。在打破這一觀點上，中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中國科技產業之所以大獲成功，同樣存在着類似風險投資的參與。硅谷並非一個孤立的、毫無借鑑意義的案例，因為中國也走了相同的道路。

諸如紅杉資本、IDG資本、經緯創投（Matrix Partners）和高盛等西方金融公司，將風險投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在中國，幾乎所有早期面向消費者的科技公司都曾從中受益，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新浪、搜狐、網易、攜程等。然而，正如我在《風險投資史》中所述，中國投資者很快就掌握了風險投資業務，不再需要西方的助力。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及執行合夥人沈南鵬和今日資本的創始人兼總裁徐新等人，開始主導中國的風險投資業務。他們是互聯網公司發展浪潮背后的力量，投資的公司包括京東和美團等。但從全球角度來看，真正重要的是：中國的風險投資領導者正在效仿硅谷模式。他們證明了風險投資完全可以在一個不同的國家運作得非常好。

由於中國的榜樣力量，風險投資現在正準備向全世界推廣開來。風險投資模式在以色列、印度和歐洲的一些地區已經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地區也展現出強勁的勢頭，在非洲地區也逐漸有了萌發之勢。這將帶來全球創新創業活動的蓬勃發展。在如今這樣一個充斥着壞消息的世界里，這種發展令人欣慰。

（作者為金融歷史學家、兩屆普利策獎得主，本文為《風險投資史》中文版作者序）

責任編輯：方鳳嬌 主編：程凱（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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