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盛医药背水一战换来的第二条命

引言：从差点倒闭的“小公司”到全球资本追捧的“小分子玩家”

如果把时间拨到今天，亚盛医药已经是一家“站在聚光灯下”的公司：

一边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早在2019年就成为首批登陆港股的小分子创新药企之一；

一边是在2025年1月敲开纳斯达克的大门，拿下约1.26亿美元募资，成为首家“先港后美”双重上市的中国生物医药企业。

资本市场之外，2024年又与武田制药签下总金额高达13亿美元的全球合作，将核心产品耐立克的海外权益打包交给这家跨国巨头，刷新国产小分子肿瘤药的对外BD纪录。

产品线的“现实画面”同样不逊色。

第三代BCR-ABL抑制剂耐立克已在中国获批两项适应症，2023年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后加速放量，2025年上半年贡献了2.17亿元销售收入，同比大增93%，一款单品就撑起了公司九成以上营收。

另一边，Bcl-2抑制剂利生妥也在2025年7月迎来首个上市许可，成为中国首个国产原研Bcl-2抑制剂、全球第二个同类产品，被普遍视作具备Best-in-class潜力的新一代重磅品种。

但如果把时间轴向回拨20多年，故事的开头却完全不是这样。亚盛医药的前身，是2003年三位海归科学家在美国创立的一家初创公司；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某一款“一战成名”的神药，而是一款在临床中暴露出严重毒性、最终以失败收场的Bcl-2抑制剂AT-101，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链断裂、公司濒临破产。

今天被全球资本追捧的“小分子玩家”，其实起点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失败创业”。

01

亚生时代——从美国起步

时间回到2003年，亚盛医药的故事真正开始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间小型办公室。那一年，三位在跨国药企和科研机构摸爬滚打多年的科学家——杨大俊、王少萌、郭明——决定一起创办Ascenta Therapeutics（亚生医药）。

在当时的全球创新药行业，细胞凋亡通路仍属于前沿、甚至带点冒险意味的方向，而三位创始人正是看中了“新靶点抗癌药”未来可能撬动的巨大空间，希望从Bcl-2等抗凋亡靶点切入，做出真正具有机制创新的药物。

两年后，研发需求迅速扩大，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当时张江药谷刚刚起步，人才成本、实验设施与本地政策都对创新药研发更为友好。2005年，亚生医药在上海张江设立中国研发中心，中美“两地研发”由此形成雏形——这在当时的中国创新药企业中极为罕见。

这段时间里，公司最重要的押注，是一款名为AT-101的Bcl-2抑制剂。彼时全球范围内还没有成功的Bcl-2药物，AT-101被寄予厚望：如果能够安全有效地抑制Bcl-2抗凋亡通路，它有望成为细胞凋亡药物的领跑者。

然而，临床的严苛远超实验室。AT-101进入人体试验后，逐步暴露出多个严重安全性问题：肝毒性导致肝酶显著升高，血液学毒性引发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减少，胃肠道反应让不少患者难以耐受。随着这些问题在多个适应症的II期研究中愈发明显，试验不得不提前终止。

临床受挫本就足够打击一家公司，而更大的危机很快到来。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骤然爆发，资金链从“紧”变成“断”，亚生医药在美国的融资渠道几乎一夜冻结。核心产品AT-101的失败与突如其来的资本寒冬叠加，公司现金消耗迅速失控，账面资金枯竭，不仅美国团队难以为继，就连上海研发中心也面临被关闭的命运。

回头看，2009年几乎是亚盛医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研发方向遭遇重大失败，全球资本环境急剧恶化，公司被迫走向破产边缘。很少有人会想到，正是这一段的挫折和打击，为后面那场更具传奇色彩的“二次创业”埋下了伏笔。

02

寒冬里的裸泳

2009年，AT-101临床失败叠加金融危机使亚生医药走到崩溃边缘，美国母公司决定关闭上海研发中心、裁撤团队、就此收场。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故事会以“破产”告终时，三位创始人做出了一个几乎没人愿意做、也没人敢做的决定——不回美国、不关门，他们选择以零元对价接下整个上海团队和部分管线，重新开始。这就是“亚盛医药”的起点，一家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公司。

创立后的头几年，公司唯一的目标就是“活下去”。2010年，团队从上海搬到泰州中国医药城，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省下房租和实验室成本。同年初，公司账户里的现金见底，创始人主动停发工资，员工普遍领半薪，但仍有超过八成员工选择留下——他们说，“只要能继续做药，工资晚发多久都行”。

就在最艰难的阶段，转折出现了：三生制药的一笔300万美元投资落地，加上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和江苏省重大创新团队的支持，硬是为公司续上了五年的存活时间。

资金危机暂缓后，团队开始反思最初失败的原因：AT-101的安全性问题暴露了早期Bcl-2抑制剂的结构缺陷，真正的挑战不是靶点对不对，而是“怎么让这类药物足够安全、能够长期使用”。

于是亚盛确立了日后十多年始终坚持的技术路线——做更安全、作用窗口更大的细胞凋亡药物，这为后来的利生妥（APG-2575）、APG-1252和APG-115埋下了技术种子。

可以说，2009–2014年的亚盛医药，是在寒冬中裸泳、在泥地里爬行，但正是这段几乎所有创新药企业都会回避的黑暗时期，塑造了亚盛此后十多年在TKI（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与细胞凋亡两个赛道上的坚持，也为未来“耐立克”和“利生妥”的出现打下了真正的底色。

03

走出生存线

走出最艰难的生存期后，亚盛医药终于在2015年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缕曙光”。这一年，公司获得9600万元A轮融资，这是自零元接盘以来首次真正获得外部资本的认可，也让公司第一次从“活下去”转向“可以继续往前走”。

随后的两年更是步入了加速度：2016年，公司拿下5亿元B轮融资，不仅金额在当时的创新药行业里相当亮眼，也意味着亚盛的科研路线得到了更广泛的机构背书；2018年的10亿元C轮融资更将投后估值推至约40亿元，多家头部创投、产业资本密集入场，亚盛正式进入行业视野的中心。

伴随资金和团队逐步成熟，公司的技术平台和产品体系也真正成形。过去几年打下的基础，终于发展出两条清晰且互为补充的主线：

一条是TKI方向，覆盖BCR-ABL、FAK、ALK、ROS1等多个高价值靶点，也为后来耐立克（奥雷巴替尼）的出现做好铺垫。酪氨酸激酶负责细胞信号传导，被肿瘤“劫持”后能驱动无限增殖，因此抑制TK的TKI药物成为治疗CML（慢性粒细胞白血病）、NSCLC（非小细胞肺癌）、GIST（胃肠间质瘤）、RCC（肾细胞癌）等肿瘤的一线/二线标准方案。

但TKI治疗肿瘤永远绕不开一个词——耐药。从伊马替尼（一代）到达沙替尼和尼洛替尼（二代），再到波纳替尼、奥希替尼（三代），每一代TKI都是被耐药“逼出来”的新解决方案。

另一条则是围绕细胞凋亡通路的创新药，包括Bcl-2、MDM2等关键节点，最终孕育出利生妥（APG-2575）、APG-1252和APG-115等后续核心产品。肿瘤细胞为了逃避死亡，会通过Bcl-2、MDM2-p53等机制关闭“自杀程序”，因此Bcl-2抑制剂、MDM2抑制剂具有明确的抗肿瘤潜力。

2019年，亚盛走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0月，公司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募资约4.2亿港元，成为当时第一家在港股上市的小分子创新药企。上市不仅补足了公司冲刺后期临床所需的资金，也让亚盛真正从“早期团队”迈入“公司化、体系化研发”的阶段。

随着组织扩张和平台搭建推进，总部和研发中心最终落地苏州工业园区，一个面积147,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综合体成为新的大本营。自此，经历多年寒冬的亚盛医药终于走出生存线，站上了能够支撑更大研发雄心的平台。

04

耐立克诞生与十三亿美元选择权

耐立克的故事，是亚盛医药真正走向行业中心的转折点。耐立克诞生之初瞄准的，是白血病治疗中最棘手的难题之一——第三代BCR-ABL抑制剂的“卡脖子”突变T315I。T315I突变对于既往一代、二代TKI几乎呈现全面耐药，让很多CML患者在复发后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也正因为如此，全球真正进入临床并跑到上市节点的三代药物极少。

耐立克一开始就不是在“红海里卷”，而是在一块临床上长期存在、却迟迟无法解决的空白地带“破门而入”。正是基于对T315I的精准设计和差异化靶点活性，这款药最终在2021年获得中国药监部门批准，成为中国首个、全球第二个获批上市的第三代BCR-ABL抑制剂，成功填补国内T315I相关CML治疗的空白。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它直接将亚盛推入了主流创新药公司的竞争格局。

真正让耐立克成为“现象级单品”的，是上市之后的商业表现。纳入国家医保后，药物可及性大幅提升，放量速度明显加快。到2025年上半年，耐立克销售收入达到2.17亿元，占公司总收入的九成以上，一款药托起了整家公司，彻底改变了亚盛的收入结构，也证明公司正式迈入“商业化驱动研发”的新阶段。

在中国市场的扩张上，信达生物成为亚盛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双方达成总金额2.45亿美元的合作，在耐立克的共同开发与商业化上深度绑定，并在包括Bcl-2抑制剂APG-2575在内的多个项目上展开临床协同。这个合作不仅给耐立克带来了更强的市场执行力，也为后续管线的临床推进搭建了资源基础。

如果把耐立克放回第三代BCR-ABL抑制剂的全球对比赛道，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差异化位置。全球最早上市的泊那替尼因严重心血管事件风险背负“黑框警告”，虽有效但安全性掣肘了其广泛使用；而另一款变构抑制剂阿思尼布则以创新机制著称，但在不同突变背景下的疗效与安全性仍在持续验证。

相比之下，耐立克在T315I等关键突变上的活性、在临床不良反应上的可控性，为它赢得了“疗效+安全性”双维度的稳健口碑。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它成为亚盛医药能够与武田签下13亿美元里程碑合作的核心产品，也成为亚盛故事里最具代表性的明星单品。

2024年，是耐立克真正走向全球的关键年份，也是亚盛医药从“国内强势产品公司”迈向“国际化创新药企业”的分界线。6月14日，亚盛与武田制药达成了一笔在业内引发强烈震动的合作交易，总金额最高可达13亿美元（约93.6亿元人民币），直接刷新了中国小分子创新药对外授权的纪录，也被市场视作亚盛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这笔交易的结构可谓层层嵌套、张力十足。首先，武田先付1亿美元选择权金，以此锁定耐立克除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独家商业化权益；如果未来产品在关键节点成功推进，亚盛还将获得最高12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覆盖研发、注册和商业化多个阶段。除此之外，药物上市后，亚盛仍能从全球销售中获得12%–19%不等的分成。更重要的是，武田还以7500万美元、溢价25%认购亚盛7.73%的股份，直接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这不仅是资金支持，更是属于“站队级别”的战略背书。

交易公布后的首个交易日（6月17日），资本市场的反馈迅速而热烈。亚盛股价开盘即跳涨超过20%，全天收盘上涨约17%。市场的理解非常一致：

第一，耐立克的全球商业价值被彻底重估，从“国内强势单品”直接跃升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第三代BCR-ABL核心药物”；

第二，这笔交易极大缓解了亚盛此前承受的阶段性资金压力，债务到期风险明显下降，公司现金流安全边际提高；

第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亚盛“出海模式”的可行性得到了头部跨国药企的直接证明。武田的加入相当于是为亚盛的全球化路径盖上了一枚重量级的“认证章”。

对亚盛来说，这不仅是一场交易，更是一道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从深耕中国市场走向拥抱全球竞争，从持续投入的研发型公司转向“研发+商业化+全球合作”的新阶段，也为后续利生妥等产品的海外布局提供了清晰模板。

05

从一个爆款到一个“细胞凋亡矩阵”

进入2024–2025年，亚盛医药的故事从“靠一款耐立克撑起公司”真正迈向了“细胞凋亡矩阵”的时代，而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利生妥的成功上市。

这款药物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对15年前AT-101失败的一次“技术复仇”。

AT-101当年因为肝毒性与血液学毒性倒在了II期，而亚盛团队在重启创业后，始终没有放弃对Bcl-2靶点的执念。他们在结构优化、选择性调控、给药窗口等方面做了系统性的升级，让利生妥在保留强抑制能力的同时，显著改善了安全性。

这也是为什么，当它在2025年获批上市时，不仅成为中国首个国产原研Bcl-2抑制剂、还成为全球仅次于Venetoclax的第二款Bcl-2产品，更被临床与产业界普遍认为具有Best-in-class的潜力——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从失败中走出的反杀”。

而利生妥只是亚盛“细胞凋亡矩阵”的第一块拼图。随着商业化基础逐渐稳固，亚盛的多管线系统也快速成型。

从拥有9项FDA孤儿药资格、叠加儿童罕见病与快速通道认证的MDM2-p53抑制剂APG-115；到国内首个进入临床的FAK抑制剂、同时覆盖ALK/ROS1的APG-2449；再到具备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潜力的EED抑制剂APG-5918以及Bcl-2/Bcl-xL双靶点抑制剂APG-1252……

亚盛逐渐从“有明星产品”变成“有明星产品、也有明星管线”的公司。

截至2025 年，公司已累计获得478项授权专利，其中342项来自海外；4个核心在研产品获得合计16项FDA孤儿药资格与1项欧盟孤儿药资格，并收获2项FDA快速通道与2项儿童罕见病资格。更重要的是，这条覆盖Bcl-2、MDM2、EED、Bcl-xL、FAK等靶点的组合，构成了业内公认“全球最全的细胞凋亡靶点药物管线”的雏形，也意味着亚盛从一家“有爆品的公司”，真正成长为一家“有体系的公司”。

06

双重上市

走过耐立克爆发式增长与13亿美元BD的关键节点后，亚盛医药在2024–2025年正式迈入“站上全球舞台”的阶段，而这一幕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双重上市的完成与国际合作网络的全面铺开。

2024年6月，公司向美国SEC提交F-1文件，启动美股上市进程；不到半年后，2025年1月24日，亚盛医药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募资约1.26亿美元，正式成为全球第一家“先港股再美股”的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港股+纳斯达克的双资本平台，意味着亚盛不仅被国内投资者验证，也被全球资本市场重新定价，真正从“区域性创新药公司”走向“全球创新药资产”。

商业化的成熟也在反哺公司进入新的增长曲线。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2.34亿元收入，其中耐立克收入同比增长93%至2.17亿元，现金储备超过30亿元。这让亚盛第一次具备了“研发靠产品输血、商业靠研发驱动”的双轮结构——从早期的纯研发公司，演进为可以持续进行全球布局、具备自我增长能力的创新药企业。

这一时期，亚盛的“朋友圈”也变得前所未有地国际化：跨国药企中有武田、默沙东、阿斯利康、辉瑞；中国创新药梯队里有信达；学术端则联合了梅奥医学中心、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密歇根大学等全球顶尖机构。几乎所有合作都围绕着细胞凋亡的主线展开，让亚盛的研发从“公司内部的创新”升级为“全球体系内的创新”。

临床上，亚盛已经在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多地同步推进40余项临床试验，并拥有一支约700人国际化团队，覆盖研发、医学、临床运营、质量与监管、商业化等全链条环节。站在这一节点，亚盛医药第一次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运营能力，也迈向了比“单个产品成功”更高维度的发展路径。

尾声：亚盛的下一幕

把故事讲完整之后，投资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浮现。未来几年，亚盛的价值主线可能集中在四个方向：

第一，耐立克的真实渗透速度——中国市场能走多快？武田推动下的全球市场能走多远？

第二，利生妥能否在CLL/SLL（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等适应症中实现差异化放量，并在全球范围真正具备Best-in-class的竞争力。

第三，APG-115、APG-1252、APG-2449和APG-5918等后续管线是否具备复制“耐立克+利生妥”组合的潜力，让亚盛从“双品驱动”迈向“多矩阵驱动”。

最后，双重上市后，资本开支、临床投入与商业化收入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握，也将成为决定公司能否持续加速的关键变量。

对一家曾经在“寒冬中裸泳”、却一步步走到全球细胞凋亡舞台中央的公司而言，接下来要如何在更加拥挤、更加内卷、也更加竞争激烈的全球创新药赛道上继续讲好它的“下一故事”？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