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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视野】张一：人工智能时代下中美竞合关系再探讨
2026-05-11 14:41
张一系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内容提要：信息技术革命的三个阶段重塑了中美关系，从互联网时代中国被动接受红利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并出现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再到如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竞争态势。人工智能呈现双重矛盾效应，一方面加剧竞争，“自主可控”逻辑取代“共享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强化依赖，美国短期内难以摆脱对中国AI配套产业链的依赖,双方在基础研发、数据算法等领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人工智能发展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根本逻辑,而是同时放大现有矛盾，既让脱钩代价更高,也让战略竞争更激烈,最终走向取决于政治决策而非技术本身。
1990年代以来，在网络化浪潮驱动下，信息技术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轮信息技术革命可以分成三个小的阶段，包括早期的互联网革命，2012年之后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和2023年年底开启的人工智能革命。在不同的阶段，中国扮演了不同角色，而角色定位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
一、发展阶段决定了中美产业分工格局
第一个阶段，我国更多是接受互联网革命带来的红利。1990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开启了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推动了美国经济1990年代的繁荣，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并催生了巨大的互联网泡沫。2001年，两件看似无关的事件几乎同步发生，却共同塑造了此后10年的全球化格局。春天，纳斯达克的泡沫破灭，数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灰飞烟灭；秋天，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向全球资本敞开了大门。2001年，科技神话的破灭，华尔街需要新的宏大叙事；美联储将利率一路压低，廉价资金开始泛滥，急切地寻找收益洼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叠加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效率，成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最佳目的地。中国制造、美国消费构成了全球化下的货物循环，美国发债，中国购买构成全球化下的资金循环。而互联网为这种循环提供了科技基础。我国凭借庞大的劳动力规模与完整的工业基础，将互联网带来的全球生产组织变革转化为自身优势，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彼时，我国更多的是利用好信息革命带来的成本优势，结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信息产业方面，某种程度上，是最大化利用了互联网革命带来的红利，实现我国跨越式发展。彼时，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对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时，产业上的代差和生产消费的互补，是中美之间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基石。
第二个阶段，移动互联网时代，中美形成分工合作格局。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开始进入普及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产业升级取得巨大进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比重从2001年的布道10%升至20%，世界工厂出现端倪。我国不再是被动接受产业转移，而是深度参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业分工，并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移动互联网企业。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成为重要的入口端。我国不仅深度嵌入智能手机产业链，而且涌现出一批自主品牌手机。零部件方面，从面板到电池到PCB板再到摄像头等等，我国产量都占据了半壁江山甚至更高。而且一批优秀的消费电子公司通过与苹果等国际巨头合作，从小公司成长为市值千亿以上的大型公司。与此同时，凭借高素质劳动力和组织能力，我国发挥了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一度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90%的生产份额。此外，在智能手机领域，我国涌现一批能够与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相抗衡的国产手机品牌，以出货量计，国产手机占据了全球56%的市场份额。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处理器、存储芯片等价值量较高的环节，其他东亚经济体还是占据垄断地位。其次在互联网企业方面，我国涌现出以腾讯、阿里、字节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形成了基于本国市场需求的独立生态系统并通过超级APP形式覆盖到各个需求场景，与美国互联网企业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道路。2021年的顶峰时期，我国互联网巨头的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尽管与美国互联网巨头仍有差距，但已经与其他经济体包括欧洲和东亚的发达经济体拉开了差距成了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中美G2格局。随着中国技术能力与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攀升，中美经济关系也悄然生变。从早期的互补共赢，逐步转向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供应链等领域的全面竞争，贸易摩擦与技术脱钩的暗流开始涌动，美国在2018年扣下了贸易战的扳机。
二、人工智能放大中美竞争强度和合作需求
2023年，ChatGPT横空出世，成为信息技术革命进入通用人工智能前夜的标志性事件。此时，中美贸易战已经爆发5年，此时美国对华平均加权关税水平从3%左右水平升至15%左右水平，我国已经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为第四大贸易伙伴，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也减少10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进一步加大了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尤其是拜登政府采取了“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政策，2022年《芯片法案》的出台，表明美国试图在高科技领域与我国进一步脱钩。随着人工智能爆发，中美经贸关系似乎进入一个微妙的阶段。此时，我国已经拥有人工智能发展的全产业链，从自主可控的GPU，到与之相关的存储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美国竞争的实力。但人工智能发展的巨大爆发力和不确定性又拉进了合作需求。
一方面，人工智能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竞争。由于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数据、算法和算力具有高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两国平行建设成为可能。中国可以用国产算力发展大模型，美国也可以用自己的数据构建自己的生态。过去信息技术革命中的“共享基础设施”（如同一套互联网协议）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被“自主可控”逻辑所取代。此外，一旦某种技术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市场力量就会让位于政治逻辑。美国的出口管制从EAR扩展到AI芯片、AI人才签证限制，都加大了竞争压力。同时，军民两用的模糊性使得商业AI合作天然充满政治风险。一家帮助港口调度的中国AI公司，其数据和算法在美国国会眼里可能就是军事情报收集工具。这种“污名化”机制会让正常的商业合作不断萎缩。
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配套硬件和电力设备方面，美国短期内难以摆脱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尽管有特朗普的全球关税，但与美国大厂绑定的相关企业对美出口都出现暴增，呈现出对关税的脱敏。仅以服务器核心传输部件光模块为例，英伟达制造算力服务器所需的光模块60%来自中国企业。随着算力需求的激增，全球相关产能的匮乏，美国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摆脱对中国相关产品的需求。数据显示，从2025年三季度开始，我国与AI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增速基本与美国大厂资本开支增速一致。
在真正的AGI出现以前，很难判断此轮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力取决于基础研究能力。以基础研发能力的专利数量作为衡量指标，2019年至2025年，全球申请的人工智能专利，我国申请量超过80万件，美国以超过22万件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日本就降到6.6万件。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力远未得到充分的释放。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美两国在数据和算法方面的互补、供应链方面的进一步捆绑、人才方面的交流等等都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更需要两国的携手合作。各自独立发展并非不能实现，但需要付出的成本也更高。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它会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同时放大现有的张力——既让脱钩代价更高，也让战略竞争更激烈。最终的走向取决于政治决策，而非技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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