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银行又起分红之争

来源：看懂经济

　　2026年6月，徽商银行股东大会还没开，一份5000多字的临时提案先火了。

　　提案来自中静系。这家由高央掌舵的民营资本集团，是徽商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持股10.59%。他们在提案里直接把董事会拟定的分红方案批为“很不合理”，要求把每10股派2.5元提到3.41元，分红比例从22%拉到30%。

　　两套方案差了12.6亿元，也把徽商银行和中静系之间积累多年的矛盾重新推到台前。

　　这不是中静系第一次对徽商银行说“不”。自2016年起，双方围绕分红的拉锯战已经打了快十年。年年提案，年年被否。

　　这件事表面看，是股东嫌银行分红不够。但更深一层的是，它其实是银行业当下很典型的一道选择题：银行想把利润留在体内，补资本、稳经营、抗风险；股东则希望看到更明确的现金回报，尤其是在银行股长期低估值的背景下，分红已经成为投资者判断一家银行治理水平和投资价值的重要信号。

此前看懂经济分析的两家银行——甘肃银行、郑州银行的分红选择，也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银行赚来的钱，到底应该先留给自己，还是先分给股东？

　　徽商银行基本面不差

　　所以股东才会追问分红

　　徽商银行这次分红争议之所以敏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并不是一家经营明显困难的银行。

　　从规模看，徽商银行已经是头部城商行。2025年末，该行资产总额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15.46%。从盈利看，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375亿元，净利润169.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87%和6.34%。

　　资产质量和资本指标也给了股东发问的空间。2025年末，徽商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0.98%，拨备覆盖率达到278.79%。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92%、11.34%、13.69%。

　　从这些公开指标看，徽商银行并不是一家资本安全垫薄弱、必须极度压低分红的银行。

　　这也是中静系要求把分红比例提到30%的基础逻辑：既然银行还在增长，资产质量也稳，资本指标也满足监管要求，那么股东理应获得更充分的现金回报。

　　中静系在提案里列了一组数据：57家A股和H股上市银行里，有23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徽商银行低，但分红比例比它高。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这些头部城商行都按30%左右分红，而且它们还是系统重要性银行，要额外满足0.25个百分点的附加资本要求。潜台词很直白，别人条件更紧都能分30%，你条件更宽松凭什么只给22%？

　　但换个角度看，徽商银行董事会的保守，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作为安徽唯一一家城商行，它从2018年就启动了A股上市计划，至今没成功。尤其是近几年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资产规模越扩，对资本的消耗也越大。在这个节骨眼上，对银行来说，多留一点利润，意味着多留一点经营余地。

　　中静系要分红

　　背后也有估值和资金压力

　　中静系和徽商银行的分歧，并不是这一次才出现。

　　从持股关系看，中静系进入徽商银行已经接近二十年。截至2025年末，中静系通过多个主体合计持有徽商银行10.59%的股份，是徽商银行实际第二大股东。这样一个持股时间长、持股比例不低的股东，对分红有更强诉求并不奇怪。

　　两家的纠葛，要从2006年说起，中静系通过合资公司中静四海入股，此后一路增持，2015年超越安徽省能源集团成为第一大股东。

　　转折点在2016年，徽商银行拟发行60亿优先股，中静系反对，建议维持30%的分红比例——这是双方第一次正面交锋，中静系输了。2017年，徽商银行董事会打算按净利润10%分红，中静系要求恢复到30%，并表示：“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结果68%的反对票把提案拍死了。此后，中静系年年在股东大会上提分红提案，年年被否。

　　双方的矛盾也不止于分红。2019年，高央想把手里股权以121.5亿元卖给杉杉控股，后来因股权交割和款项支付纠纷闹上法庭，交易告吹。2026年3月，高央对外坦承：中静系整体债务约80亿元，到期未还约60亿元。清仓徽商银行股权，成了化解债务的“终极方案”。

　　说穿了，中静系急着要高分红，不只是投资回报的问题，更是自身经营面临的现金流和债务压力的问题。一个面临资金压力的大股东，和一个想要多留钱的银行，利益冲突几乎是注定的。

　　银行分红的选择题

　　银行的钱，到底应该怎么在资本安全和股东回报之间分配？

　　徽商银行并不是孤例。近两年区域银行的分红选择，本来就越来越有分化。看懂经济此前的文章中，就有两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其中一个是比较激进的甘肃银行。2025年，甘肃银行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息1.18元，合计分红约17.78亿元，而同期净利润只有5.9亿元，分红相当于当年净利润的3倍多。这个方案并不是简单“赚多少分多少”，而是动用了过去多年积累的留存收益。

甘肃银行过去多年没有派发末期股息，利润留在表内，某种程度上是在补资本、稳经营。等到风险指标趋稳、资本指标仍然可控时，再把一部分历史积累拿出来回报股东。这种做法释放的信号很明确：银行开始重新重视股东回报。但问题也很明显，这种超高比例分红很难长期持续，最终还是要看后续盈利能力能不能跟上。

另外一个是比较保守的郑州银行。2025年，郑州银行仍然盈利，实现归母净利润18.95亿元，但选择不进行现金分红。原因也不难理解：它的资本压力更明显。2025年末，郑州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45%，较上年末继续下降，而资产规模仍在扩张。规模增长消耗资本，利润增长又不够快，留下利润补资本，就成了更现实的选择。

　　徽商银行恰恰处在这两个样本中间。它不像甘肃银行那样，需要通过一次明显高于当期利润的分红来释放信号；也不像郑州银行那样，资本压力已经紧到只能优先补血。徽商银行的基本面更稳，资本指标也还有缓冲，所以才有了中静系的追问：既然不是“不能分”，为什么不能多分一点？

　　资本紧张时，少分可以理解；资本稳健时，适度提高分红也应当成为预期。股东最怕的不是银行留钱，而是不知道钱为什么留下，也不知道留下之后能带来什么变化。

结语

　　银行分红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慷慨”或“吝啬”的问题，而是经营阶段、资本状况、股东结构和外部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静系和徽商银行吵了快十年，表面上看是分红比例之争，实际上是在争一样东西：规则。

　　中静系想要的是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分红承诺。徽商银行想要的则是灵活性，留点资本应对不确定性。这两种诉求都没错，但长期拧巴在一起，就会消耗信任。

　　说到底，分红不是做慈善，而是一种契约。一家上市银行对股东最负责任的态度，不是某一年突然大方，也不是常年一毛不拔，而是建立一套稳定、透明、能被市场理解的机制。钱留在体内，要讲清楚用在哪里；钱分给股东，也要有可持续的经营底气。

　　银行的钱，既要留给未来，也要分给长期支持它的人。

　　难的不是二选一，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市场愿意相信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