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航天少帅”许达哲，与他身后的航天一院

（来源：野望谷研究社）

早在四年前便已卸任湖南省委书记的许达哲，最近再度被人们所关注。

当回顾这位昔日正部级高官的仕途履历时，“航天少帅”是他身上无论如何也撕不掉的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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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出生的许达哲，是湖南浏阳人。

得益于晚清洋务运动先驱曾国藩播下的火种，近代以来的湖南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浏阳，这个隶属于湖南长沙的县级市，在近现代史上诞生了一大批知名高官要员和仁人志士。

许达哲是个标准的学霸。1977年底，还是知青的他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全国统考。

其实，许达哲原本填写的志愿意向里并不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但因为他的高考成绩过于优异，所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招生人员就硬是调走了他的档案，主动将他招录进了哈工大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专业。

作为国内最顶尖的军工院校、公认的“国防七子”之首，许达哲从此就与军工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78年初到1984年底，许达哲在哈工大连续攻读了6年半时间，拿到了哈工大全日制工学硕士学位。在80年代初，像这样的高学历出身堪称绝对的天之骄子。

而在像许达哲一般的哈工大校友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国防科技和军工航天领域的中流砥柱：

例如，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北斗导航系统第一代和第二代总设计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孙家栋，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首任总设计师刘竹生，原总装备部部长、原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现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原上海航天局局长、原上海市委常委兼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朱芝松，原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方滨兴，原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原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等等；

此外，还有多位从哈工大毕业的校友后来都成为了重要领导人。

这其中，有的还是跟许达哲同一时间在哈工大校园里就读的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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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离开大学校园到2016年调到地方任职，许达哲在航天系统一连深耕了32年。

60年代有“两弹”，70年代有“一星”，80年代启动了“863计划”，90年代启动了“载人航天工程”，21世纪启动了“嫦娥探月工程”，这每一项都是高层最为重视、举国最为关注的全国头等重大项目工程。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许达哲，自然也就获得了快速成长、快速拔擢的绝佳平台机遇。

许达哲一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了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航天一院”。航天一院还有个更为响亮的正式名称，那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在几年前，曾一度出现了有张庆伟、陈求发、许达哲三位从航天一院走出来的领导干部担任省委书记的局面，且三人的履历也曾发生过多次交集：

比如，许达哲与张庆伟曾搭档担任航天一院副院长，张庆伟和许达哲先后担任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一把手，张庆伟与陈求发曾搭档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和副主任，陈求发和许达哲先后担任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陈求发、许达哲、张庆伟都曾在湖南省担任过正省级领导职务，张庆伟后来还接替许达哲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

除此之外，还有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贺东风、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郝照平、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龚波、原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小军等人，他们都是出身于这个著名的航天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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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航天一院究竟是如何成为了一个人才辈出之地的呢？

这就要讲到航天一院的背景了，而它的历史还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钱学森出身于吴越钱氏家族，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镠的第33代孙。在近现代历史上，吴越钱氏出过不少名人，除了钱学森之外，还有钱穆、钱复、钱钟书、钱其琛、钱玄同、钱伟长、钱三强、钱永健、钱正英、钱家骏等等都是来自于这个宗族。

清朝覆亡后，美国政府拿清廷赔付的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进修。30年代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学森，有幸成为了被选派公费赴美留学的幸运儿之一。

到了50年代，冷战铁幕的阴云开始弥漫，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盛行。已经成长为美国太空火箭领域著名专家的钱学森遭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羁押，后来又被美国政府强制驱逐出境，这才不得已踏上了回国的归程。

1956年初，刚回国没多久的钱学森应邀给解放军高级将领们授课。站在讲台上，眉飞色舞的钱学森大胆预言：导弹战将是未来战争中必定出现的场景。说到激动处时，钱学森情不自禁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火箭军”。

在此之前，国防部刚刚组建了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担任主任。设立这个机构就是为了发展现代军工装备事业，它尽管名为“航空工业”，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对所有现代军事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进行统一规划的部门。

1956年，借钱学森回国之机，国防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导弹研究和管理的机构，也就是国防部第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其中，国防部五院职司导弹研究，国防部五局职司导弹管理。从汇报路径上来说，国防部领导航空工业委员会，航空工业委员会领导五局，五局领导五院。而这个国防部五院，也就是后来航天一院最初的源头。

从成立伊始，国防部五院就被确定为了兵团级。在50年代的军队指挥层级架构中，兵团是介于大军区（野战军）和军之间的一级，也可以叫集团军，兵团正职通常对应大将到上将军衔，兵团副职通常对应上将到中将军衔。

这个新成立的国防部五局局长，是北京邮电大学创始院长、后来担任了邮电部部长的钟夫翔。钱学森则出任国防部五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国防部五院院长，至于国防部五院政委则是由出身于二野、时任空军副政委的谷景生担任。

值得一提的是，谷景生在战争年代曾追随过两位上级领导，他们一位是薄一波，另一位是李雪峰。薄一波、李雪峰、谷景生都是山西人，他们曾一起在太行山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起为八路军129师提供过支持，三人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后来，李雪峰有一个儿子叫李晓雪，有一个女儿叫李丹宇；谷景生有一个女儿叫谷丹，还有一个女儿叫谷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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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后半段里，我国军工产业曾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纷繁复杂的机构调整。如今我们再翻看相关历史沿革时，难免会觉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

其实，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只需要明白以下几点，便能清晰地把握住其脉络谱系演变的主线：

其一，军工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包括了人才教育、科研试验、工业制造、装备采购、应用发射等几个主要环节。

这其中，人才教育主要在高校，科研试验主要在科院院所，工业制造主要在军工企业，装备采购主要在军队装备主管部门，应用发射主要在军兵种作战部队。按照行话说，他们都属于不同的“口子”。

纵观历史，越是在产业链上下游里距离相近的环节，相互之间发生分分合合的情况就越是频繁；反之，若是在产业链中隔了一道以上的环节，那么彼此间发生合并重组的情况就比较少见。

其二，从产成品的角度来看，军工产业可划分为航空、航天、核子、船舶、兵器、电子等六大行业板块。

由于长期以来受科层制和部门制的根深蒂固影响，越是同一板块的军工企业（部门），相互之间的整合拆分就越是频繁；越是不同板块的军工企业（部门），相互之间往往就被隔上了一道鸿沟。

其三，军工行业的机构性质，跟其所处的宏观时代背景关系很大。

比如在建国初期，军工产业普遍都是军民不分的；

后来随着“三线”建设的上马，“军”与“工”逐渐分家，但这时的“工”普遍都采取政企合一的模式，比如此前野望谷给朋友们介绍过的历史上的八大“机械工业部”；

再后来改革开放启动，军工行业方才实现了政企分离；

到了90年代后期迎来国企改制浪潮，被分立出来的军工企业才陆续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并逐渐走向了市场化经营；

到了近些年，军民融合又成了新的时代主题。

其四，当一个新事物（比如一项新的军工领域、军工产品）出现时，人们对它从了解、到熟悉、再到掌握是需要经历一个逐渐递进的认知过程的，这种认知程度的变化亦会影响在机构设计上的思路。

比如，当一个新事物刚刚出现时，当局通常会交由现有机构来兼职负责早期调查研究；

当调研完成、决定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时，为了集中资源攻坚克难办大事，当局就会为此成立一个新的机构，而这个新机构往往都是产学研不分、大包大揽的；

等到项目渐趋成熟，这个机构的规模和层级也会跟着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

之后，当局出于精兵简政、优化职能、分工制衡等需要，就会对这个机构采取拆分、重组、转制等各种改革调整措施“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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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面这四条逻辑，我们再来看航天一院的历史变迁，就能够一目了然了。

1957年，国防部五局并入国防部五院，五局建制撤销，钱学森继续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

1957年，国防部五院下面新设立了第一分院、第二分院。其中第一分院是国防部五院的主体，仍旧负责导弹研究，钱学森兼任第一分院院长；至于第二分院，则是承担电子通信研究工作。

而这个第一分院，正是后来航天一院的前身。

1958年，国防部下面新设了第五部，国防部五院被划归由国防部五部领导。

1958年，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升格为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自此国防工业拥有了一个正式的“科研口子”。

后来，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内的好几所军工高校都被划归由国防科委领导，“国防七子”自此初见雏形。

1959年，国防部五部并入国防科委，国防科委正式成为了国防部五院的上级主管部门。

后来，国防科委继国防部五院之后，又陆续组建了国防部六院（负责飞机研究）、国防部七院（负责舰艇船舶研究）、国防部十院（负责无线电研究）。

1960年，国家新组建了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自此国防工业又拥有了一个正式的“工业口子”。

之后，国防工业生产被从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分立出来，单独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来负责。这个新成立的三机部与国防工委合署办公，下面设有航空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等几个专业总局。

从1963年起，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造船工业陆续从三机部中分立出来，各自成立了新的机械工业部。同时，国家就导弹工业也新组建了单独的机械工业部，国防部五院的建制则相应撤销。

自此，八大机械工业部并存的格局史上第一次形成。其中，二机部主管核工业，三机部主管航空工业，四机部主管电子工业，五机部主管兵器工业，六机部主管船舶工业，七机部主管导弹、航天工业。

于是，原先的国防部五院就被新组建的七机部所取代。相应地，国防部五院第一分院也随之更名为七机部第一研究院。

在这一时期，国防科委、国防工委被整合为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新组建的国防工办不再与三机部合署办公，而是集中归口管理这几个负责军工生产的机械工业部，由罗瑞卿出任国防工办主任。

1967年，鉴于“文革”带来的形势骤变，国家决定对七机部实施军管，此举是保证了后来航天军工系统受“文革”冲击较小、“两弹一星”研制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

1975年，原本隶属于七机部的战术导弹研制生产职能被划出，单独组建了战术导弹工业总局，后来又升格为了第八机械工业部。

自此，八大机械工业部并存的格局史上第二次形成。同时，七机部与八机部的分野，也奠定了此后宇宙航天产品与导弹航天产品分立的渊源。

1982年，国家展开了一轮旨在精兵简政、裁汰冗员的机构改革，同时过去那种基于战备保密需求而使用数字代号来给机构部门命名的做法也已不合时宜。

在此背景下，原国防工办和军委科装委被整合改组为了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七机部则更名为航天工业部，七机部第一研究院也相应改名为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

1988年，精兵简政的浪潮继续，航天工业部和航空工业部被合并为新的航空航天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也顺势改名为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

1989年，鉴于继续以数字编号来命名的做法需要被改变，经航空航天工业部批准同意，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首次获得了那个今后享誉海内外的新名字——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1993年，在政企分离改制的大背景下，航空航天工业部的建制被撤销，改组为了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后来“十大军工央企”的前身——“五大军工总公司”自此形成。

同时，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还对外加挂中国航天局的牌子。

“总公司”与后来的“有限公司”性质截然不同。总公司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它兼有政府机关和企业的双重性质，是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特殊年代里的过渡产物。在当时，这五大军工总公司全都标配为正部级规格。

由此，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也就变身为了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一研究院。

1998年，国家重新组建国防科工委，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行政职能被彻底剥离，中国航天局的牌子也改由国防科工委来加挂。

1999年，国企改制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经营导向得到确立。在此背景下，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被拆分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两家央企，分别简称“中航科技”、“中航机电”。

相应地，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一研究院也就变身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简称“航天一院”。

后来，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又改名为了中国航空科工集团公司，简称“中航科工”。而这些新组建的军工央企的行政级别统一被降格为了副部级，日后它们都将交由新成立的国资委来管理。

2008年，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重新组建了职能更为综合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先正部级的国防科工委被降格为副部级的国防科工局，并由工信部代管。

自此，新组建的工信部取代国防科工委加挂了中国航天局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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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1984年一走出校门就加入了航天一院的许达哲，先后经历了从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到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再到中国航天总公司第一研究院、最后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的各个历史阶段。

许达哲起先供职于航天一院下面的15所。这个15所又叫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研究方向主要是兵器发射、低温加注。

从1988年起，许达哲以平均每一到两年便晋升一级的傲人速度，仅仅用了6年多就从航天一院15所9室的一名普通设计员，成长为了航天一院副院长（正厅级）。在成为正厅级干部的1995年，许达哲仅有39岁。

可能有朋友对这个职位的正厅级别感到困惑，这里野望谷做个科普。

现实中，有不少央企、尤其是军工央企内部的干部级别都存在“上下一般粗”的情况，这基本都是由历史原因所导致的。

比如50年代成立的国防部五院，它从一开始就是兵团级建制单位，而当时的兵团大致对应于正省级。航天一院的前身——国防部五院第一分院，它从一开始就是正军级建制单位，而当时的军大致对应于副省级。

后来，航天一院先后经历了七机部、航天部、航空航天部、航天总公司等几个历史时期，而这些部委、总公司全都属于正部级单位。航天一院作为它们下属的最重要二级单位之一，至少也是对应正厅级。

尽管后来中航科技集团作为国资委直属的央企，被降格为了副部级，但是集团下属的各科研研所却大多保留了正厅级规格，这其中就包括航天一院。

因此，许达哲从1995年起担任的航天一院副院长这个职务本身就已是副厅级。大约是因为航天事业的极其重要性，所以身处这个岗位上的许达哲个人则被高配为了正厅级。

此后，许达哲陆续晋升为航天一院院长，中航科技集团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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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许达哲离开了他连续服务23年之久的中航科技集团，升任中航科工集团总经理，跻身副部级高干序列。这一年，许达哲年方51岁。

2012年，许达哲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当时央企负责人中仅有的几位中央委员之一。

2013年，许达哲接替他的前任，回到中航科技集团出任董事长，正式成为了这家他此前曾长期效力的央企集团一把手。

仅仅半年多之后，许达哲便又一次接替他的这位前任，担任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成为了国防科工领域的一代掌门人。

在这期间，许达哲直接参与并主导了神舟飞船载人航天工程、嫦娥探月工程等重大航天工程项目，成果斐然、功绩卓著。同时，许达哲还荣获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当选为了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专家型官员”。

2016年，60岁的许达哲人生中第一次离开了航天军工系统，回到了他的家乡湖南，出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

而接替许达哲成为国防科工领域新一任掌门人的，正是先前接替他担任中航科技集团董事长的人。

2020年，许达哲升任湖南省委书记。

曾有媒体报道，自2016年起，湖南军民融合产业获得了长足快速的发展。比如地处湖南省的三一重工，就是在那段时期拿到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组建了军工事业部，发挥其既有的重工机械制造优势，推出了多款军用特种装备产品。

这期间，许达哲在中航科工任职时期的老下属焦继革也来到了湖南，先后担任了中航科工湖南航天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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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许达哲曾经担任过中航科工、中航科技这目前唯二的两家航天军工央企的主要领导。

那么，公司名称仅一字之差的这两家央企，在业务领域上究竟有何区别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前面梳理航天一院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句话里——正是70年代后期七机部与八机部的分野，奠定了此后宇宙航天产品与导弹航天产品分立的渊源：

中航科技集团侧重于民用航天领域，生产的主要是运载火箭、应用卫星、载人飞船、空间站、深空探测飞行器这些宇宙航天产品，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天宫空间站、北斗卫星都是它的杰作；

中航科工集团侧重于军用航天领域，生产的主要是空天防御导弹、飞航导弹、弹道导弹这些武器装备产品（当然了，现在中航科工与中航科技的业务领域也存在不少交叉，神舟、嫦娥、天宫、北斗的背后也有中航科工参与支持的身影）。

用通俗的话来说，中航科技的主营业务是“把自己人送上蓝天”，中航科工的主营业务是“把敌人送上西天”。

此前野望谷给大家介绍过，国资委《央企名录》中的央企次序是按“级别＋行业”的规则进行排列的，其中军工类央企居于《央企名录》中的第一方阵；而在军工央企中，又会按照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这样的细分门类顺序来排列。

由于核工业央企目前仅有1家（中核集团），所以中航科技、中航科工就被固定排在了《央企名录》中的第2位和第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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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就跟两家公司在《央企名录》中的排名次序一样，不仅中航科技的公众知名度较中航科工更胜一筹，而且中航科技的科研实力也较中航科工更强一些，这从两家央企在1999年分家时各自被分得的科研院所便可见一斑。

在历史上，包括前面说的航天一院在内，航天军工领域最主要的科研院所一共有9家，这9家各个都是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它们依次是：

航天一院，又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代表作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东风系列战略和洲际导弹；

航天二院，又称防御技术研究院（长峰集团），代表作是地空导弹、舰空导弹、电子对抗和航天雷达；

航天三院，又称飞航技术研究院（海鹰集团），代表作是飞航导弹、高超音速飞行器；

航天四院，又称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代表作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航天五院，又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代表作是卫星、飞船、空间站等航天器；

航天六院，又称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代表作是液体火箭发动机；

航天七院，又称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代表作是火箭弹；

航天八院，又称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局），代表作是风暴系列运载火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导弹、长空系列卫星、风云系列卫星、神舟系列飞船；

航天九院，又称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代表作是遥测遥控、箭载计算机、航天微电子、航天仪器。

在这9家航天科研院所中，又数直接参与神舟载人航天工程、嫦娥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工程科研制造的一院、五院、八院——这3家的规模最为雄厚、实力最为强劲。在前几年里，从航天军工领域成长起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大多都是出身于一院、五院和八院。

而在1999年的分家中，一院、四院、五院、七院、八院、九院都被划给了中航科技集团，只有二院、三院被划给了中航科工集团，六院则是中航科技、中航科工各分到了一部分。

当然了，作为我国仅有的两家航天军工央企，中航科技和中航科工的规模都是相当庞大的。目前，中航科技拥有员工逾17万人，旗下控股14家上市公司；中航科工拥有员工近13万人，旗下控股8家上市公司。

至于我们一直在讲的航天一院，目前拥有员工3.1万人，旗下控股2家上市公司，历史上一共诞生过6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38位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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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航天一院历史上共迎来过15任院长：钱学森、刘瑄、李明实、张镰斧、李伯勇、王永志、沈辛荪、厉建中、许达哲、吴燕生、李洪、郝照平、王小军、张忠阳、沈波。

可以看出，这15任院长后来大多都得到了提拔或重用。比如，许达哲、吴燕生、张忠阳后来都曾晋升为中航科技集团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其中张忠阳还与许达哲同为湖南浏阳人。

而一项项举世瞩目的重大航天工程的上马与达成，正是成就了这些专家型官员的最重要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