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變形計》：月經羞恥、少女成長與亞裔的熒幕「代表性」

因疫情而將動畫電影《青春變形計》（Turning Red）的院線上映取消並全線轉至流媒體，應該已經是一個讓迪士尼十分后悔的決定。在上映的幾天里，它一直都是社交媒體上熱度最高的話題之一，打動觀眾的不僅有其中十分可愛的小熊貓造型，有電子寵物、世紀初男團、在筆記間隙畫滿簡單塗鴉的筆記本等充滿懷舊色彩的世紀初元素，更有它如何深刻地處理了13歲女孩的內心故事這樣一個常常被簡化和忽視的主題。

走出「月經羞恥」的少女成長故事

《青春變形計》的主角是一位13歲的華裔加拿大女孩李美琳，一位典型的亞裔「全A學生」，和母親、家庭關係親密，卻也因此沒有為自己留下太多自我的空間和意識。從某天開始突然發現她繼承了祖輩的一種「能力」，會在有激烈情緒時變成一隻巨大的紅熊貓。雖然在預告中看到這個設定讓觀眾感到的主要是有趣甚至獵奇，但它實際上卻是一部情感刻畫極其細膩的成長故事。

雖然這是今天影視作品最常講的故事門類之一，但得到佳作也並不簡單：聚焦於同齡人中「酷」、受歡迎或家境富有的那一類人物不僅有些落入俗套，也完全不是大多數人在自己的那個年齡能夠共情的經歷；而刻畫其余更多元的人物形象時，由於成年人往往難以復刻那個年齡段的很多微妙感受，得到的故事往往比現實更加工整、成熟、圓滿卻不真實。因此，近幾年里這個類別中的佳作，往往是足夠深刻地探索了身具邊緣羣體標籤的青少年的獨特體驗、困境與感受的：《真心半解》中在閉塞的小鎮中長大的華裔同性戀女生，如何在沒有指導和幫助可尋的孤單狀態下探索文學、心動和成熟；《伯德小姐》則拍出了無數「小鎮青年」們與家鄉和家人間流動於苦澀和思念中的關係。

這也是《青春變形計》的亮點所在：它完全沒有因為考慮觀感而掩飾美琳初入青春期的體驗中的諸多尷尬之處——不夠「酷」的衣着打扮和氣質，因獨特性格而受到的議論，她力圖不讓外界反饋影響自我認知的時成時敗的努力，以及青春期女孩特有的、在外人看來和自己回憶起來時都難免覺得有些煩人和難堪的熱情......這種真實不僅讓觀眾更能與角色產生共情和共鳴，更讓電影本身成爲了皮克斯繼《頭腦特工隊》以來最聚焦深挖「情感」的作品。這其中，最中心而巧妙的部分，自然是用不由自主地變身小熊貓來比喻女孩青春期的來臨：體型、紅色、身體的氣味這些「變身」中因素往往也是進入青春期身體變化所涉及的；主角突然會因為這種變化，開始在這方面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並對不如人意的部分感到難堪；她情緒的劇烈波動也會成為與這種變化緊密連結的一部分；她第一次學習接受、正視「心動」這一新鮮情感時的五味雜陳；她為控制變身而穩定情緒所找到的竅門，是被朋友們包圍、接受、喜愛而帶來的安慰，在告訴媽媽她是通過「想最愛的人而控制住了熊貓」后，卻被媽媽誤以為所指是自己，這意味着她開始擁有父母、親人以外的「支持系統」，而自己和父母還沒有準備好面對和消化這個事實......

電影的另一個大膽的表達，就是對女孩月經的坦誠討論。小熊貓既是青春期的比喻，也是青春期中月經的比喻；好像還擔心比喻本身不夠清楚，電影中還包含了美琳和母親關於月經的一場尷尬卻直接的對話。月經雖然是世界上一半人的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熒幕上卻極少被不與羞恥、噁心等負面感覺掛鉤地被呈現。電影導演石之予（Domee Shi）在採訪中回憶起自己在十三歲迎接初次月經時，如何因為整個社會和文化中缺少對此的正視而感覺無助、孤獨，她因此設計這段情節，就是爲了「讓有類似經歷的女孩、女性有機會感覺被‘看到’」。而將探討月經的內核包裹進一隻毛茸茸的可愛小熊貓中，讓人們得以在一個恰當的尺度內直接而生動地向兒童、青少年觀眾傳達有關的信息，講述月經何以不意味着羞愧、贓污與恐懼，而是一個人自然、積極的日常部分，而美琳隨着情節行進而學習與熊貓共處、到最后坦然接受熊貓作為自己的一部分，也自然是在向年輕觀眾們傳達，不僅擁抱月經作為自己成長的標誌，更可以坦然擁抱隨青春期的到來而生長的新身份、新情感和新體驗。電影製作人林賽·柯林斯（Lindsey Collins）在採訪中説，將圍繞月經的表達「常態化」是這部分情節希望達成的目標，而無論是其中尷尬的還是有趣的部分，都起到了這個作用。

打破亞裔刻板印象的「代表性」

這部電影的導演石之予，是皮克斯第一位執導整部作品的有色人種女性，她的成名作是於2019年獲得奧斯卡獎的動畫短片《包寶寶》，同樣用比喻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加拿大華裔家庭中孩子與父母一代的情感和衝突，但其觀感的兩極化卻要大很多：當沒有移民家庭成長經歷的觀眾從情節中感受到的是有趣時，許多同場的亞裔觀眾卻沒法同樣地放聲大笑出來，因為其中母親哪怕吞掉「孩子」也不願放手給予他對人生的自我控制權的畫面，是在他們人生中製造了真實傷痛的衝突，卻在影片中只得到了一個被浪漫化地模糊過的大團圓結尾作為解決方案。

更廣泛地來説，隨着近年來「代表性」（representation）在影視界愈發重要、聚焦少數族裔社羣的作品在流行文化中的佔比快速增大，人們同時也注意到，把握、刻畫好這些社羣內部的一些問題也並不簡單。比如對於去年由林-曼努爾·米蘭達（Lin-Manuel Miranda）的原創音樂劇所改編的電影《身在高地》（In The Heights），人們一方面因一個往常被忽視的拉丁社羣第一次被以無比熱烈、色彩斑斕的方式搬上了大銀幕而歡欣鼓舞，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無意間成爲了一個拉丁裔社羣內部中膚色歧視（colorism，以非裔為主的深膚色拉丁裔在社羣內部受到的歧視）的投射：現實中的華盛頓高地本是一個以多米尼加非裔為主的社羣，電影中主要人物本都是這個社羣的成員，卻無一例外地由膚色偏淺的演員飾演，這自然讓許多非裔拉丁（Afro-Latinx）個體想到自己日常在社羣內部常常遭受的膚色歧視甚至種族主義，併成為電影受到的主要批評之一，以至於米蘭達本人都在之后專門為此道歉。

在以亞裔為主角的影視作品中自然也不乏類似問題：打破了「代表性」先河的《摘金奇緣》（Crazy Rich Asians）以極其刻板印象甚至種族主義的方式刻畫了新加坡的東南亞少數族裔，也完全對華人在新加坡社會中享有的特權缺乏意識；在網飛製作的劇集《好想做一次》（Never Have I Ever）中，也存在着對印度社會內的穆斯林恐懼症情緒、對包辦婚姻習俗的美化和温情化；迪士尼真人版《花木蘭》中對「忠」、「孝」極其缺乏現代性的詮釋也得到了很多批評。由於從預告片中就能看出，主人公的家庭關係將是《青春變形計》敍述的重點，是否會重演類似的問題也是我在觀看前最為擔心的。幸運的是，這部電影中母女關係的深刻和複雜遠遠超出了預期，雖然也有女兒的全A學業、「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等亞裔家庭的典型特徵，但美琳的母親並沒有將女兒完全視為其為后代所規劃的完美人生的載體，她對女兒的嚴格中固然有移民獨有的焦慮、有困在上一代人對自己的病態要求這樣一箇中文互聯網討論「原生家庭」時十分常見的元素，但更多的則是對女兒的愛，哪怕是以一種笨拙、不知所措而適得其反的的形式流露出來的：她對女兒生活細枝末節的窮追猛打，是因為知道女兒到了身體即將發生變化的年齡而不願錯過任何一個可以預判的跡象，卻同時缺乏溝通的語言和體察女兒微妙感受的紐帶，導致自己反而成了在女兒面對自己的「變化」（無論是變身小熊貓的喻體還是進入青春期的本體）過程中增加挑戰和負擔的因素。而女兒服從媽媽期待的壓力也並非來自逼仄的家庭氛圍，而更多是對和媽媽間親密情感連結的珍視，在容納自己青春期新情感、新身份時最為掙扎的一點，也是如何同時不會削弱和母親間的親密。

所以，電影沒有設計一個在自己眼中將孩子僅僅視為分數、學業和事業前途的「典型」移民家庭母親，也沒有用在結尾通過對矛盾的模糊和簡化，來輕視屏幕外有類似成長經歷的觀眾的痛苦；石之予選擇從自己和母親間的親密關係出發，為主角母女創作了一套更加普世的代際衝突，同時精準刻畫了如飲食、交流、娛樂、祭祀等華裔文化作為包裹在內核外的空氣。一個由少數族裔演繹、同時擁有普世內核的故事，就更能讓影視中的「代表性」在屏幕外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和連結。

《青春變形計》在多元主義方面的用心也在其他許多地方都能看到：主角美琳一羣好友身份上的多元性顯而易見，有觀眾還認為其中印度裔的普莉亞在迪士尼刪減相關情節前是一個LGBTQ形象；第一個在洗手間中發現「變形」后的美琳的金發同學，還在胳膊上不加遮掩地戴着糖尿病人所用的胰島素泵。

電影更是展示出了一種足夠先進的性別觀念：不同於許多固化了傳統家庭、性別觀念的傳統迪士尼動畫，《青春變形計》既展示了美琳開始懂得對男生心動的過程，又完全沒有將重心放在戀愛關係上，電影中包括幾個男團成員在內的男性角色是模糊的，僅僅是用來體現女孩們的成長而存在的；你還能從中得到對校園中有毒男性氣質（toxic masculinity）的思考——在近年里對性別議題的探討中，越來越多人注意到了校園中所謂「酷」，為男孩們樹立了一個多麼助長有毒男性氣質的標杆：崇尚力量、強壯、競爭，鄙夷敏感、脆弱、溝通和豐富情感，所謂「Jock」就是指學校中一類善於運動、在力量等傳統男性氣質方面佔優，同時又極不善於表達自己的男生形象，並處於受歡迎程度金字塔的頂端。這種對男性氣質的推崇，除了傳播往往如影隨形的厭女文化以外，更是讓男性失去了在那個階段收穫許多寶貴體驗的機會：比如主角和幾位好友間那種毫無保留地交換熱烈情感的友情，就是大多數同年齡段的男生難以獲得的，而在電影前半部分中時常嘲笑甚至霸凌美琳的男同學泰勒，卻在后來被幾人發現是同一個男團的粉絲，而這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會讓一個男生受到同儕壓力，和男性氣質無緣的特質——之前的刻薄行為、對美琳等人情感的嘲諷，也無疑有因不安全感而以此額外「補償」男性氣質的因素作用。

文化保守主義的反彈

在影評網站爛番茄上，《青春變形計》集合專業影評人評論得到的新鮮度高達95%，而觀眾評分卻僅停留在70%左右。橫跨各大社交媒體，它得到的評價都是較為兩極分化的，中間的分界線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當下美國社會中的政治分歧劃出的。許多文化保守派要麼無法接受一部面向全年齡觀眾的影視作品如此開誠佈公地談論月經這個話題，要麼認為變身熊貓這個讓女主角生活天翻地覆的的比喻不適當，是過分戲劇化、小題大做地描述了月經——為什麼要教導孩子對一件「全世界女性都經歷過的事情大驚小怪」？

這當然是保守派將「文化戰爭」中對性教育的敵視、攻擊延伸進每個可能的領域。兩年前，網飛引進了來自法國的獲獎電影《小可愛舞團》（Cuties），講述法國社會中的少數族裔移民女孩如何同時面對原生家庭中的父權規訓和社交媒體中對女性身體的凝視、性化（sexualisation），雖然對這個主題的討論顯然無比重要且稀缺，電影卻因為忠實呈現了女孩們在夾縫中受到傷害的過程，而被不希望在熒幕上看到這個主題蹤影的保守派不公正指摘。但像洪水猛獸一樣拒絕在教育和談論中涉及性這個主題，不僅不能避免、反而只能加重孩子對此必然產生的困惑，和不及時加以解決可能造成的傷害。而「無數代女性都沒有為月經小題大做」是在今天繼續忽視這樣一個故事的理由嗎？恰恰相反，是充滿了月經禁忌的主流文化長久以來忽視了女孩、女性坦誠講述自己困惑和感受的權利，因此開始講述的嘗試纔會顯得像是小題大做，而這種忽視的后果在今天依然有所體現，比如許多國家都在月經用品上徵收高昂的「棉條税」（tampon tax），忽視由此給女性帶來的經濟負擔等。《青春變形計》這樣的作品，正是在慢慢開始填補這個空白。

也有人從根本上否定這樣一個故事存在的意義，認為主角在整個過程中沒有為他人、為世界作出任何有意義的奉獻或犧牲，為什麼值得一個兩個小時的故事來傳達「一切都以我為中心」的心態值得遷就？這也是迪士尼和皮克斯開始越來越將重心從宏大敍事上移開以后一直有收到的批評。但翻看社交媒體上許多網友的觀后感便可以輕易看出，無數觀眾對它的喜愛，來自於久違地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畢竟，一個古怪、「壁花少年」式青春期少數族裔女孩的情緒和經歷，哪怕再豐富、再值得探索，也長久以來不處於主流文化的聚光燈下，為什麼她們的故事會成為一部分成年人眼中的「自我為中心」、會不如一個迪士尼經典的男性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值得講述和聆聽呢？

所以，對於今天影視作品中真正的「代表性」應該是什麼樣子，《青春變形計》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人們已經不再滿足只用堆砌文化元素、拼湊帶有少數族裔標籤的角色等方式，來講述浮於表面的故事，而需要創作者真的「潛進」被敍述對象的人生中，看到其身上不同身份形成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並逐個考量每個人身份在不同維度下給人什麼樣的經歷、創傷，由此才能讓現實中的受眾感覺到被賦權和「看到」。而《青春變形計》告訴你，哪怕僅僅是一個13歲小女孩的成長和心事，也值得這樣付出心力去用心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