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巴菲特1990年在斯坦福法学院的传授：想赚大钱？专心“桶里捞鱼”

沃伦·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最后任期进入倒计时。

回顾他的投资分享，在那些精彩纷呈的股东信、公开演讲对话之外，其实有一堂被低估的课程。

1990年3月，巴菲特在斯坦福法学院上过一场客座课，这门课名为《每个律师都应该懂的商业常识》，是来自查理·芒格的构思。芒格还为此捐资在斯坦福设立讲席，并协助挑选了自己的哈佛法学院同学威廉·格里克巴格（William Glikbarg）担任授课教师。

巴菲特开场就告诉学生：商业和投资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两面。你越懂企业的赚钱方式，就越知道什么值得投资；你越理解投资原则，就越能看清企业的本质。

他几十年经验背后的底层逻辑，表达成一句极简的话：画出你的能力圈，然后待在里面。

这堂课的内容涉及话题非常丰富。

比如能力圈。

巴菲特讲起95岁仍在为他工作的布卢姆金夫人，500美元起步做起一家年赚1700万美元的家具店。她不识字，也不懂会计，却靠一条原则无往不利：只做自己懂的事。能力圈的边界，她踩得比绝大多数MBA都准。

比如，为什么大公司常做糟糕的收购。

巴菲特认为，许多CEO升上高位，是因为在销售、运营等领域表现出色，但从未真正学过资本配置。一旦离开熟悉领域，只能依赖参谋部门或投行，判断力自然下降，收购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比如为什么好的投资机会并不多。

巴菲特说，如果你的人生只有20次投资机会，你反而会做得更好。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做多少决策，而是做少量正确的决策。这种“少做一点”的纪律，与华尔街“多做一点”的文化永远相反，却恰恰解释了伯克希尔几十年如一日的稳定表现。

三十多年过去，再读那天的课堂内容，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这些原则从未被时间磨损，反而显得比今天的市场更清醒。

好在有当年的《杰出投资者文摘》（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的记录（虽不完整，但保持了关键内容原汁原味的表达），我们今天才能重读这一段几乎被埋没的讲授。无以伦比的赞美！

以下是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 ）的精译整理，分享给大家。

商业与投资，是一体两面的事

今天我们聊聊商业与投资。很多人觉得这两个领域毫不相干。但其实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相互影响。

你越懂投资，就越懂如何经营企业；你越了解企业运作，就越能做好投资。

我很幸运，这么多年一直同时站在这两个领域里。

投资不是量子物理，越简单越好

投资这事看上去不难。事实上，它真的不难。很多人喜欢把它搞得复杂，其实完全没必要。

你不需要高深数学知识，甚至连中级数学也用不上，也不需要对技术有多深的洞见。

最终你需要理解的，不过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爱喝可口可乐？未来会不会继续喝？这家公司过去一百年发生了什么？未来一百个月大概会怎样？就这么简单。

你不需要读商学院，也能成为优秀的投资者。

如果你身处一个轻松的行业，你看上去就是天才；但如果你身处一个困难的行业，你看起来就像个笨蛋。

我用了二十三、四年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就退出纺织业了。

想赚大钱？专心“桶里捞鱼”

美国的管理者里，恐怕有99%的人都以为：我在一件事上很厉害，那我做其他事也一定行。

他们就像雨天在池塘里的鸭子，水面升高，他们也跟着往上浮。结果他们误以为，是自己在上升。但当他们走到没下雨的地方，就只能原地瘫坐，什么事也干不成。

然后，他们通常会炒掉副手，或者请个咨询公司。很少有人能明白，问题的根源是：他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能力圈。

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位女士B夫人（Mrs. Blumkin），95岁的时候还在帮我们打理生意。今年她离开我们，现在96岁了，又自己干起生意来，直接跟我们竞争，而且一点不手软。她天天开着一辆高尔夫球车在店里转，从早干到晚，一周七天，非常强悍。

她在一件事情上极其出色。她从俄罗斯移民，落地美国西雅图时，脖子上挂着名字牌，一句英文都不会。现在在美国生活了77年了，英文还是说得磕磕绊绊。以前她打广告推销商品，听她说话你可能都需要加字幕，但她就是有那股劲儿。

她52年前用500美元创立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城，如今每年税前利润达到1700万美元。她虽不识字，但能看懂数字。她不知道什么是“应计制”，会计知识基本为零。

但你只要告诉她这个房间的尺寸，哪怕不是规则形状，她马上就能估出这里需要多少平方码的地毯。然后乘上单价$7.98，再加上销售税，还给你打个折，而且算得一点不差。

她当然很聪明，但更难得的是，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圈。

你要卖她2300张小边桌，她一分钟就知道自己能付多少钱、多快能出货、利润是多少——然后她就会买。

她还会挑你最狼狈的时候出手，比如奥马哈下暴风雪，你急着赶飞机、不能误机的时候……她会压价压得非常狠。

她知道她能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价格，而且从不会看错。不管是房地产还是信用调查，她都不会错。

但只要超出她的能力圈一寸，比如谈股票，她连10美分都不会投进去。她知道自己不懂，也非常清楚哪里是那条界线。

她可以凭眼睛判断一栋价值500万美元的楼，拍板买下，现金支付。但绝不碰任何她不了解的生意。

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她能把所有对手都打得落花流水。她白手起家，如今把奥马哈的大多数竞争者都挤出市场。

当年他们因为所谓的“公平交易违规”告她上法庭，四次之多，而她每次都自我辩护。

她走进法庭对法官说：“所有人都7美元一码卖这个地毯。我的成本只有3美元。我卖4美元也能赚钱。你就告诉我，你希望我从顾客身上多赚多少钱。如果你想让我多赚98分，我就卖4.98。如果你想让我多赚1.98美元，我就卖5.98。”

结果那位法官当场买了1400美元的地毯。

“彼得原理”的现实版，后面加了好几个零

真正能清楚划定自己能力圈的人，非常非常少。你去看看美国那些大公司的CEO，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圈在哪，这就是他们老是做蠢收购的原因。

他们能一路爬到公司顶层，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销售、优秀的运营者，或者其他什么方面表现出色。

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得经营一家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他们的工作变成了配置资本、收购公司。而他们这一辈子从来没买过一家公司，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于是他们通常会干两件事之一：要么组建一个内部部门，雇一帮人整天告诉他该干什么。

当然，这帮人也很清楚，如果他们没事可做，他们就没工作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会忙成什么样；要么就是去找投行，而投行的收费方式是“做一单赚一单”。

我不会的事情多了去了，那又怎么样？

我们从不碰自己不理解的生意。我们可能会判断错，但我们绝不会因为某家咨询公司，比如亚瑟·迪安·李特尔、博斯咨询、麦肯锡来告诉我们某家公司多么了不起，就去买它。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够懂，那我们根本不会参与。就这么简单。

我们从来不参考别人意见，永远只是查理和我俩人自己判断。这种方式有点危险，因为我们俩的脑子运转方式实在太像了。

但我们非常乐意放过世界上90%我们无法评估的东西。那又怎样？我也没法去打职业橄榄球。这个世界上我不会的东西多了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能力圈并没有扩大多少。所以我们愿意等。等一年也行，等五年也没问题。

归根结底，查理和我能理解的生意始终只是少数几个。纽约证券交易所大约有1700到1800家公司，我们大多数都看不懂。

就算我花一年时间研究IBM或通用汽车，我可能能了解一些表面信息，但仍然不足以让我做出一个真正明智的投资决策。

画出你的能力圈，然后待在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理解一个生意，就不会投资。我连什么是个人电脑都不知道，也搞不清谁家电脑最好。就算你告诉我现在谁最好，我也没法判断三年后谁会赢。

但我知道三年后美国销量最高的巧克力棒是谁，你也知道。你可能也知道哪款电脑能称王三年，但无论你怎么劝我，我对电脑的确定性永远不会像对巧克力棒那样高。

关键是要画出自己的能力圈，如果有疑问，那就给它加个“安全边际”，尽量待在圈子里。

看看汽车行业吧。如果你把1970、1975、1980、1985年全球五大汽车公司CEO都抓来、给他们打上“吐真剂”（巴比妥），问他们：未来五年哪家公司会是第一？——甚至未来两三年，他们都答不出。没人知道。

有些事情你就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也就没法靠这些判断去赚钱。我们宁可等一个确定的机会。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但偶尔市场会把机会摆在你面前，让你一看就懂。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规模太大了。要是只有1000万、1亿美元的资金，能遇到的好机会就多得多。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耐心等。

我在商学院讲课时总说：如果每个学生毕业时能拿到一张“20次打孔卡”，每做一个投资决策就打掉一个孔，一生只能做20次，那他们一定能赚很多钱，因为每次决定都会慎之又慎。

但现在股市每天开着，你可以随时买AT&T、通用汽车、美国钢铁，买多、做空、进出任意组合。因为机会太多，人们就觉得“既然能做点什么，那我就应该做点什么。”

我们不会那样干。我们只等那些一看就“很明显”的机会。

问题是华尔街的机制完全相反，一直在喊：“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因为交易活跃才是它的奶和蜜。

很多人只是因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小数字，就觉得自己必须干点什么。

我觉得吧，如果股市能时不时关上几天，人们反而会过得更好。

我们更愿意把开疆扩土的事儿留给别人干

我们比很多管理者多一个显著优势：我们愿意只买下企业的一部分。一般的职业经理人只想买下整个公司，或者是自己能管理的生意。所以他只能买别人正好要卖的，或者是能发起敌意收购的标的。

我们现在持有可口可乐公司7%的股份。也就是说，按全球软饮市场来看，伯克希尔相当于占了3%的市场份额。没人会这么想问题，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现在是全球市占第三高的“软饮公司”了。因为可口可乐的市占率是45%，而我们持有其中的7%。”

绝大多数经理人不会去买可口可乐，即使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意，因为这对他个人没什么“好处”。他不会因此多几个下属，办公室不会更大，表面上看一点成就感也没有，不够男子汉气概。所以他就不会去买这个生意，哪怕他心里知道这是最好的。

于是他就开始去看市面上正在出售的，或者是他能发起敌意收购的标的。而敌意收购是什么？本质上是一场拍卖，全球所有买家都在和你竞价。在那种情况下，他最后只能出到最高价，才能拿下那家公司。

这样一来，他既不会买得便宜，也买不到最好的生意。而我们可以直接买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只是买不下全部股权罢了。对我来说，这一点都不重要。

我宁可让别人去干活。想想吧，有哪个男人好意思让一个95岁的老太太替自己每周干7天？

我非常乐意让罗伯托·戈伊苏埃塔（Roberto Goizueta）和唐·基欧（Don Keough）替我们到全世界宣传可口可乐。他们每天要卖出6亿瓶八盎司的软饮料。我们持股7%，那就等于每天有4200万瓶是替我们卖的。”

如果这些饮料分布在全球各地，那就意味着，当我在睡觉时，有1400万人在喝我们家的产品。

而且这类产品基本上没有可替代品。在美国，百事和可口可乐有时是可以互换的，搞不好还要打价格战。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可口可乐没有对手。它在155个国家都是销量第一，而且市占率每年还在增长。消费者不是在找最便宜的饮料，现实不是那样的。

我们可以持有这家公司的一部分。我们买不下全部，但我宁愿用合理价格买一部分优秀的生意，也不愿在竞争激烈的拍卖中，用高价买下一个当下能买到的“完整“但平庸的公司。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伯克希尔偏好的投资方式

在美国，真正愿意用自己钱去投资企业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是拿别人的钱去投。

但在伯克希尔，查理和我都是拿自己相当大的一部分身家来投资的。放眼美国，很难找到第二家公司，它的管理者愿意用这种比例的自有资金去买其他企业的股份，而且长期持有，不去谋求控制权。

他们等于多了一个真正“把大量自己的钱压进去”的股东，会真正关心公司的长期成功，而且不会被过去的决策束缚，也不会被原有的思维圈子限制住。

这本身可能很有价值。说得直接一点，如果用对了我们，他们就能获得我和查理之间那种互相对话的价值。

查理不是天天管事儿，但他始终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评审人”。他自己把钱放在伯克希尔里（不过对他的判断毫无影响），而他会毫不客气地告诉我对某个点子的真实看法。大多数点子他都不喜欢。

我们确实能为公司带来价值，对某些公司尤其如此。

我们喜欢的交易方式，对普通股东最有利

我们手里的这些优先股，税前收益大概9%，税后差不多不到8%。但如果伯克希尔只能做到税后8%的资本回报，那说明我们做得不怎么样。所以，这些交易必须存在一种可能，即公司的普通股未来会涨。

我们确实有收益率的优势，也有大约十年左右的强制赎回条款，这意味着到时候我们至少能按成本价退出。

但除此之外，我们其实什么控制权都没有。这些协议都有“持股上限”条款，阻止我们继续买到控股地位。我们不控制这些公司，也不想控制。

如果普通股未来不涨，我们至少还能赚到一些额外收益；如果普通股涨了，我们赚不到像普通股股东那样多，毕竟可转优先股永远不可能比普通股赚得多。如果我们在普通股上赚钱，普通股股东赚得会更多。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自己持有某家公司1%的股份，而查理没有跟我一起投资，我会很希望他去持有我们这种优先股头寸。因为那意味着他会拿出很多自己的钱，而且会拥有不少投票权。

如果我是普通股股东，而查理持有优先股，那上涨的时候我赚得更多；下跌的时候，他的保护更强，而且强得多。

时代真的变了

我想分享一个小插曲，是关于1957年大都会公司（Capital Cities）首次上市时的故事。虽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确认，但据我记忆，这可能是大都会唯一一次公开募股。

他们最早确实从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和其他几位个人那里融过一些钱，后来合并ABC时也从我们这边拿过一点，但那次IPO是他们首次真正向公众融资。”

最有趣的是，这笔29.9万美元的公开发行，居然用了两家承销商来促成：一家叫Harold C. Shore，听着像个街坊名字；另一家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First Securities。更不可思议的是，两家公司总共只拿了6500美元的承销费。

所以啊，每天大家都在骂华尔街贪婪的投行，可至少在1957年大都会上市时，投行还没那么狠。

回顾1957年大都会上市时的对比数据：当时CBS的年营收已经接近4亿美元，而大都会连100万美元都不到。CBS银行账户里有4600万美元，大都会只有10万美元。

CBS拥有全国电视网和一堆电视台，而大都会的第一家电视台在奥尔巴尼，原本是供修女养老的地方。那个祷告室被改成了演播室。

这个地方破得厉害，董事会有一次逼着CEO汤姆·墨菲（Tom Murphy）去刷漆。他也听话，下一次会议前真的刷了漆，但只刷了面向马路的那一面（笑）。

他们只有一辆新闻车，却贴着“第六号车”的标志，感觉就像在演戏。

关于电视、CBS和汤姆·墨菲

电视注定是个好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三条“电子高速公路”，也就是三大电视网。任何想要向全体美国公众传递信息的人，基本就只能通过这三条渠道。

那是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现在不再那么美好了，但当年真的棒极了。

说到底，电视就是个分发渠道。分发渠道的价值，取决于有几个管道。如果只有一根管子，你能赚大钱；如果有十根、二十根，你就很难赚钱。报纸也是一样的逻辑。

你看CBS和大都会当年都是在同一个好赛道上，一个拥有全部资源，一个几乎什么都没有。一个像坐着“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从伦敦启航；另一个像划着一艘漏水的小船。但几年后，两者都抵达了纽约。而划小船的人还先到一步，且载货更多。

你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比汤姆·墨菲更好的管理者了。他是顶尖中的顶尖。他在一个优秀行业里，创造了巨大的成就。

价格竞争的极限在哪里？

我们在1972年买下喜诗糖果（See's Candy）的时候，它的售价是每磅2美元。今天已经卖到8美元一磅。”

你能想象情人节回家对太太说：“亲爱的，这是给你买的巧克力，我找了最低价，才2.85美元一磅，在小巷子里买的。吃之前你最好擦擦。”这样你还想保住婚姻吗？

在礼品场景下，几乎没有价格竞争者能打入这个市场。

你愿意走进药店，花便宜几分钱去买一块包装简单、只写着巧克力棒的东西吗？不会的。你想要买的是好时（Hershey）这样的品牌。如果没卖好时，我宁愿走到街对面。

分销不是问题。我完全可以推出“巴菲特牌巧克力棒”，但没人会买。

好时的市场壁垒根本打不破。你去看现在最畅销的几款糖果，再对比2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当然，各家都在努力挑战彼此。玛氏（Mars）一直在想办法击败好时，好时也在研究如何对付玛氏。吉百利（Cadbury）甚至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试图撼动这个市场。不是没人尝试，只是都没法撼动这个格局。

最好的生意，是不需要投入太多资金

大约一年半前，《每日赛马表》、《电视指南》和《十七岁》杂志这三个品牌被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出。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有形资产。

但它们各自拥有城堡和护城河：其中《赛马表》是一座小城堡，护城河很宽；《电视指南》是一座大城堡，护城河更宽。

企业的价值，取决于这座城堡的规模，以及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这跟科技无关，跟超级碗也没关系。

有趣的是，这其实有点反直觉：如果一家公司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赚到同样的钱，那资产越少，反而越值钱。你在会计课上是学不到这个的。

真正让人梦寐以求的生意，是那种根本不需要往里砸钱的生意——因为它已经被证明：即使你花再多钱，也无法在这个行业里争到一席之地。这样的生意才叫伟大。

在一个极其出色的生意里，你几乎不需要投入任何资本……

风险套利：核心是判断概率与结果

风险套利这件事我已经做了40年，我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也做了30年。只要世界上存在两个市场，套利就存在。

比如以前奥马哈和芝加哥都有小麦市场，价格出现偏差时就会有套利。这种就是纯粹的套利，如今在货币、商品领域仍然存在。

风险套利则是针对已经公布的企业事件进行的套利。我今天来这之前，还接到公司打来的几个电话，都是在处理我们手上正在做的套利交易，它们都涉及已经公开宣布的事件。我的工作，就是判断这些事件真正发生的概率，以及潜在的盈亏比例。

比如说，一项交易有90%的成功概率，预期上涨空间是3点；10%的失败概率，可能亏损9点。那么，这笔交易的期望收益是90%×3=$2.70，10%×9=$0.90，净期望收益就是$1.80。然后我们再考虑持有时间。

数学不复杂，关键在于你怎么判断概率，以及你对上涨和下跌空间的把握。

这是一种投资行为，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研究未来十年资产价值”那种投资，而是基于短期事件公告，对当前价格进行评估。

我们只在看准的情况下参与。一年中，能符合我们标准的也就十几宗。早年我资金不多的时候，一年可能能看一百宗。

（编辑注：此后伯克希尔曾提交13-D文件，披露持有Rorer Group（一家医药公司，当时正面临被以换股方式收购，且消息已经公布）的股份，这被认为是一笔典型套利交易。）

波仙珠宝就像内布拉斯加大学橄榄球队

我太太苏珊能给你解释为什么波仙珠宝（Borsheim's）是我们最棒的一笔投资。

它几乎不需要我操心。我花点时间纯粹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它真的需要我。就像内布拉斯加橄榄球队周六比赛时需要我一样——完全不需要。

它不会分散我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也不会占用我给可口可乐的时间或资源。

规模和关注度是投资的敌人

当年我们投资可口可乐，最大的限制是：在股价还对我们有吸引力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买进去多少钱。

我们一般会尽量把买入时机安排得更好，在需要公开披露前尽可能多地建仓。

我们买到接近目标持股了。要是能一直按之前的价格买，我会买更多，但也不会夸张到买到特别大。

我们从6月开始买，到次年3月结束，整整花了8、9个月才买进7%的股份。而在同一时间里，可口可乐公司本身也在回购股票。

所以那段时间内，公司和我们加起来，相当于买了公司12%的股份。想想都觉得惊人。

体量大了，加上市场关注，确实让事情变难了。但好在这对我个人生活没什么影响。

不过确实“搭便车”的现象越来越多。但比起市场关注，规模才是更大的问题。

你永远无法比你最蠢的竞争对手更聪明

伯克希尔公司在公务机上的开支按年化算翻了一倍，这不是飞机升值的原因，而是我的品味变了。我们花85万美元买的那架，后来卖了100万美元——那是市场行情。而现在这架，只是反映了我变得更愿意纵容自己了。

航空业是个糟糕透顶的行业。如果你在25年前问：是航空运输业会增长得更快，还是爱荷华州Council Bluffs那些小城市的几家报纸会增长得更快？你一定会说航空业。

结果航空业的确增长得更快，单位销量涨了很多倍，但从盈利的角度看，它几乎是你能想象的最烂的生意。

TWA是美国最老的航空公司之一，过去40年没赚过钱。泛美、东方航空也没赚过钱。这不是因为他们把钱分掉了，而是根本没赚到钱，尽管每年载客量都在增加。

航空业是个非常艰难的行业，资本密集、劳动力密集、产品还高度同质化。你很难想出比这更糟糕的行业描述了。你做的就是不停烧钱，没有喘息的机会。

而且竞争一定是价格战。只要有人开始送常旅客积分，第二天就会有十家跟上；如果有人送双倍积分，又会有十家跟进。在这种行业里，你必须跟着竞争对手的动作——无论他有多蠢。

这就像过去街角的四家加油站，有一家降价，其他三家五分钟内就得跟着降。在商品化的行业里，你永远无法比你最愚蠢的竞争对手更聪明。

这点我很早在商学院就学到了，那是他们少有教对的事情之一。

我们可不喜欢瞎折腾

当我真的想买点什么的时候，我的正常反应就是，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压进去。我们向来就是这么想的。只有这样，你才能赚到真正的大钱。能过这种筛子的点子，本来就不多。

如果你把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大点子”和“小点子”做个对比，光看组合占比和最终效果，那差别简直天壤之别——大点子远远更赚钱。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说：你的人生投资卡上最好只有20次打孔机会。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机会要不要小赌一把？那个要不要试一下？”我从来不回答。答案永远是：别干这种事。

只做那些你愿意投很多钱进去的事。如果你不愿意投大钱，那它就不是个好主意，那就别做了——就这么简单！

除了某些特定的套利情况之外，我从不买任何我不愿意拿自己10%身家押注的东西。如果我不愿意押进去，那它就根本不值得我花时间。

为什么不愿意用80美分买1美元？原因在这里

你可能会说：既然你愿意50美分买1美元，为什么不在80美分的时候也买？

因为你知道，未来你大概率还能在5毛钱的时候买到，无论是同样的1美元，还是别的资产。

你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宽的安全边际——尤其是在你准备投入新资金的时候。买入必须足够便宜才行；至于什么时候卖出，就不是按照这套逻辑判断了。其他还有一些原因，但这就是最核心的经济考量。

你不能因为某样东西值1美元，而你能用5毛钱买到，就想当然地认为：当价格涨到5毛1分时，你必须赶紧卖掉，然后去买另一只同样是5毛钱的便宜货。投资不是那么精细的游戏——除非你只是在比较不同期限、不同利率的国债。

资产都会在一个宽区间里波动，而只要你知道自己买入的是低于价值的东西，你又认为价值会继续上升，那你依然会感到很舒服。只是这个价格，可能已经没有便宜到让你愿意掏“新钱”去买更多。

便宜的更危险？胡扯

查理和我都不认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PT）有任何道理，我们觉得那一套逻辑基本都是瞎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承担风险。可MPT却把“股价波动”当成风险的核心。

1974年我们买下《华盛顿邮报公司》时，给出的估值是8000万美元。但就在同一个晚上，如果你去找买家，它立刻能卖到4亿美元，而且真会有五个买家当场愿意拿现金买下。

那时候如果你问100个分析师这家公司值多少钱，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它值4亿。

但他们卖的理由只有一个：股票下周不会涨、下个月也不会涨，所以干脆卖了事。

而我们在一两个月里，以8000万的估值买下了公司接近10%的股份。

按照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beta的逻辑，我们如果用4000万买股票，反而比用8000万买更“高风险”。虽然它明明值4亿。看到这，我就直接弃疗了。

当然，有些情况下风险和回报确实有关联。可如果你买的东西足够便宜，那么就算它继续下跌，那反而是更安全的。

你用8000万买下《华盛顿邮报》比用1.2亿买要安全；用4000万买，更是安全得多。

当然，这前提是——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而现代投资理论的默认前提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它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分散投资、怎么算beta。

我一直很好奇，他们怎么能把整门课讲满。因为他们假设市场是有效的、一切都定价合理。那后面的课还能讲什么？我真是想不明白。

最糟糕的竞争，来自海外

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进入那种“全球竞争”的行业，原因跟我之前说的一样——我连国内竞争都不愿碰，更别提全球范围了。

而且全球竞争只会更难。为什么有些制造业要搬到台湾或其他国家？背后往往有长期的结构性优势。比如，人家那边律师可能更少。我们这儿一遇到诉讼，成本就飙升，做个小小的零件也变贵。

各种成本差异长远看都可能对我们不利。

我有一个惨痛的提醒：海外风险有多现实

我个人更偏好在美国注册的企业。苏珊和我各自还留着一股我在1955年买的股票。当时看上去无比安全，是一支很棒的股票。

结果就一个问题：公司的资产在哈瓦那，被卡斯特罗没收了。产权拿不回来了。那些房产现在就在那里，我们也向政府报了巨额索赔，但永远都不可能值钱了。

我把这股股票留着，就是提醒自己：在别的国家，规则可能一夜之间就变了。

我们从不搞敌意收购

我们只买那些欢迎我们进入的公司。我经常在买入前就告诉公司管理层：我只会买到你们觉得舒服的程度。

比如当年我们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凯瑟琳·格雷厄姆（Kay Graham）在我们持股快到9%时感到不安，我就说：“好，那我们一股都不再买了。”就这么简单。

我希望管理层感到安心。否则他们可能会因为紧张，做出很多愚蠢的事，比如以过低价格增发股份。我希望他们能做聪明的决定。

通常我们会买到那个“舒适线”附近，我也都会提前跟他们沟通清楚。

伯克希尔的谈判风格

我们谈判的方式和别人完全不同。

当年买下喜诗糖果，我只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我们买的所有生意基本都是一个电话谈成的。

买波仙珠宝的时候，我到艾克·弗里德曼（Ike Friedman）家坐了半个小时，他给我看了一些没审计过、用铅笔随手写在纸上的数据，就这么定了。

如果一笔交易需要带上一堆律师和会计师，那它肯定不是什么好买卖。我们从不和人反复拉扯谈条件，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如果一开始他们就想把谈判搞得又长又复杂，我就不想跟这种人打交道。这迟早会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所以我们干脆直接走人。

风险提示: 投资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更可变得毫无价值。投资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的表现。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投资者须评估本身的财政状况、投资目标、经验、承受风险的能力及了解有关产品之性质及风险。个别投资产品的性质及风险详情，请细阅相关销售文件，以了解更多资料。倘有任何疑问，应征询独立的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