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東 楊康：美國科技霸權——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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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點：

　　歷史證明，科技領先的國家將主宰世界，科技地位決定了其全球經濟地位，科技霸權不僅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也是支撐美國其他霸權的基礎。近年來，美國在科技霸權方面的種種動作，對全球科技合作與供應鏈佈局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技術聯盟」體系，美國計劃築起技術領域的「小院高牆」，試圖填補技術與地緣政治競爭中的真空地帶，確立基於技術權力的新科技霸權體系。

　　在「小院高牆」式科技戰略下，美國既在非核心技術領域對我國釋放緩和信號，包括向華為和中芯國際供貨、計劃推出關税排除清單，又頻頻聯合盟友在供應鏈上搞封閉圈子，啟動所謂的「印太經濟框架」，意圖在覈心領域上加大對中國的技術封鎖，逐步在關鍵供應鏈和產業鏈實現「去中國化」。

美國科技霸權的建立：從科技引領到「守城突圍」

在科技形成期，兩次世界大戰刺激了美國科技發展。第一階段（1776-1865）美國通過利用歐洲的基礎研究成果，發展短平快的工業化產業；第二階段（1866-1913）通過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實現經濟趕超；第三階段（1914-1946），兩次世界大戰刺激了美國的軍事技術研發，成功完成科技趕超。

在科技引領期，美國科技創新體系逐步成熟，並由此引領20世紀科技革命。1945年，《科學，無盡的前沿》為美國科技政策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1950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奠定了組織基礎；1980年，《貝赫-多爾法案》等系列法案為科技成果轉化奠定了法律基礎；1991年，美國製定跨世紀關鍵技術發展戰略，確定6大關鍵技術領域，並給予重點扶持。

在「守城突圍」期，為應對外部技術威脅，美國政府通過直接干預、技術封鎖等手段，打壓戰略競爭對手科技發展。冷戰期間，為對抗蘇聯技術威脅，大幅增加科研投入，發展航天技術；1985年，為應對日本科技崛起，發起對日貿易戰，在美國打壓下，日本企業幾乎完全退出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競爭；2018年以來，為應對中國崛起，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不斷加大技術出口管制。

美國科技霸權的鞏固：「技術-金融-市場」三板斧

美國科技霸權的鞏固主要依賴技術控制、金融控制、市場控制三大手段實現。美國通過掌控技術關鍵環節、實行技術出口管制獲取技術鏈權力，藉助投資科技企業、把控融資渠道、發起投資審查實現金融控制，採用限制進入、聯合盟友施壓手段完成市場壓縮。利用「技術-金融-市場」三板斧，美國實現對競爭實體供給端到需求端的全面打擊，以此維持其科技霸主地位。

美國科技霸權的影響：技術封閉化、催生產業鏈危機

美國科技霸權對全球科技合作與供應鏈佈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在美國科技霸權影響下，全球國際科技與產業合作水平明顯降低，科技戰略突出「競爭與保護」，美國試圖在全球形成「技術聯盟」閉環；另一方面，美國動用科技霸權頻頻施壓，迫使關鍵產業鏈迴流美國，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全球產業鏈的不穩定，進而可能引發全球產業鏈危機。

風險提示：俄烏衝突時間持續超預期；美國政策調整超預期

一、科技霸權的真相：科技領先主宰世界

歷史證明，科技領先的國家將主宰世界，科技地位決定了其全球經濟地位。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荷蘭是世界的霸主，人均GDP居全球首位，通過掌控全球資源來促進科技進步，荷蘭成立了世界第一家上市公司和股票交易所；第一次工業革命后（18世紀60年代），英國憑藉蒸汽機的誕生與使用，確立了世界的統治地位，很快超越荷蘭成為世界霸主。

　　第二次工業革命中（19世紀中期），電器與內燃機的創新使用推動了美、德、英、法、日等國的發展，爭奪市場經濟和世界霸權的鬥爭愈發激烈。第三次工業革命中（20世紀中期），美國憑藉原子能、計算機和生物技術的發明與應用，逐漸掌控全球科技制高點，奠定其全球科技霸權的基礎。

科技霸權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也是支撐其他霸權的基礎。科技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坐穩霸主地位的基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著名的索洛模型顯示，資本的積累既不能解釋人均產量隨時間的大幅持續增長，也不能解釋人均產量在不同地區的差異，僅有技術進步能夠對其作出解釋。二戰后，美國長期掌握着世界科技的霸權，並引領了20世紀全球科技革命，這讓其從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以不斷鞏固其全球政治與經濟地位。

美國科技霸權的建立，一方面通過科技創新體系不斷提升其科技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多方面手段打壓其他國家的科技崛起。在科技發展初期，美國通過科學隊伍建制化、走軍民科技一體化發展道路、高度重視科技人才、打造全球科創中心等方式，不斷提升其科技創新能力；20世紀末期以來，隨着美國技術進步率放緩，美國經濟增速也逐步下滑，為維護其科技霸權低位，美國開始將遏制其他國家科技崛起作為其科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我們正面臨着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遏制與競爭。2020年5月7日，由美國國會眾議院領袖凱文·麥卡錫牽頭、15名眾議院議員組成的「中國工作組」正式成立。該工作組於2020年9月發佈《遇見中國挑戰——美國最新技術競爭戰略》報告，主張從基礎研究、5G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四個方面提出應對中國挑戰的競爭戰略及建議。

　　2021年3月，拜登簽署發佈《重塑美國優勢——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報告指出中國是美國當前面對的有能力利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手段「長期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唯一競爭對手；4月21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通過《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採取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略競爭」政策，建議動員美國所有戰略、經濟和外交手段來制定「印太」戰略，使華盛頓能夠真正面對「中國對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構成的挑戰」。

　　因此，面對這樣一個戰略對手，我們在尋求短板突破的同時，還須進一步深究：美國為什麼能在大半個世紀中成為世界科技領域的霸權？究竟是哪些原因成就了美國的科技發展和綜合國力？美國如何鞏固和維護其科技霸權？美國科技霸權對全球戰略合作和產業鏈分佈產生了什麼影響？

二、美國科技霸權的建立：從科技引領到守城突圍

　　美國科技霸權，是依託於政府、企業、資本、盟友等多重力量的結合，通過政府主導科技發展、重視基礎研究、重視科技人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等方式，藉助技術出口管制、投資審查、限制進入市場等手段，一步步建立起來的。

2.1 形成期：二戰期間美國科技突飛猛進

美國在南北統一之前便開啟了工業化進程，並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成功實現科技趕超。兩次世界大戰奠定了美國科技強國的地位，冷戰促使其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至今科技實力仍保持全球第一。

第一階段：南北戰爭以前美國開啟工業化進程（1776—1865年）

　　19世紀上半葉，美國分別通過第二次對英戰爭（1812—1815年）、美墨戰爭（1846—1848年）擺脫了「外患」，不僅獲得了大片土地，還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為美國工業化進程開創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這時期美國的科技發展注重實用主義，通過利用歐洲的基礎研究成果，發展短平快的工業化產業。此后，美國通過頒佈專利法、成立專利局、重金誘惑等方式，不斷從英國等歐洲國家引進技術、招募技術人才，鼓勵本國人民在吸收利用的基礎上進行改良併發明新專利。這一時期，藉由技術改進，蒸汽船、收割機、電報機、印刷機、縫紉機、升降機、伐木機等實用發明源源不斷地在美國產生，使美國人以「熱衷於搞小玩意兒」而聞名於世。這種不斷引進和改良技術的做法，為美國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變提供了技術支撐。

第二階段：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美國實現經濟趕超（1866—1913年）

　　1865年南北戰爭后，美國實現統一，確保了工業資本主義在美國的統治地位，由此開啟了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期。19世紀70年代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啟，主要發生在美國的電力技術革命帶來了電燈、電話、電車、電焊機等重要發明，電力被廣泛應用於各生產部門，推動了美國各行各業的技術改造。

　　20世紀初到一戰之前，工業「流水線」的發明使大規模生產成為現實，美國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電力革命促進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使其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美國GDP在1894年首次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一。

第三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完成科技全面趕超（1914—1945年）

　　一戰時期（1914—1918年），美國雖然參戰較晚且歷時較短，但仍有遠見地發展軍事科技，建立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即后來的NASA）和海軍諮詢委員會，用以開發航空技術和保障國家安全。

　　二戰期間（1939—1945年），在國家安全的壓力下，美國不斷加大軍事研發支出，大規模組織動員國內科技力量，大搞軍事開發，並從德國等地挖掘科技人才，許多對后世產生重要影響的科技成果均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戰爭結束之時，美國已在科技實力上超越歐洲國家，奪得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的科學技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戰期間美國取得的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管理經驗，為戰后科技政策的設計提供了基礎。在二戰之前，美國政府基本上不承擔支持科學發展的職責。戰爭期間，美國政府開始重點支持科技發展。1940年6月，羅斯福總統下令成立國防科研委員會，組織軍事科技工作。1941年6月，又建立政府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作為中央機構全面強化戰時科技領導工作。由此美國在二戰期間建立了一個全國的創新體系，把實驗室研究、大規模生產、戰場上的戰術和指揮部的戰略結合到了一起，助力美國取得了戰爭的全面勝利。

2.2  引領期：美國如何引領20世紀科技革命？

政策基礎：1945年，範內瓦·布什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為二戰后至今美國的科技政策發展奠定了基礎，加速了美國現代科技創新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二戰后，美國聯邦政府成為支持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角色，並加速了美國現代科技創新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二戰接近尾聲時，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給美國首席科學顧問範內瓦·布什祕密下達了一項任務，請他拿出一個建議規劃，主要圍繞如何將戰爭期間取得的科學研究組織和管理經驗借鑑到和平時期，以改善國民健康、提高國民生活水平以及帶來新的就業機會。

　　1945年7月，範內瓦·布什在諮詢美國數百位科學家后，向時任總統杜魯門（羅斯福總統於1945年4月12日因腦溢血病逝）提交了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這份報告成為美國整個國家創新體系的最經典的指導方針和最重要的理論基礎，被譽為「美國科學政策的開山之作」，並因此推動了美國后續幾十年驚人的科學進步，範內瓦·布什也被譽為奠定美國科技霸權的預言家。

範內瓦·布什的報告為二戰后至今美國的科技政策發展奠定了基礎。《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主要包含幾個基本思想：

　　（1）科學進步對於保證人民健康、國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是不可少的；

　　（2）基礎研究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基礎研究的發展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廣泛的利益；

　　（3）科學共同體需要保持相對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壓力，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

　　（4）聯邦政府應該承擔起保持科學知識進步和培養新生科學力量的職責，政府要有統一的機構來制定和執行國家層面的科技政策。

組織基礎：1950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成為美國聯邦政府支持基礎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機構。

基於範內瓦·布什的報告，美國國會批准建立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為美國聯邦政府支持基礎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機構。範內瓦·布什在報告中強調基礎研究對於美國科學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並呼籲聯邦政府提高在這一領域的資助，為此報告建議設立一個國家研究基金組織，其主要任務是為科學研究和科學教育提供資金制度等方面的保障。

　　1950年5月10日，在範內瓦·布什等多位科學家的努力之下，通過與國會、總統多輪周旋，杜魯門總統終於簽署通過了創建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法案，即S.247號提案。該法案規定國家科學委員會由二十四名兼職成員和一名董事擔任首席執行官，全部由總統任命。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主要任務是推進科學發展，提高國家的衞生、經濟和生活水平以及保衞國防，並在基礎研究和教育方面發揮全球領導作用。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有助於推動未來經濟增長、增強國家安全和全球競爭力的研究和勞動力發展項目，並尋求高風險、具有潛在變革潛力的研究。

在NSF創立的初期，美國政府並沒有對該機構產生足夠的重視。從1951年創立至1953年，政府給予的撥款數額限制在1500萬美元，只撥款足夠的資金讓該機構開始行政運作，這和此前範內瓦·布什計劃的第一年預算3350萬美元（第五年漲到12250萬美元）相比甚少。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一號」（Sputnik 1），這一事件大幅提升了美國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在此期間，NSF的預算資金大幅增加，在1958財年，NSF的撥款達到4000萬美元。到1968年，預算接近5億美元。至此，NSF可以為更多基礎研究項目和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計劃提供支持。

立法基礎：1980年，《貝赫-多爾法案》等系列法案的推出，促進了研究成果的轉化，增進了政府部門和私營部門的產學研合作。

　　20世紀50年代以來，基礎研究在美國方興未艾，但是並未帶來美國技術的蓬勃發展，究其原因，主要是聯邦政府所資助研究產生的發明專利權的歸屬問題，阻礙了這些技術的商業化。例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報告指出，在1978年，政府主導的研究總共有31357項的發明，但授予合同方所有權的只有1254件，佔比不到4%。

《貝赫-多爾法案》的頒佈，極大促進了科學研究成果的轉化，增進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產學研合作。在《貝赫-多爾法案》出現之前，關於怎麼處置政府出資的研究所產生的知識產權問題，美國聯邦政府並未制定統一的政策，通常做法是聯邦政府成為事實上的專利擁有者與轉化實施的主導者，在這樣的專利政策下，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很少能轉化成產品和服務。

　　1980年，《貝赫-多爾法案》進入美國國會審議，1981年7月，該法案正式生效。《貝赫-多爾法案》的主要內容是允許小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保留執行政府合同所產生發明的專利權，政府只保留一種介入權。依照該法案，研究單位向工業界轉讓政府資助項目產生發明的過程中，可以得到一定比例專利費，極大促進了美國研究單位和發明人的積極性。

　　此外，伴隨《貝赫-多爾法案》推出的《史蒂文森-懷特勒創新法》、《小企業技術創新發展法》，及與之配套的「小企業技術轉讓」（STTR）計劃等，進一步創建了有利於聯邦政府和私營部門互相合作的技術生態系統。

技術爆炸：制定跨世紀關鍵技術發展戰略，確定關鍵技術，給予重點扶持

1991年3月，美國政府公佈了一份長達127頁的國家關鍵技術報告，這份報告確定了美國6大關鍵技術領域與22項國家關鍵技術，作為美國跨世紀戰略性高技術前沿，給予重點扶持。這是繼美國1990年國防部20項國防關鍵技術和商業部12項重大新興技術之后又一次重大抉擇。其特點都是面向21世紀，同時又緊貼當前實際需要，對美國迎接跨世紀挑戰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美國政府提出的6大關鍵技術領域分別是：材料技術、製造技術、信息與通訊技術、生物技術與生命科學、航空與地面運輸，以及能源與環境技術。報告提到，美國如果能抓住機會大力開發這些關鍵技術，並迅速轉化為巨大的經濟效益和軍事實力，就可能在高技術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如果放過這一時機，美國就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喪失科技大國的地位。下文列舉了美國近年來科技發展優勢較為明顯的五大技術領域：

（1）生物技術：起步早、擁有世界最先進的技術水平和技術成果儲備

在生物技術方面，美國起步比較早，發展也比較完善，已經具備了全球最先進的技術水平以及最多的技術成果儲備，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人力資源充足。自20世紀70年代以基因重組技術和單克隆抗體技術為標誌的生物技術誕生以來，在艾滋病、克隆、干細胞、人類基因組和人類蛋白組等研究領域，美國作為科技和經濟大國均佔據了領先地位，各種生物技術產品被廣泛應用於醫療、工業、農業、海洋和國防等領域。

美國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與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密切相關。早在二戰期間，美國就意識到生物技術的重要性。二戰期間，青黴素的量產使用使得美國戰爭死亡率大大降低。從美國在生物技術方面的投入來看，美國曆任總統和歷屆國會均致力於推動生物技術研究產業的發展，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的科研經費一直佔政府科研預算的大頭，2023財政年度預算達到490億美元。2021全球十大生物製藥廠商中，美國佔據5席，總營收約為3264億美元。

（2）航空航天技術：二戰后一躍成為世界航空技術之巔

在航空領域，美國是飛機的誕生地，但航空技術曾長期落后於歐洲，直到二戰后才一躍成為世界航空技術之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軍的飛機大多由歐洲設計，在1920年-1930年，歐洲航空技術繼續領先，以英國和德國為突出，美國雖然成立了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NACA），但在戰鬥機領域仍然比較落后。二戰期間，美國航空工業更多以量取勝，技術上依然沒有達到世界前沿。

二戰后到20世紀50年代末是美國航空技術發展最為迅速的年代。由於戰爭期間的訂單為美國企業積累了眾多財富，加之受到德國航空技術的帶動，美國航空企業的科研進展開始加速，短短几年美國就突破了很多先進技術。進入超音速時代后，美國在航空領域已經遠遠領先於歐洲，站在世界航空技術的前沿。

在航天領域，1957年，蘇聯人造衞星的發射讓美國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開始迅速成立組織展開航天領域的研究。1957年10月，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一號」，正式開啟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太空競賽。受該事件影響，美國迅速成立組織機構，如將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NACA）與三個國家實驗室整合為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高級研究計劃局（ARPA）等；1958年，美國國會頒佈《國防教育法》（NDEA）等法案，以促進新一代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培養。

在載人航天方面，美國於1961年開始實施登月計劃，並於1969年7月首次把兩名航天員（阿姆斯特朗與奧爾德林）成功送上月球並且安全返回；1972年開始，美國航空航天活動的重點不斷轉向了開發以及利用近地空間，並開始航天飛機研究；1982年11月，美國航天飛機首次進行了以商業為目的的飛行，截至1984年底已經飛行了14次；1984開始，美國NASA又開始着手研究起永久性的載人航天站。

（3）半導體技術：誕生於美國，並通過三次轉移，逐步擴散到世界各地

半導體技術誕生在美國，並通過三次轉移，逐步發展擴散到世界各地，形成當今全球分工的產業格局。資本及技術積累使美國迅速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主導，並憑藉技術先發優勢鞏固其產業權力。

20世紀50-70年代，美國實現半導體技術的原始積累，在此基礎上誕生了早期半導體公司，並逐步發展爲行業龍頭。1947年，美國貝爾實驗室在晶體管技術領域率先取得突破，為技術創新奠定基礎。1958年，美國德州儀器公司首創集成電路，半導體技術革命由此開始。隨着資金與人才的結合，波士頓、硅谷順次成為世界半導體技術及生產中心。1968年，英特爾公司成立，憑藉其技術優勢成為微處理器領域龍頭，至今難以撼動。

20世紀80年代，日本通過產官學合作迅速實現技術「彎道超車」。東芝、日立等日本半導體企業強勢崛起，在DRAM領域一騎絕塵，並於1985年實現芯片市佔率超越美國。受日本高速發展的威脅，美國自1985年起對日發動半導體貿易戰，並極力扶持韓國及中國臺灣，引導半導體產業向韓國及中國臺灣擴散，日本逐步喪失中心地位。

20世紀90年代，韓國及中國臺灣企業抓住機遇，分別在DRAM領域及晶圓代工領域佔據市場主導地位，並逐步實現全產業鏈發展。21世紀以來，我國大陸地區承接偏向勞動密集型的芯片代工和封測環節，並在芯片設計與製造領域逐步發力。自此，半導體產業轉移到世界各地，形成較為明確的國際分工。

（4）納米技術：研發投入穩步增長，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

在納米科技方面，早在1996年至1998年間，美國政府就委託Loyola學院對美國在全球納米技術領域所處的地位進行評估，結果顯示，美國在全球納米領域尚未佔有絕對的領先地位。2000年2月，美國宣佈實施《國家納米技術計劃》，並且持續增加研發投入，2003年美國納米科技委員會的年度預算達到了7.1億美元，相比上一年增加了17.5%，2004年預算達到8.5億美元。

2003年12月，時任總統布什簽署生效《21世紀納米技術研究開發法案》。新法案批准，從2005年財年開始的未來四年中，美國政府在納米技術領域的投入將達到37億美元，以強化美國在該領域的國際領先地位。

2021年10月，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和國家納米技術協調辦公室發佈《美國國家納米技術行動戰略規劃》。該戰略規劃爲推進美國納米技術研發和在消費電子、水淨化、基礎設施、醫學、能源、太空探索和農業等領域的應用，以及輔助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提供了框架。

（5）信息通訊技術：技術創新水平居於首位，非常注重掌控標準的制高點

在信息技術層面，美國的官、產、學和媒體一致認為，現代信息技術拯救了美國。1999年初，美國總統信息技術諮詢委提供了一份規劃，標題是《信息技術研究：投資我們的未來》；同時，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也提出一份報告：《21世紀的信息技術：大膽投資美國的未來》。兩份報告得出的結論一致：21世紀的發展主要以信息科技的發展爲基礎，信息科技的領先將保證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

美國是世界上制定國家信息產業戰略最早、頒佈國家信息產業政策最多的國家。美國於1991年頒佈了《高性能計算法案》，並據此在1992年至1996年間實施了《高性能計算與通信計劃》（HPCC）。該計劃的目標主要是擴大美國在高性能計算與通信技術方面的領先優勢，併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支撐技術和應用軟件。

美國的信息產業發展的特點是產業競爭力在全球領先，技術創新水平居於首位，並且在發展中非常注重掌控標準的制高點。1987年美國勸服了ISO和IEC兩大國際組織，成立了「信息技術國際標準第一屆聯合委員會」，為美國在國際信息技術標準制訂中贏得了優勢地位。

硅谷的崛起是美國信息產業發展的標誌。美國硅谷地區目前仍被稱為世界上最大、最密集、最具創造性的高科技產業集羣。在硅谷，集聚了上萬家高科技企業，其中60%以上為信息技術企業，比如思科、太陽微系統、惠普、網景、英特爾等世界最著名公司。硅谷信息產業奇蹟般的發展與美國政府有着密切的關係。政府通過各種手段保護和調動創業者的積極性，比如放寬支持政策、明確產權、允許技術入股等，起到了催化劑和潤滑劑的作用。

2.3 守城期：政府直接干預、技術封鎖、小院高牆

階段一：冷戰期間，為對抗蘇聯技術威脅，大幅增加科研投入，發展航天技術

蘇聯可以説是人類航天史上的先驅者，在美蘇冷戰期間，蘇聯的航天技術長期位居世界第一，並且在航天技術方面取得很多第一。在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一號」。這個事件也標誌着美蘇太空競賽的正式開始。在1961年4月12日，蘇聯的宇航員加加林乘坐蘇聯研製的「東方一號」，進入地球軌道，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人類。在1971年4月19日，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座空間站「禮炮1號」，這個事件表明人類的太空飛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蘇聯航天技術的發展極大刺激了美國，美蘇冷戰期間，美國科研投入也大幅增加，併成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頒佈《國防教育法》（NDEA）等法案，以促進新一代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培養。從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預算資金來看，1957年開始，NSF的預算資金大幅增加，在1958財年，SF的撥款達到4000萬美元。到1959財年，NSF的預算資金已增加了兩倍多，達到1.34億美元，到1968年，預算接近5億美元。至此，NSF可以為更多基礎研究項目和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計劃提供更多支持。

階段二：為應對日本科技崛起，發起對日貿易戰，並直接干預關鍵技術

　　基於半導體元件所設計的集成電路是由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在二戰后發明的，隨后取得了飛速發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一直處於半導體產業的全球領先位置。20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看中這一產業的發展潛力，隨后開始實施「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VLSI）」計劃，日本通商產業省（MITI）組織日立、日本電氣股份有限公司（NEC）、富士通、三菱和東芝等五家公司，通過大規模產學研合作實現快速的技術積累，並在此基礎上實行產業化。

　　到20世紀八十年代初，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實力已經可以和美國企業相抗衡，美國企業面臨日本企業的強力競爭，由此感到巨大的壓力。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美國着手對日本進行鍼對性打擊，壓制日本的科技趕超之勢。

爲了打擊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美國開始採取一系列舉措，其中包括啟動「301」調查，通過多邊協議為雙邊談判製造籌碼等。1985年11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發布了一項裁定，認為日本企業不正當做法損害了美國產業的利益。1985年12月，美國總統正式批准「301調查」。1986年7月30日，美日兩國政府達成半導體協議。1987年3月27日，美國認定日本企業未能遵守協議條款，因此宣佈制裁措施，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電器產品徵收100%的報復性關税。這一制裁措施一直持續到1991年。1991年，美國以換取制裁的暫停為交換條件，逼迫日本重新簽署了一份有效期至1996年的五年協議。

美國政府的相關行動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持續到90年代后期，對日本半導體產業起到了非常明顯的打擊效果，在美國的打壓下，日本企業幾乎完全退出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競爭。當時參與「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VLSI）」的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東芝等企業在此期間大都逐步退出半導體產業的相關業務，日本核心競爭力逐步萎縮，技術實力快速下滑。在全球十大半導體廠商排名中，日本由1985年獨佔5席的絕對壟斷地位，到2005年僅佔2席，且總營收大幅落后於美國及韓國的相關廠商，再到2021年逐步退出前十名的爭奪，半導體行業發展遭遇極大挫折。

在發動對日本貿易戰的同時，美國政府通過直接干預協調的方式參與到關鍵技術的研發中，並於1997年重新奪回了美國半導體產業在全球的市場份額。80年代中期，為與日本進行半導體技術競爭，美國政府向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投入近8.7億美元資助，並組織建立了協調機構，便於美國半導體行業的技術設備標準化。美國半導體產業的市場份額於1997年重回50%水平，此后一直維持同等壟斷水平的市場份額。2021年，美國半導體產業份額市佔率為46%，其他國家中除韓國達到20%水平外，均位於10%以下。

階段三：應對中國崛起，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不斷加大技術出口管制

2018年以來，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背景下，美國不斷強化對中國科技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壓制態勢。其中的核心措施之一，即是對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進行輪番打擊。拜登政府明確表示，在諸多事務上強化與中國合作的同時，很多領域仍舊視中國為潛在威脅和競爭對手，科技創新即是重中之重。因此，美國壓制中國科技發展的短期烈度有可能降低，但長期決心不會改變。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間圍繞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呈現出持久博弈的明確趨勢。

2018年1月，美國四大運營商中的AT&T､Verizon先后終止了與華為的智能手機銷售合作。在通信領域，中國從「2G陪跑」到「3G跟跑」，再到「4G並跑」，現在逐漸走向「5G領跑」。在2018年全球五大電信設備製造商的排名中，華為佔據了全球電信運營設備商收入總數的28%左右，幾乎相當於諾基亞與愛立信公司的總和。加之華為的5G技術走在市場的前列，為中國製定通訊標準、掌握5G標準的話語權奠定了基礎。然而，華為的崛起觸及到了美國在5G領域的核心利益，5G標準的制定更將顯著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因此引發了美國對來自中國企業挑戰的擔憂。

與制裁日本半導體企業的手段一致，美國也主要通過技術封鎖與市場壓縮的方式對華為、中興等企業發動制裁。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打擊以傾銷和市場壁壘為藉口，以「市場壓縮」為實質；美國對華為的打擊則是其升級版，通過「設備安全問題」、「國家安全」和「清潔網絡」等議題不斷尋找藉口，實質上則採取「技術限制協同下的市場壓縮」，通過多種手段的協同試圖不斷壓縮華為的市場空間，以此破壞華為產業鏈和其積累的技術實力，最大程度打擊我國的科技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目前來看，美國對華為的海外市場壓縮產生了一定成效｡在美國的打壓干預下，華為5G設備的全球市場份額快速下降。2018年，由於華為相對其他競爭者擁有巨大的技術優勢與成本優勢，其在5G合同數量上遙遙領先，佔據壓倒性的市場份額｡

　　但從2019年開始，在美國的持續行動之下，華為在市場份額上的壓倒性優勢迅速喪失，而愛立信和諾基亞在技術劣勢並未改變的情況下開始了驚人的逆勢反超，先后超越華為。與5G設備全球市場相類似，華為智能手機的海外市場份額從2018年年底開始經歷快速而持續的下降。在2018-2020年短短兩年時間里，華為智能手機出貨量的海外市場份額從8.1%快速下降至3.5%，業績受到嚴重影響。

三、美國科技霸權的鞏固：「技術-金融-市場」三板斧

美國科技霸權的鞏固主要依賴技術控制、金融控制、市場控制三大手段實現。美國通過掌控技術關鍵環節、實行技術出口管制獲取技術鏈權力，藉助投資科技企業、把控融資渠道、發起投資審查實現金融控制，採用限制進入、聯合盟友施壓手段完成市場壓縮。利用「技術-金融-市場」三板斧，美國實現對競爭實體供給端到需求端的全面打擊，以此維持其科技霸主地位。

3.1 技術控制：掌控技術關鍵環節、技術出口管制

美國實現技術控制的手段主要有兩個：一是掌控技術鏈關鍵環節，二是技術出口管制。美國在產業鏈轉移過程中依然牢牢把控技術核心環節，並利用出口管制強化壁壘，進而鞏固技術霸權。

第一，美國在對外技術轉移的過程中仍對技術關鍵環節進行掌控，並利用既有優勢擴大技術差距，以此鞏固科技霸權。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曾先后藉助美國技術輸出成為半導體霸主，但其仍高度依賴美國多環節關鍵技術，恐懼因技術斷供帶來的產業鏈崩潰。美國對核心技術的封鎖使得其利用技術壁壘鞏固科技霸權的野心得以實現。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美國在EDA及IP核領域具有難以撼動的技術壟斷地位，從而對下游的芯片設計環節產生「一劍封喉」的控制效果。在芯片設計領域，美國掌控CPU、GPU、及FPGA的核心技術。在半導體設備領域，美國亦高度壟斷表面沉積設備、刻蝕設備相關關鍵技術。依賴其在供應鏈核心環節的壟斷地位，美國在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佔據近40%的比重，高度控制半導體技術鏈及產業鏈的運轉，並利用技術創新的「馬太效應」不斷擴大技術優勢，維護科技霸權。

第二，技術出口管制逐漸成為美國遏制他國科技發展的主要手段，出口管制的根本目的在於維護美國科技霸權。技術出口管制政策體系的形成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並不斷變化調整。從1917年到現在，美國出口管制政策體系不斷演變，從《敵國貿易法》到「巴黎統籌委員會」、《瓦森納協議》，再到《1979年出口管理法》（EAA）、《出口管制條例》（EAR），政策不斷修訂，技術出口管制的針對對象與涉及範圍不斷調整變化，但是服務於美國國家戰略、防止先進技術擴散、防止其他國家技術進步的初衷並沒有改變。

2018年以來，美國不斷加強對我國的技術封鎖。1999~2017年，列入美國「實體清單」的中國機構數目增長緩慢，而2018~2020年，分別就有63家、151家和237家中國主體被納入「實體清單」，添加了大量的電子通訊、信息安全、互聯網等具備廣泛產業化應用前景的高技術機構，美國對華出口管制呈現出範圍擴大化、措施金融化的特點。

　　2018年8月，美國通過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以「實體清單」的方式收錄14大類新興技術，對其出口嚴加管控，目的在於限制對我國技術出口。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華為及其關聯公司等68家企業列入實體清單，並且嚴禁供應商向華為出售美國商品和技術；2020年5月，制裁進一步升級，要求境外廠商向華為及其相關公司出售美國商業管制清單中的軟件、技術及半導體芯片組等產品時，必須得到美國的出口許可。

　　在美國的施壓下，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業——臺積電於2020年9月終止了對華為的供貨。同時，荷蘭阿斯麥爾公司與中芯國際簽訂了合同，但是美國以阿斯麥爾的EUV光刻機使用美國技術為由向荷蘭施壓，禁止其向中芯國際供貨，使得中荷雙方的採購合同至今無法履行。2020年10月，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發佈規則稱，要對六項「新興技術」實施新的多邊管制，聲稱這些新興技術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且在未來二十年會產生重大作用。

2021年以來，拜登政府上臺后，繼續加大對我國企業的技術封鎖力度。2021年5月，宣佈延續特朗普的行政禁令，繼續全面封殺對華為的芯片出口。6月，以應對中國軍工企業威脅為由，拜登陸續將57家相關實體加入出口管制清單，包括燕京電子、亨通光電、中天科技（維權）等。

3.2 金融控制：投資科技企業、把控融資渠道、發起投資審查

美國利用金融控制方式鞏固科技霸權的方式有三種：一是藉助投資機構的雄厚實力，通過控股、參股或合作的方式進行科技企業投資；二是利用其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把控主要科技企業的融資渠道，從而實現技術控制與合作；三是通過投資審查限制相關國家及企業對美高科技投資。

第一，美國金融機構掌控着較為豐富的金融資源，通過多年佈局，已直接或間接通過資本控制，獲得相應高科技企業的股東權利，從而實現技術鏈與產業鏈控制。

在全球主要科技公司中，都有着美國的身影。中國臺灣台積電、韓國三星集團、荷蘭阿斯麥爾等半導體龍頭企業均有相當程度美國股權參與，甚至出現近半股權為美國資本掌控的情況。三星的美國股東股權佔比接近30%，臺積電及阿斯麥爾近50%股權歸屬美國投資者，美國成為上述公司的實際話事人。

美國主要通過投資機構向世界高科技企業持續輸出資本。以世界排名第一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的世界科技基金為例，其投資範圍涉及亞太、歐洲的主要國家及地區，2021年其投資對軟件及服務、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等領域覆蓋率達到65%。根據荷蘭阿斯麥爾2021年財報，其主要股東中，美國資本集團及貝萊德公司分別佔據15.81%及7.95%的份額，僅二者便為美國爭取到接近1/4的決議權，使美國擁有半導體行業上游技術與產業鏈控制的極大權力。

第二，美國藉助其金融武器，通過切斷高科技企業融資渠道對相關企業進行控制、打擊。高科技企業普遍具有資本密集型特徵，需要穩定的融資渠道以及不斷增長的資本支出及研發費用來支撐其發展。

美國擁有世界最發達的金融市場，在吸引全球高科技企業赴美上市的同時，也扼住了相關企業的資本命脈。全球高科技企業中，截至2021年，有83家半導體公司及110家軟件公司藉助美國資本市場進行融資。美國納斯達克市場成為世界科技巨頭的孵化器。

美國融資控制手段極大影響相關科技企業決策。以臺積電為例，其赴美建廠及交出機密商業數據的妥協背后，便有對美國資本威懾的考慮。臺積電高度依賴美國金融市場，以支撐其不斷攀升的資本及研發費用。2021年，其在花旗銀行的存托股權比例高達20.52%，同年，其資本支出達300億美元，2022年或將達到440億美元，資金籌集大幅依賴美國股權融資渠道。

此外，美國通過行政手段建立「中國涉軍企業投資禁令清單」，禁止美國投資者對相關企業進行投資交易。清單涉及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半導體、信息通訊等高科技領域，較之實體清單制裁力度更甚，限制相關中國企業獲取美國資金支持，以此實現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擊。

　　2020年11月12日，特朗普政府發佈政令，推出「非SDN-中國軍事企業清單」，對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實行投資禁令，自2021年1月起實施。清單涉及華為、海康威視、中國移動、中國航天、中國廣核等多家公司。2021年1月，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對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進行摘牌退市處理。

　　2021年6月，拜登政府在前款政令基礎上，進一步收緊投資禁令，對相關制裁企業進行修改、補充，推出「非SDN-中國軍事綜合體企業清單」。此次清單令華為及其子公司、中國電子、中國海洋、中國移動、中芯國際等59家中國企業受到影響。2021年12月，商湯科技赴港上市期間被加入投資禁令名單，隨后大疆、雲從科技、曠視科技等8家企業被列入投資制裁名單。目前已有68家企業進入美國「中國涉軍企業投資禁令清單」，融資活動受到影響。

第三，美國以投資審查的方式限制我國高科技企業在美投資，並聯合其盟友一起，抬高我國企業對其投資的門檻。2018年8月，《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作為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一部分，由特朗普總統簽署成法，表明美國從戰略層面加大了對外國投資美國相關項目的審查。該法案擴大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批權限，凡是涉及到「關鍵技術」、「關鍵基礎設施」和「敏感個人數據」的外國投資都需要強制申報。此舉實際上切斷了我國對美國的關鍵技術諸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及互聯網等方面的投資渠道。歐盟和日本也跟隨美國的步伐，抬高對我國企業對其投資的門檻。

　　2019年4月，歐盟《外國投資審查框架》生效，擴大歸類為「關鍵基礎設施」的行業清單，提高篩選過程的時間和嚴格程度的最低標準，限制外資對關鍵領域的併購，防止關鍵領域的技術外流。同年10月，日本財務省向內閣提交併獲內閣通過《外匯及對外貿易法》修正案，列出了IT、電信技術製造、軟件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需進行外商投資審查的行業，防止關鍵技術泄露到國外。

3.3 市場控制：限制進入、聯合盟友施壓

美國市場控制分為美國國內市場及國外市場，通過一系列市場壓縮行為，在收入端打擊對其具有技術威脅的高科技企業，以限制其技術發展。其中，美國在國內市場多利用輿論、行政法案等進行市場絞殺，也會在必要時採取「301調查」、加徵關税等方式構築貿易壁壘，對相關國家及企業進行市場打擊。而對於國外市場，美國則通過外交遊説、結盟甚至是威脅的方式進行管轄。

國內市場方面，美國主要通過前期輿論造勢，中期政府施壓，后期法案約束的方式，對相關實體實現市場全面絞殺。以美國對華為市場封鎖為例，美國前期通過輿論造勢，令華為、中興等企業陷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指控，為后期採取制裁措施做好輿論準備。

　　隨后，美國通過政府施壓，令國內相關實體被迫取消與華為的業務合作。2018年，在美國政府政治壓力下，華為與美國運營商、零售商等的多個智能手機銷售合作計劃被迫終止，華為亦在AT&T的5G設備招標中落選，華為消費者業務及運營商業務均受到一定影響。

　　此后，美國相關法案落地，對華為制裁力度進一步加大。2019年5月，特朗普簽署《確保信息通信技術與服務供應鏈安全》行政令，禁止美國企業交易威脅國家安全的外國信息技術與服務。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通過《2019安全和可信通信網絡法案》，防止威脅國家安全的通信設備或服務進入美國網絡，移除目前正在使用的任何此類設備或服務。

　　藉助相關行政管制措施，美國逐步實現對華為在美市場的全面限制，並對華為5G市場拓展造成了極大打擊。2020年華為在美銷售額僅為397億元，同比下降24.4%，2021年更進一步下降至292億元，在美市場持續壓縮。

此外，美國還多次通過「301調查」方式，對中國進行制裁。2017年8月，美國以「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為由啟動第6次對中「301調查」，並於2018年3月起先后展開4輪共計55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税徵收。高科技行業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行業加徵關税額度達到229億美元，相關貿易管制對我國高技術企業的市場擴展帶來較大影響。

美國對國外市場亦可實現較大範圍的管轄。通過外交遊説、結盟甚至威脅，美國實現了對相關實體國外市場的有效控制，進一步壓縮對手市場空間。

　　以美國對華為的制裁為例。美國曾多次在外交場合遊說、施壓其他國家拒絕華為5G設備，以此壓縮華為的海外市場。如推出「布拉格提案」，公開孤立華為，聯合「五眼聯盟」封殺華為等，甚至採用經濟激勵方式誘使各國放棄華為5G服務，激起了國際社會對華為5G的負面態度。

　　此外，美國更通過「清潔網絡」計劃結盟的方式公開排擠中國5G供應企業。2020年6月，美國推出「清潔網絡」計劃，內容包括制訂清潔網絡名單，保護美國公民的隱私和公司敏感信息免受中國等「惡意行為者」的侵擾。

　　2020年8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佈擴大「清潔網絡」計劃，在運營商、應用程序、應用商店、雲端及電纜等5個領域對華為的5G佈局進行對抗，同時遊說相關國家及企業加入「清潔聯盟」。截至2020年11月10日，已有近50個國家及170余家電信公司加入美國「清潔網絡」計劃。

美國外交手段對華為海外市場產生較大影響。2019年至2021年，華為海外主要地區銷售額均呈下降趨勢。亞太地區年銷售額由2019年的705億元下降至2021年的537億元，降幅接近24%。同期歐洲、中東、非洲地區的銷售額降幅更是達到36%。華為海外市場受到進一步壓縮。

四、美國科技霸權的影響：技術聯盟閉環、全球產業鏈危機

美國外交手段對華為海外市場產生較大影響。2019年至2021年，華為海外主要地區銷售額均呈下降趨勢。亞太地區年銷售額由2019年的705億元下降至2021年的537億元，降幅接近24%。同期歐洲、中東、非洲地區的銷售額降幅更是達到36%。華為海外市場受到進一步壓縮。

第一，在美國科技霸權影響下，全球國際科技與產業合作水平明顯降低，科技戰略突出「競爭與保護」，美國試圖在全球形成「技術聯盟」閉環

近年來，全球科技創新受政治裹挾現象愈加普遍，以美國為首的部分發達國家通過限制在科學研究、技術研發、人員交流、市場應用等方面的合作，來對本國領先技術進行保護，同時達到遏制他國科技發展的目標。在此背景下，「科學無國界」的神話被打破，一系列技術制裁引起的科研封閉趨勢持續醖釀和傳播，未來，科學研究受政治脅迫可能成為一種新的世界現象。

從美國科技競爭戰略的主張和政策來看，總體以強調「美國優先」為主，突出「競爭」，多次採取單邊措施維護自身國家利益。2019年6月7日，在第二十三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上，俄羅斯總統普京指出，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一些西方仍在通過金融、經濟和貿易手段打壓新興市場國家的正常發展，歸根到底是不希望自身霸權地位受到挑戰。

在美國科技霸權影響下，全球國際科技與產業合作水平明顯降低，美國試圖在全球形成「技術聯盟」閉環，逐步建成技術領域的「小院高牆」。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方對華的科技戰略更具「全面封鎖」特性。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對華科技打壓方式較為直接，由美國政府出臺相關措施，阻礙中美兩國的技術交流，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出口管制，禁止向中國出售科技和技術附加值高的軟硬件產品；二是，投資管控，限制中資企業在美國技術領域的投資與收購活動；三是，採用人才封鎖令，限制人才交流。

拜登執政時期，對華科技戰略更具精細化，核心領域加強管控，非核心領域合作，建起「小院高牆」；注重盟友合作，啟動所謂「印太經濟框架」。

　　2018年10月，「新美國」智庫高級研究員薩姆·薩克斯第一次提出「小院高牆」策略。所謂的「小院高牆」，是指美國需要確定某些特定的技術和研究領域，即「小院」，對這些領域需要制定戰略邊界，即「高牆」。對於「小院」內核心技術，美方將大力封鎖，而「小院」之外其他領域，則可以重新開放。

　　2021年1月13日，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發表文章：《美國能否重新掌舵？——應對中國挑戰的國家技術戰略》（Taking the Helm：A National Technology Strategy to Meet the China Challenge）。報告認為，美國正與中國進行長期的、多方面的地緣戰略競爭，其中技術作為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關鍵推動因素，在這場競爭中居於前沿和中心地位。

報告同時指出，在這一技術競爭中，美國對中國擁有無可比擬的戰略優勢：一個由盟友和夥伴組成的全球網絡。利用這一網絡進行多邊合作對國家技術戰略至關重要。通過與其他技術領先的國家合作，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能夠在這場競爭中提供的財力和人力資源，要遠遠超過中國單個國家的能力。至此，美國「小院高牆」式的科技戰略逐步形成，並加快啟動「技術聯盟」合作新框架。通過「技術聯盟」體系，美國試圖填補技術與地緣政治競爭中的真空地帶，確立基於技術權力的新科技霸權體系。

　　在「小院高牆」式的科技戰略下，美國既在非核心產品的領域對華釋放緩和信號，包括向華為和中芯國際供貨、推出關税排除清單，又頻頻聯合盟友在供應鏈上搞封閉圈子，啟動所謂的「印太經濟框架」，意圖在覈心領域上加大對中國的技術封鎖，逐步在關鍵產業鏈實現「去中國化」。

當前，美國主導的「技術聯盟」正在全球加速佈局與聯動。一是，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係。2021年6月15日，歐美成立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下設技術標準合作、供應鏈安全、氣候與清潔技術、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十個工作組，為雙方在全球技術等領域提供協商平臺。2021年9月29日，TTC召開首次正式會議，提出要增強基於「民主價值觀」的夥伴關係以加強多邊出口管控、投資審查、供應鏈安全等機制。

二是，多圈層協同的「印太經濟框架」。在拒絕了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之后，美國民主黨所醖釀的《印太經濟框架》構想，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供應鏈安全和核心技術管控。民主黨人代表了受益於全球化的一方，既想利用全球產業鏈賺取利潤，又想在前沿科技領域保持霸主地位。

　　2022年2月11日，美國白宮發佈《美國印太戰略》，研究在印太戰略下制定「技術多邊主義」框架協定，重新調整和構建美國及地區合作伙伴、聯盟、組織和規則。2022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正式啟動印太經濟框架。

第二，美國動用科技霸權頻頻施壓，迫使關鍵產業鏈迴流美國，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全球產業鏈的不穩定，進而可能引發全球產業鏈危機。

自美國總統拜登上臺以來，美國對供應鏈安全的重視與日俱增。2021年2月24日，拜登簽署了第14017號行政令，指示集合全政府力量對國內關鍵供應鏈進行全面審查，識別風險，彌補漏洞，評估美國關鍵供應鏈的脆弱性並制定相應戰略加強其彈性。

　　2021年6月8日，美國白宮發佈了一份名為《構建彈性供應鏈、重振美國製造業及促進廣泛增長》的評估報告。該報告針對半導體制造和先進封裝、大容量電池、關鍵礦產與原材料、藥品與原料藥四大首批最受關注的關鍵領域進行了全面審查，分析了各產品供應鏈的潛在風險。同時，美國政府組建了歷史上首個供應鏈中斷工作組（SCDTF），希望採取國內加大投資、國外增加合作的雙線程方式對現有供應鏈進行「優化」，創造「排中」供應鏈新環境。

在供應鏈安全指引下，美國動用科技霸權頻頻施壓，迫使關鍵產業鏈迴流美國。美國儲能電池技術相對落后，因此積極與世界領先的日韓電池製造企業合資，推動新工廠在美落地；在光伏領域，一方面美國與日本建立清潔能源夥伴關係，促進兩國新能源技術合作；另一方面，儘管美國尚不能擺脫對光伏產品進口的嚴重依賴，仍將繼續使用税收工具保護本土企業。

　　在半導體產業領域，美國在研發設計環節佔據領先優勢，但本土產能嚴重不足。自2021年起，美國通過給半導體企業提供補貼的形式，誘壓全球半導體企業在美建廠，融入美半導體生態。迄今為止，三星、臺積電等均承諾在美設廠，美企英特爾牽頭成立的產業聯盟「通用芯片互連快車」也進展順利。

供應鏈迴流趨勢下，美國國內製造業投資持續增加。2020年4月以來，美國製造業逐漸復甦，用於投資的資本品投入持續增加。與此同時，隨着消費者需求的增長以及全球供應鏈的持續緊張，製造商開始加大對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的投資，以提高國內製造的成本效率，克服勞動力和技能缺口帶來的挑戰。根據美國自動化推進協會的數據，2020-2021年，美國機器人採購訂單增長67%，其中一半以上來自非汽車行業，如塑料、半導體、電子、金屬等。

從結果來看，美國在供應鏈方面採取的行動將會迫使全球供應鏈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形成了對現有的高效全球供應鏈的破壞，必然會損失全球經濟效率。美國在供應鏈方面的做法勢必影響以市場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合作，使區域產業分工「碎片化」，破壞了全球現有產業鏈佈局，從而導致全球產業鏈危機。在美國主導下，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結構從以前的「多極結構」向聯盟主導的「單極結構」快速演變，高端半導體創新要素和產品將僅限於聯盟內部流動，聯盟通過多邊出口管制措施阻止其向其他國家擴散，從而高築起半導體創新壁壘。

　　2021年以來，受疫情影響，疊加美國對他國半導體制造企業進行無理的制裁和打壓，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遭受了嚴重衝擊。2021年全球集成電路製造產能持續緊張，各行業都陸續面臨着「缺芯」問題，對產業發展造成了較大影響。

綜合來看，美國近年來奉行霸權主義，一直試圖建立新的市場規則，重塑供應鏈體系，特別是在關鍵戰略產品方面想方設法擺脫自身對中、俄等國的依賴。從美國近兩年官方表態和一些政策導向看，美國對於供應鏈安全的強調不僅僅侷限在「自主」層面，而是更強調「可控」，即將美國認為的潛在對手堅決踢出自己的供應鏈序列，不惜捨棄巨大市場和經濟利益，轉而通過向本土或盟友國家投資，建立更符合自身利益的供應鏈體系。

目前，美國已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擬在中美間建立一種以科技為核心的新型大國競爭範式。面對加速演進的世界大變局和複雜激烈的技術政治戰略博弈，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正在深度重組，或出現不斷擴大的「創新梯度」或「創新鴻溝」，創新要素流動的壁壘將嚴重阻礙全球發展，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疫情下的經濟復甦和創新發展都將受到阻滯。

中美兩國的這場世紀競爭，不僅考驗兩國的科技戰略制定能力，更考驗兩國的科技戰略執行能力。對於中國而言，在認清現實的基礎上，需要更加重視基礎科研和原始創新，利用好得天獨厚的市場優勢，避免陷入未來更大的供應鏈危機中。科技部的一般公共預算顯示，2021年我國基礎科學研究預算比2020年增加了64.6%，主要用於國家科技創新基地等方面支出。這説明基礎科學研究在我國得到了切實的、越來越多的重視。

美國在科技領域的種種動作，對於我國既是挑戰，也是機會。2021年3月16日，《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的署名文章《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文章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着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着人民生活福祉。中國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五、風險提示

　　俄烏衝突時間持續超預期；美國政策調整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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