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黄仁勋罕见长谈：我被恐惧驱动，每天醒来都觉得公司30天后会倒闭

近期，英伟达 CEO 黄仁勋首次亮相全美最受欢迎的播客节目《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这位站在全球 AI 浪潮最前线的企业领袖，罕见地卸下技术叙事的外壳，和主持人 Joe Rogan（乔·罗根）展开了一场跨越政治、技术、哲学与个人生命史的长谈。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中，两人从特朗普谈到美国制造业，从 AI 的失控神话谈到技术治理，从量子安全讲到全球能源瓶颈，再从深度学习的起源回到一个移民少年在寄宿学校擦地板的过往。

尤其是当 AI 进入全民议题后，人们很少能听到站在技术金字塔顶端的人，坦率讲述他对国家、产业、社会与个体命运的真正关切。

在这场兼具技术洞察与个人剖白的对谈中，黄仁勋呈现的状态有警觉、谦逊、甚至带着某种脆弱。他谈失败比谈成功更自然；谈未来比谈现在更坚定；谈 AI 的风险比谈机遇更冷静；谈美国时则带着第一代移民所具有的感恩。

图 | 黄仁勋上播客截图（来源：youtube）

谈特朗普：私人互动中的反差与复杂性

在对谈开始，罗根和黄仁勋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讨论特朗普，其核心关切并非政治立场，而是这位总统在私人互动中的独特风格与复杂性。

罗根形容特朗普“怪异却有趣”，既与公众眼中的形象不同，也完全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人物。他会突然打电话、发全大写的大字体短信，也会在公开场合说一些荒唐但客观上令人发笑的话。罗根坦言，他并不赞同特朗普的某些举动，但认为这位总统身上有许多矛盾特质，远比媒体叙事复杂。

黄仁勋则从亲身交往切入。他说特朗普私下的样子与公众完全不同，非常会倾听、问问题精准、记忆力惊人，而且心口一致。他并不粉饰特朗普，只指出了事实：在一对一场景中，特朗普表现出极其清晰的战略判断，尤其是关于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

在谈到美国制造业与国家安全时，黄仁勋与罗根形成了少有的共识：美国必须重建自身的工业基础，而这一点在政治极化的舆论环境中往往被忽视。

黄仁勋回忆，他与政府高层最初的对话几乎从一句“你和英伟达是国家财富”开始，对方明确表示无条件支持，因为恢复本土制造不仅关乎经济，更关乎国家安全。

他强调，没有能源增长就没有工业增长，没有工业增长就没有就业，而特朗普上任后提出的扩大能源供给政策，事实上为美国的 AI 工厂、芯片工厂和超级计算机建设提供了最关键的前提条件。他甚至直言，没有这类政策，AI 行业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罗根则补充说，美国社会如今高度撕裂，导致一些明明属于常识的观点，只因来自特定政治人物就被自动否定。他认为，一个科技强国严重依赖海外供应链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在这一点上，两人都认为特朗普关于重建制造业、推动关键技术回流美国的主张具备现实意义，而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经济增长、能源供给与就业机会紧密相连，而制造业是承载这一切的底座。

谈人工智能：全球竞赛、安全性与未来影响

从政治话题转向技术领域后，两人将讨论重心放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与机遇上。罗根首先从宏观视角提出：全球正在进行一场巨大而无形的科技竞赛，谁能最先抵达 AI 的终极形态，就将获得压倒性的国家优势。他将此比作“向事件视界”奔跑，一旦跨过临界点，后发国家将难以追赶。

黄仁勋对此给出了更系统的历史纵深。他指出，人类社会从未脱离技术竞赛：工业革命、曼哈顿计划、冷战、中微子研究……技术进步始终是国家实力的核心构成。在他看来，AI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技术竞赛，因为它具有让国家获得信息超能力、能源超能力、军事超能力的潜质。他认为，这场竞赛从规模到影响都前所未有。甚至提出一句极具冲击力的判断：“未来两三年内，全世界 90% 的知识将由 AI 生成。”

对于罗根提出的“AI 或许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担忧，黄仁勋保持了一贯的技术乐观主义。他强调，人类每一次面对新技术的恐惧，最终都会促成更安全、更审慎的技术体系。在 AI 的例子中，这种趋势已经发生：过去两年 AI 的计算能力提升了百倍，但这百倍算力并非全部用于提升力量，而是用于提升控制力。模型开始具备判断不确定性、自我反思、调用工具避免错误等能力，系统性降低幻觉率，让 AI 更可靠、更可预测。

当话题转向 AI 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失业时，黄仁勋引用了 Geoffrey Hinton 多年前对放射科医生的著名预测：AI 会让整个职业消失。但实际情况是，尽管图像诊断高度自动化，放射科医生的需求却增加了。原因很简单，医生的目的不是读片，而是诊断疾病。AI 帮他们处理了机械性任务，使他们能分析更多患者、进行更多三维和四维影像研究，从而让医疗系统整体扩容。他强调：“工作的本质在于目的，而不是任务本身。”

他进一步预言，AI 的普及将催生大量全新的职业，例如机器人维护师、机器人造型设计师、家庭机器人运营人员等，就像汽车出现后催生了维修、加油、零配件等庞大产业。而那些仅包含简单机械任务的岗位才会真正被自动化取代。

在全球层面，他坚信 AI 将缩小技术鸿沟。他指出，AI 是人类历史上最容易学习的技术，“你不会用它，就直接问它如何使用”。自然语言交互消除了技术门槛，而未来几年智能手机就能独立运行强大的 AI，使得发展中国家也能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智能能力。能源成本方面，黄仁勋提到小型核反应堆和加速计算技术将使算力成本降到足以普惠全球的程度。最终，他相信 AI 将全局性提升人类的知识能力与生产力，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能力放大器。

谈意识与智能：AI 是否会拥有意识？

随着谈话进入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对话也变得更为哲学化。罗根提出了大众最普遍的担忧：如果 AI 的行为越来越接近人类，它是否会最终拥有意识？而如果这种意识不受人类控制，是否会反过来支配人类？

黄仁勋的回答冷静而明确。他将智能与意识彻底区分开来：智能是基于知识的推理与模式识别，而意识源自体验，包括情感、自我感知、对痛苦与快乐的反应，这些都是机器无法凭借数据模拟而真正获得的。他认为：“模仿意识并不等于拥有意识。”

罗根举了一些极端案例，譬如某些 AI 在模拟情境中表现出的威胁性语言，似乎呈现出自我保护的倾向。但黄仁勋解释，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语言模式的延续，就像在小说中读到的情节被模型复现，并非真实的意图或主观感受。

在AI 是否会反叛这一问题上，黄仁勋认为人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现实：未来不会只有一个 AI，而是成千上万的 AI 彼此制衡。他将其比作网络安全体系，不同系统之间相互监控、相互防御，使得任何单一系统都不可能凌驾于其他所有系统之上。换言之，AI 的发展更像是形成一个生态，而不是单一生命体。

谈网络安全与后量子时代：协作是唯一的安全保证

在讨论 AI 风险的过程中，两人进一步延伸到网络安全与加密体系的未来。罗根提出了一个普遍但深刻的问题：当量子计算成熟后，会不会再也不存在秘密？所有加密系统是否会瞬间崩溃？

黄仁勋并不回避这一担忧。他指出，只要量子计算不断进步，旧有的加密体系确实会被淘汰。但这正是全球科技界投入后量子加密研究的原因，从算法到硬件都在全面准备。

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鲜为人知却极具力量的事实：全球网络安全产业过去十多年一直依靠协作维持安全。一旦某家公司发现漏洞、攻击或补丁，全行业会在极短时间内共享信息。这意味着安全不是孤立个体的能力，而是生态系统的共同免疫力。

他认为未来的 AI 安全也将重复同样的模式：某家公司发现恶意 AI 行为，全行业共享对策与补丁，安全能力不断累积，攻击者的优势迅速被抵消。在这一逻辑下，AI 统治世界、AI 突破所有防线更像是一种科幻叙事，而非现实威胁。

谈技术突破史：从 GPU 到深度学习的偶然与必然

当谈话转向技术本身，黄仁勋极为动情地回忆了 AI 崛起的起点，并补充了许多外界从未听过的戏剧性细节。他回顾深度学习崛起的关键节点：2012 年，Ilya Sutskever 和 Alex Krizhevsky 使用两张 NVIDIA GTX 580 显卡训练出 AlexNet，首次让计算机在图像识别上远超人类创造的算法。

但真正引人入胜的是他描述这一切发生的偶然性。

如果这两位研究者不是游戏玩家，他们不会买下那两张 GPU；如果英伟达没有坚持十年开发 CUDA，那些 GPU 也无法训练神经网络；如果黄仁勋本人没有敏锐地注意到 AlexNet 的突破，英伟达可能根本不会将资源压在深度学习上。

他说：“那是现代 AI 的第一次接触时刻。如果我们没看到那一瞬间的闪光，轨迹可能完全不同。”

接下来，他讲述了给马斯克第一台 DGX-1 的故事。那是一台造价 30 万美元的深度学习超级计算机，最终被送往当时还默默无闻的 OpenAI。如今，DGX-1 上运行过的模型已成为整个 AI 产业的重要基石。

从 GPU 到深度学习、再到加速计算的爆发，黄仁勋强调了一种洞察：技术革命的起点常常不像战略决策，更像是一次偶然被看见的火花。而真正的选择，是在看到火花后愿不愿意把整个公司押上去。

谈未来社会：能源、算力与全球智能能力的再分配

在对话尾声，两人讨论了一个更宏观的主题，当 AI 普及到所有设备、渗透进所有行业后，未来的社会会是什么样？

黄仁勋认为，限制未来 AI 应用的核心瓶颈不是算法，而是能源。他直言未来几年世界将进入能源为王的时代，因为训练、运行 AI 所需的算力规模将持续增长。

他预测：企业将建设自己的小型核反应堆，以确保算力供应稳定；AI 将在十年内几乎实现零边际能耗，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每台手机都将具备一次性运行强模型的能力；智能能力不再由国家收入或基础设施决定，而由设备端自带的 AI 决定。

在全球层面，他对技术鸿沟的判断极具颠覆性：“未来最先进的 AI 只在少数国家，但 9 年前的 AI 足以让任何国家跃升两个数量级。”

换句话说，未来全球的知识能力、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将被重新分配。AI 不仅不会扩大技术差距，反而可能让资源匮乏国家获得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智能平权。

罗根对此持谨慎态度，担心高速演进的 AI 可能让人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失去角色。而黄仁勋则认为，人类将在 AI 的促进下从机械劳动中解放，逐渐回到那些目的性强、情感性强的职业角色中。

他总结道：“AI 会改变世界，但它不会改变我们作为人的本质。”

谈英伟达与创业历程：从濒临破产到全球科技领袖

在谈到个人事业时，黄仁勋展现了极少公开谈及的脆弱与真实。他回顾了英伟达早期几乎被历史淘汰的时刻。1993 年创立英伟达时，他和团队试图探索一种全新的计算方式，但当时市场并不存在对这种架构的真实需求。公司的商业希望全部押注在与世嘉合作的芯片项目上，而英伟达却选择了错误的技术路线，导致产品无法满足对方的需求。

面对濒临崩溃的局面，黄仁勋做出了一个异常艰难但关键的选择：亲自向世嘉 CEO 坦白技术失败。他甚至建议世嘉更换合作伙伴，同时提出一个几乎冒犯式的请求——希望世嘉继续投资英伟达，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开始。令人意外的是，世嘉 CEO 被他的诚实与决心打动，愿意再投入 500 万美元。这笔资金成为英伟达的生死分水岭。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笔续命钱只买来了另一条极其狭窄的生存缝隙。当时英伟达甚至没有真正可用的开发设备，他们购买到的关键模拟机，是供应商破产前清仓时最后一台库存。这意味着整个公司的技术重建、乃至下一代芯片的成败，都压在一台随时可能坏掉的设备上。

有了这笔续命钱，黄仁勋带领团队进行了彻底的重建，裁撤大部分员工，从零重新学习 3D 图形技术。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改变行业命运的决定：将复杂的图形运算从软件转移到芯片内部硬编码，从而以极低成本获得极高性能。这项创新奠定了 GPU 的雏形，也为 PC 游戏时代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在回顾这段历程时，黄仁勋没有强调天才、远见或勇气，而是坦承了许多创业者不愿暴露的底色。“我每天醒来都觉得公司 30 天后会倒闭，”他说，“我不是被成功驱动，我是被恐惧驱动的。”这种持续的危机感，让他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也塑造了他对领导力的独特理解：领导者越是表现得无所不能，就越无法承认错误，也越无法在关键时刻 pivot。

他甚至总结道：“创业大部分都是痛苦、羞辱和孤独。”然而在他看来，正是这份对失败的深度恐惧，让他保持敏锐，也让他愿意不断重新审视方向、拆掉自负、承认无知。恐惧和脆弱在他的叙述中并不是弱点，而是驱动他持续学习、持续选择正确道路的核心力量。

谈个人背景与成长：移民经历与勤奋基因

黄仁勋的个人成长故事充满了移民者特有的奋斗与坚韧。他出生于台湾，后随家人迁往泰国。在泰国发生政变后，父母为了他的安全，将他和哥哥送往美国。年仅 9 岁的黄仁勋和 11 岁的哥哥来到了肯塔基州奥奈达的一所寄宿学校。这所学校主要接收问题少年，环境十分艰苦。作为学校里最小的孩子，黄仁勋不仅要适应陌生的环境，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打扫一个住着 100 个男孩的宿舍的厕所。为了融入环境，他甚至短暂地学会了抽烟，并练习吹烟圈，“只因为那是在宿舍里能让你不被欺负的方式。”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黄仁勋和哥哥与父母的唯一联系是通过录音带。他们每月录制一次录音带，寄给父母，父母再录制回复寄回。这种独特的沟通方式成为了他们情感的寄托，也记录了他们最初的美国生活。

两年后，黄仁勋的父母也来到了美国，一家人终于团聚，开始白手起家。父亲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工程师，母亲则做过保姆。刚到美国时，家里甚至连赔偿损坏的租赁家具的钱都拿不出，只能请求分期偿还。对年幼的黄仁勋来说，这是第一次意识到重新开始意味着什么。

也正因从未体验过消费社会的便利，他对美国的第一批记忆充满震撼。他回忆第一次走进麦当劳的场景，那种明亮的灯光、自助点餐的秩序、统一包装的食物，都让他觉得像走进了未来。

父母的勤奋和牺牲深深地影响了黄仁勋，他自称继承了父母的工作基因和受苦基因。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成为了他日后创立和领导英伟达的重要动力，也让他对美国这个给予他机会的国家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将美国视作给了他一切的地方，而他也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回馈：以更大的努力、更强的意志和几乎从不懈怠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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