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森特可以托付吗？

当特朗普提出的标志性国内立法——《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在国会遇阻时，贝森特为最终扫清道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先是与参议员们就高生活成本地区实行税收减免问题达成折衷方案，随后说服众议院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接受分阶段取消清洁能源税收优惠的计划。在采访中，他驳斥了所谓共和党通过会计手段夸大该法案将带来的经济效益、严重低估其对联邦债务影响的指责。他还解决了一个围绕公司税问题的国际僵局：根据与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财长们达成的协议，美国企业将免于缴纳针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企业税。

此外，贝森特在表示无意接替鲍威尔（屡遭特朗普抨击的“替罪羊”和特朗普第一任期任命的美联储主席）职位的同时，正在主持为美联储物色新主席的流程。在贝森特掌管其对冲基金期间每天都会跟他通话的德鲁肯米勒表示，“他对政治环境的驾驭能力让我非常钦佩。”在贝森特领导下，拥有10万名员工的财政部已变成了一个“总管部”，每一天，贸易协议在这里谈判、财政政策在这里制定，国家安全通过这里的决策得到加强。贝森特甚至还兼任其下属的美国国税局的代理局长一职。这一切赋予了他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并表明他所担负的远不止是给总统提供意见反馈的角色。

贝森特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康威市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他们在美国的祖先可追溯至17世纪的法国胡格诺派清教徒。他是家中三个孩子里的老大。他父亲霍默(Homer)在该州沿格兰德斯特兰海滨创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当地社区生活圈的核心人物。贝森特最初希望进美国海军学院就读，其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也给他出了推荐信。他回顾说后来他回绝了推荐，因为他是名同性恋，如果向学校隐瞒性取向可能会被告上军事法庭。最后他选择了耶鲁大学，主修政治学。从表面上看，贝森特的家世让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崇尚贵族气的耶鲁大学校园里如鱼得水。然而，此时家里的生意已陷入破产。“我们曾经无比优越，不过我父亲后来失去了一切，”他说。在其他同学可以享受豪华汽车和名牌服饰的时候（校友姆努钦的父亲当时是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合伙人），贝森特却不得不靠奖学金和兼职打工维持学业。

贝森特曾希望从事新闻业，但是在竞选《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主编一职失败后，他看到校内一则招聘启示并报了名，成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家族理财办公室的实习生。罗杰斯也是耶鲁校友，他于1973年与索罗斯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Quantum Fund)。此时他刚刚退休不久，开始只管理自己的资金并骑摩托环游世界。他雇用贝森特做暑假实习生，并让他在纽约办公室的沙发上过夜。结果，贝森特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之后又相继在经纪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沙特家族企业Olayan Group以及由另一位耶鲁校友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创立的投资公司Kynikos Associates做过全职工作。1991年8月，他进了纽约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此时，对冲基金行业还处于刚起步阶段，索罗斯也尚未成为华尔街传奇。时年29岁的贝森特给公司首席投资官德鲁肯米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德鲁肯米勒发现他求知欲很强，尤其欣赏他在为查诺斯工作期间学会了做空股票。

没过几个月，德鲁肯米勒就把他派到了伦敦。在对英国住房市场进行一番调研之后，贝森特汇报说，有许多借款人几乎无力偿还按揭贷款。德鲁肯米勒基于贝森特的报告意识到，英国央行这个时候如果大幅加息，势必会引发房主贷款违约、造成经济灾难。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于是决定发起攻击、做空英镑。他们出手非常无情，以至于到1992年9月16日，英国别无选择，不得不让其货币贬值。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三”。这笔交易为索罗斯带来超过10亿美元利润，这在当时是个闻所未闻的数字；还为他赢得了“打垮英国央行的人”的称号。早在2000年的一件事已经能看出华尔街对贝森特的信心，当时他离开索罗斯基金公司，创立了自己的贝森特资本管理公司(Bessent Capital Management)，当时是历来发行规模最大的一家对冲基金。它从客户手上筹集到了10亿美元初始资金，其中包括索罗斯本人。在那里，贝森特练就了一套迥异于其他“宏观类”基金经理的投资技能和风格——这些“宏观类”投资人往往根据他们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洞察，制定出在债券、股票、货币和商品领域的投资策略。尽管身为其导师的德鲁肯米勒本质上也更像一名交易员，贝森特却沉迷于研究决策机制。“他对各家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及决策过程有着清晰的理解，”戴维德·塞拉(Davide Serra)回顾说，“其他的宏观类投资人更关注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他则在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中看到机会。”塞拉最早是1998年结识贝森特的，塞拉在当时还叫瑞银华宝(UBS Warburg)的投行担任分析师。塞拉后来在伦敦创立了Algebris Investments。他一直与贝森特保持着联系，每次去纽约都会设法跟他会面。虽然他们的谈话主要围绕经济政策和投资，但塞拉记得，有很多次贝森特表达的观点现在来看跟特朗普的立场很一致。比如他主张将中国逐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他抱怨欧洲在国防开支上投入不足，还担忧美国在社会流动性上已经丧失了太多潜力，如今的18岁年轻人不会再有他当年拥有的那些机会。到2005年，由于贝森特资本管理公司的部分策略投资出现亏损，他将这家基金公司转为家族办公室，并将投资人的出资退还给他们。

他重返耶鲁大学兼职教授，同时还兼任对冲基金顾问。如果不是索罗斯再次找到他为自己工作，他可能会继续留在母校。2011年，他接受了索罗斯基金公司首席投资官一职，负责管理该机构总共25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员工还记得贝森特是一位出色的风险管理者，总能巧妙地避开灾难。比如在2014年，他拒绝了一项为做空瑞士法郎的交易提供资金的请求。不久之后，瑞士就取消了与欧元挂钩的货币政策，推动瑞郎大幅升值，当初提出做空的Everest Capital不得不关门大吉。事实证明，在索罗斯基金的工作经历对贝森特之后在特朗普政府的任职是很好的锻炼。“特朗普总统有着惊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惊人的生存本能，”贝森特说，“索罗斯先生也是如此。”

与包括索罗斯在内的许多华尔街权势人物不同，贝森特在金融界从业期间一直保持低调，从不在新闻里出现。他回顾说，在2024年初以特朗普的公开支持者身份现身之前，他一直遵循着一条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格言：一个绅士一生中名字登在报纸上不应超过三次，即：出生、结婚和去世的时候。也许他曾有过什么政治抱负，但他一直将它们深藏不露。贝森特给两党候选人都捐过款，主要是共和党人，但也有一部分流向民主党人。从他的政治捐款模式上，完全看不出他会支持特朗普的主张增加关税、驱逐非法移民和实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议程。“我感到很意外，”德鲁肯米勒回顾说。他和其他跟贝森特关系密切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位“里根派共和党人”，在财政政策上偏保守，相信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小政府。

如今贝森特回顾说，其实2016年的时候他曾考虑过参加特朗普的首次总统竞选。但当时他刚刚离开索罗斯基金公司创立Key Square Group。贝森特说，他觉得那个时候那么做很不妥，要抛弃自己的员工（其中有许多人是跟着他从索罗斯基金公司跳槽过来的）和机构客户（比如纽约市警察局养老基金）。最终，他向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就职典礼捐了100万美元，随后似乎淡出了政治活动。事实上他并没有真的淡出。他被特朗普圈子里的人所吸引，其中包括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2017年他在香港一个投资论坛上结识了班农。“我很快就认定他属于那种最有

智慧的人，”班农回忆说，“他想了解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这些观点将如何转化为实际政策并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当时班农已被特朗普解雇，不再担任其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说，第二天他们两人一起吃了顿4个小时的饭，进一步建立了联系，还说那之后他们经常通话或发短信。对一位与索罗斯关系密切的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而言，要赢得“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支持者的信任是一大挑战。索罗斯是无数右翼阴谋论里的主角，曾被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称为“全世界最邪恶的人”。

在2024年大选即将启动阶段，贝森特曾向班农征求建议，问他如何才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政府谋到财政部长或经济部门其他某个重要职位。班农给出了三点指导意见：了解特朗普最关心的经济问题，尤其是贸易问题；了解特朗普身边的人，包括给右翼以及支持MAGA运动的媒体圈把关的人，还有，以大额捐款人和华尔街代表人物的身份与特朗普本人建立联系。这方面贝森特有一个便利条件：他是特朗普已故的弟弟罗伯特(Robert)的朋友，罗伯特的遗孀是他女儿的教母。贝森特认真听取了这些建议，与特朗普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主要顾问建立了联系，包括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等。他雇用班农个人的公关顾问、人脉很广的亚历山德拉·普雷特(Alexandra Preate)，为其引见各路关系并帮他打开局面。他还开始参加支持MAGA运动的广播和播客节目，比如班农主持的《战情室》(War Room)和媒体聚合平台Breitbart旗下的Breitbart News Saturday，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并热烈讨论特朗普和他的政策。经济学家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讲述了贝森特如何专程前往纳什维尔寻求他的支持。拉弗的供给派学说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减税政策的理论指南。“他特意来到这里，花了整晚时间了解我，”拉弗说，“他真的很希望我推荐他出任财政部长。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他赚了很多钱，有很好的履历，还是耶鲁校友——顺便说一句，这一点确实很重要——而且他具备由这些带来的所有技能和自信。”

到2023年11月贝森特决定开始行动。他在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阐述自己为什么认为特朗普将最终赢得总统竞选，并表示希望参与其竞选工作。如今贝森特回忆说，特朗普那时表现出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冲劲，就像一只即使出了坏消息仍能上涨的股票。“他被起诉了，他的支持率却因此上升，”他说，“他输了一场官司，他的支持率还在升。”贝森特回忆说，那次拜访时，特朗普问他是否希望出任美联储主席。他没有含糊：“我说，‘不，我想要另一个职位。’”随着时间推移，贝森特逐渐获得了特朗普圈内人士的认可。“我对他越来越了解，我觉得他拥有强大的智慧、丰富的市场经验以及广博的知识储备，”曾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

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现在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主持一档电视节目的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表示。在拉弗看来，贝森特的魅力在于他的能力与性格的组合。“他总是能以恰当的方式影响决策，不是通过对抗或在背后搞小动作，而是提出特朗普自己可能没想到的事，”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向特朗普推荐他。”11月22日特朗普打来电话的时候，贝森特正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邀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一职。通话时在场的还有当选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和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据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这两人均力主这个职位选择贝森特而不是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卢特尼克是投资银行Cantor Fitzgerald的首席执行官，也是特朗普过渡团队的负责人。怀尔斯现在担任特朗普的白宫幕僚长。这位知情人士说，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生的诸多纷争中，怀尔斯一直是贝森特的关键盟友。贝森特平常不会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来找她，而一旦他表示对某事感到担忧，她就会很重视。特朗普也曾向记者表示，他认为贝森特在内阁里是个“能让人安心”的角色。前不久，在宣布贝森特不再是接替鲍威尔的人选时，特朗普说：“他不想担任那个职位。他喜欢当财政部长。他现在干得非常出色。”

自从从金融界跳到政界之后，贝森特已逐渐习惯于解释他是如何将个人信念与特朗普的MAGA运动阵营的极端行为协调起来的。“拜登政府时期我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有些失望，”他说。那时期他认为美国工业被过度监管所窒息，而且他反对政府在社会项目上投入过多资金——在他看来，这些项目对普通美国人找到通向富足之路并无帮助。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治建制派都已经失败。“我们已经偏离了关注普通人、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资本主义，”他说，“现在没有人再信任这些政党了，对此我深感担忧。”

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这几十年来的政策，这些政策优先考虑廉价进口商品，让中国、东南亚国家还有欧洲国家得以利用全球贸易体系获利。“最早他们卖给我们索尼(Sony)的特丽珑(Trinitron)电视，我们卖给他们通用(GM)的汽车，”他说，“随着我们去工业化及金融化的推进，我们卖给他们私募股权、卖给他们谷歌(Google)的股票，或者卖给他们美国国债。所有这些都具有导致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均衡的效应。到最后，东、西海岸地区变得非常阔绰，中部地区的人们就没那么富有了。”

在2024年为特朗普竞选时，贝森特提出了一项他称之为“3-3-3”的经济目标计划，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3%、预算赤字相对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3%以及国内石油日产量增加300万桶。之后，身为财政部长，他大力支持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对于该法案，国会几家预算方面的机构估计，它将导致美国未来10年的赤字总额增加3.4万亿美元。贝森特表示，这样的预测未充分考虑特朗普的减税、放松监管和贸易政策大幅刺激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我们控制支出（我们正在这么做），并实现3%的增幅，那么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就会降下来。”

对批评者而言，贝森特这种想法是在沿用拉弗及其他供给派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采用的“减税最终能实现税收增加”的老一套，而不是实施他之前说过他要做的削减赤字。非营利、无党派机构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负责人玛雅·麦奎因斯(Maya MacGuineas)认为，“他为这项绝对会破坏预算平衡的调整预算法案辩护，实在有损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可信度。”就连姆努钦也承认，这样一个成本高昂的法案通过之后，要想再恢复财政纪律会更困难。“在特朗普1.0时期，我们通过经济增长来应对减税政策的影响相对容易些，”他说，“因为当时我们的情况是利率较低、赤字较小、债务较少。

而现在，你面对的是利率更高、赤字更大、债务也更多。”要求贝森特为他在竞选时的言论负责当然是公平的。最终，真正要紧的是特朗普政府在预算问题上会不会搞砸。“有时你需要说些什么，来让自己处于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位，” Renaissance Macro经济研究部门主管尼尔·杜塔(Neil Dutta)表示，“贝森特在财政方面从来不是一个保守谨慎、严于约束的圣徒。但现在，关税新政刚刚为联邦政府创造了多年来的第一个重要的新收入来源，这个时候你很难说他不在乎赤字。”

贝森特在贸易问题上也展现出观念上的灵活性。开始的时候他主张采取比较渐进的关税政策，但现在他说特朗普发出的极端威胁对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让步并为美国吸引到投资至关重要。贝森特认为，总统通过“解放日”策略“制造了巨大的影响，让人们知道了他是认真的。”许多企业一把手仍在评估特朗普贸易战的影响，据彭博经济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的测算，贸易战已将美国进口商品的实际关税税率提升至接近14%，约为其刚上任时的6倍。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的吉姆·法利(Jim Farley)估计，该公司2025年将因为贸易战损失20亿美元。耐克(Nike)、宝洁(Procter & Gamble)和史丹利百得(Stanley Black & Decker)等公司正在通过提价抵消影响。对通货膨胀已感到疲惫的美国消费者也持谨慎态度：盖洛普民调显示，对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做法表示满意的受访者比例从2月份的42%降到了37%。

跟其他所有人一样，贝森特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才得以了解执行特朗普的施政决策是怎么一回事。在历届美国政府里，贸易谈判通常由美国贸易代表牵头。尽管现任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雷尔(Jamieson Greer)也参与了美国与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的谈判，但主导谈判并促成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的是贝森特。他超常规的深度参与一部分原因是他对亚洲尤其是日本有深刻了解。他说自己到访过日本50次都不止。他促成的许多交易都包含一些新颖的条款，以迎合特朗普喜欢大场面的偏好。比如在对日谈判中，日本除了接受对其输美商品全面征收15%的关税之外，还同意设立一个千亿美元级的基金用于投资美国。在白宫发布的纪念照里，美日贸易代表团坐在特朗普办公桌前面，特朗普则面对着桌上的一张大纸板，上面的4000亿美元字样被划掉了，其上方是手写的5000亿。而最终的数额更高，达到5500亿。

格雷尔和贝森特今年5月在日内瓦与中方代表团会面，最终达成了一项脆弱的临时休战协议。美国将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从145%下调至30%，中国则将美国商品关税从125%降至10%。5月下旬，双方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因为北京表示，在华盛顿放松对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之前，它将拒绝解除对其稀土金属的出口管制——这类金属对从iPhone到核磁成像设备再到导弹等产品都至关重要。中国这个贸易伙伴给美国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因为它不仅在经济上是美国的竞争者，更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和安全威胁。正

因如此，国防界鹰派人士当中尽管有许多人与特朗普立场一致，但仍对政府为打破僵局而允许中国恢复采购英伟达公司(Nvidia)H20芯片的决定表示抗议，这些芯片是中国推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中美双方7月底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轮谈判未能得出结论，到8月11日，特朗普宣布关税过渡期延长90天。“我们正在酝酿一项将惠及我们两国的协议，”贝森特对记者表示。有前贸易官员指出，鉴于相关问题的广度和复杂性，距离最终达成协议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

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的要求低得多：他们真正希望的是贝森特能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事实最终可能会证明，外汇市场是贝森特对抗中国及其他与它有同样想法的、决心削弱美国实力与影响力国家的最有力工具。作为深入了解国际事务和市场数十年的专家，他知道美元作为贸易、跨境支付及央行储备主要货币的地位赋予了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无与伦比的控制权。

对于贝森特而言，“巩固美元至上地位”是他任职财政部期间的头等要务。“为什么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都想脱离美元支付体系？因为当他们有不良行为时，我们可以通过制裁让他们陷入困境，”他说，“美元赋予了我们超越国界的威力。”当然，贝森特在华盛顿的任期也不总是风平浪静。早期就发生过一次爆发性事件，当时他允许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牵头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工作人员部分访问财政部的内部系统，财政部每年要通过该系统处理数万亿美元的联邦支付事务。民主党人就此对他大加抨击，但最初是马斯克拥趸的贝森特坚持自己的立场，且法院的一项裁决最终也维护了他的决定。但这种善意未能持久。

4月中旬，举止一向优雅得体的贝森特与行事张狂的马斯克围绕应该由谁来担任国税局局长一事发生激烈冲突。国税局是财政部下属机构。据报道，双方争执激烈，甚至相互吼叫并爆了粗口。班农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透露说，两人曾发生肢体冲突。几周后，身为特斯拉公司(Tesla)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创始人的亿万富翁马斯克带着一只黑眼圈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当贝森特被问及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时，他没有透露两人最后是否有过打斗，而是用略带冷幽默的口吻说：“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他那个黑眼圈不是我留下的。”

贝森特的另一个挑战是捍卫特朗普在美联储问题上的立场。几十年来，这家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机构一直以近乎完全独立的状态运作，制定基准利率并履行其他法定职责，不受国会或总统的干预。特朗普经常因为鲍威尔不肯降息而痛斥他，直到最近才停止威胁要解雇他。在参与特朗普竞选期间，贝森特曾向他提过一个有争议的构想：设立一个“美联储影子主席”职位，这个可能接替鲍威尔的角色可以传达总统的意愿，并强迫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们服从，即使此人并未正式掌管美联储。

这个提议贝森特后来已经放弃。如今他在小心翼翼地两面试探。一方面他强调美联储的利率制定职能是个“珍宝箱”，其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他认为美联储正遭受“职能扩张”之苦，需要对其运作进行毫不妥协的审查。他说“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变得过大了，”指责美联储越权插手银行业监管，并将其新冠疫情期间购买债券的行为比作病毒的“功能增益性”突变。如今贝森特既已退出美联储主席竞选，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其他人选，包括其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以及另外两人。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提名的美联储现任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也在名单之列。

对于华尔街而言，围绕贝森特的最大悬念在于，在特朗普政府试图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并推动国内制造业复兴的过程中，金融市场是否会继续站在他这一边。若股市持续下跌，投资者信心可能会迅速消散。债券收益率的持续飙升将导致预算被进一步挤爆，因为这会推高联邦政府的借贷成本。“市场往往很善变，而过去这个十年间，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市场往往会出现群情激奋的局面，”宏观类对冲基金Tudor Investment的创始人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表示，“因此，能有这个领域最聪明的人掌舵至关重要。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除了他，没有任何其他人能为这位总统做到这一点。”

Tudor Investment管理着160亿美元资金，曾与贝森特的Key Square有过多年的竞争。对笃信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贝森特而言，减税和放松行业监管将刺激投资和就业增长，这几乎是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这个让我们经过“涓滴效应”领域、进入重大的未知领域的想法是：关税将迫使企业将生产转回美国、增加美国就业岗位，同时为政府带来稳定的收入流。（今年7月，美国进口关税收入达277亿美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近4倍。）

驱逐非法移民将减少低成本劳动力供应，从而推动工资上涨。从理论上讲，这一前所未有的政策组合将推动经济增长大幅提速，使赤字和联邦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双双下降。随着经济恢复健康，美元将保持强势。新一轮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但也有可能不会到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政策反而会导致物价上涨和需求疲软。如果关税执行起来像目前这样不能保持连贯，就会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进而阻碍投资和招聘。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最终使国家陷入经济滞胀、无法控制的债务和对环境的不可逆损害，21世纪的美国会不会变成上世纪70年代的翻版？除了“解放日”那两天的突发震荡，贝森特还没有面临过多少市场波动，也未遇到任何堪比其几位前任经历过的各种危机的艰难局面。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而苦恼；姆努钦赶上了疫情冲击。

贝森特也算是幸运的，至少短期如此，他躲过了联邦政府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这得益于共和党在已获得通过的预算法案里提高了债务上限。美国只有少数几位财政部长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汉密尔顿因身为开国元勋和《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合著者而备受尊崇。阿尔伯特·加拉廷(Albert Gallatin)为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筹措了资金，使美国获得了新奥尔良的控制权，并让这个年轻国家的领土面积翻了近一倍。萨蒙·蔡斯(Salmon Chase)在内战期间为美国引入了第一种全国性货币——“绿纸”。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参与创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贝森特已经在考虑自己的政治遗产了。

早在1月底参议院确认他的财长任命之前，他就列出了一份任职期间希望完成的事项清单。“这座大楼很容易让你被它掌控，”他说，“你在这里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顺利完成债券拍卖、让税收法案得以通过；又或者，你可以设定更大的目标，让自己留下一个印记。”

在贝森特的清单上，进一步加强美元霸主地位是他的目标之一。此外还有修复美国银行监管体系，以及确保经济政策不会在让金融阶层受益的同时却将美国工薪阶层抛在后面。贝森特笑了笑又说：“也许我会买下格陵兰岛。”— Joshua Green和Nancy Cook对本文亦有贡献 译/许诺 编辑/宋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