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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面对“川建国”，巴西的外交路线仍要回答一个问题
2025-10-29 08:28
当地时间10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期间进行会谈，特朗普表示谈得“非常好”，卢拉则表示“相信会就关税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自特朗普7月底宣布对巴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以来，双方频频“互呛”，特朗普甚至搬出巴西政府“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等理由，卢拉则将美国关税霸凌视作“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之战”。
《真实巴西》地缘政治分析师、金砖国家民间理事会成员马可·费尔南德斯在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网站发布评论文章，分析了特朗普关税霸凌的真实目标、对巴西的影响，以及真正困扰巴西外交政策的因素。观察者网翻译全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文/马可·费尔南德斯，翻译/鲸生】
在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非法且主动挑衅式的袭击数小时后，巴西前外交部长、前国防部长、现任总统国际事务特别顾问塞尔苏·阿莫林（Celso Amorim）在接受巴西电视台采访时，以一种少见而沉痛的语气表示：“国际秩序已经结束了！无论是从贸易角度，还是从和平与安全角度都是如此。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这绝非易事。”
阿莫林在电视直播中发表这一悲观判断时，并未想到巴西会成为“国际秩序终结”的下一个受害者。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不道德袭击的几天后，在金砖国家里约峰会开幕首日，特朗普威胁称，如果金砖成员国从事所谓的“反美行动”，美国将对其征收额外10%的关税——但他并未说明这些“行动”具体指什么。特朗普的威胁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这场被西方主流媒体所轻视（他们本来也倾向这么做），特别是中、俄、伊国家元首缺席的峰会，因而意外地受到瞩目。
然而，在多位分析人士看来，特朗普的威胁恰恰说明，即使金砖国家取得的进展有限，也足以引起白宫的不安。
峰会结束两天后，特朗普将他的“关税大炮”对准了巴西。过去十五年，美国对巴西一直保持约41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也戳破了华盛顿反复声称“为弥补贸易逆差而加征关税”的理由。即便如此，特朗普仍对巴西商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看出，特朗普加税的真正目标是打击卢拉总统与巴西最高法院（STF）。这一操作背后显然包含着对2026年总统选举的政治算计。华盛顿甚至援引《马格尼茨基法案》——原本针对毒品走私与恐怖主义活动相关人员的制裁工具——来惩罚部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美国总统给出的理由包括：要求卢拉暂停对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审判，后者因在2023年1月策划未遂政变、企图推翻新当选的卢拉政府，被判处27年监禁；此举仿佛在暗示巴西的总统能够直接干预司法。
特朗普还指责巴西最高法院“侵犯了美国企业和个人的言论自由”，理由是巴西司法部门在部分刑事案件中试图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合法监管。在这两起案件中，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均担任主审，也因此成为美国制裁的首要目标。
此外，外界流传着一些说法：特朗普可能试图同时打击主要的金砖国家，以削弱这一机制，并且对巴西拥有的世界第二大稀土矿产储备垂涎三尺。这些攻击的终极目的，或许是为与巴西政府开启一场尚未公开议题的谈判创造筹码。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巴西主权最严重的一次公开攻击。它超越了传统的贸易摩擦，将关税作为政治武器，试图干涉巴西的政治、司法与金融体系。实际上，华盛顿等于对巴西实施了制裁。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系列行动的协调竟包括了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的公开参与——他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为躲避司法追诉而逃往美国，并多次与特朗普的核心圈子成员会面，密谋针对自己的国家。这场美国主导的行动迫使卢拉总统与巴西外交部不得不调整外交路线，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重新定位自身。
巴西为何尚未重返地缘政治舞台中心？
卢拉于2023年重返执政，令人们高度期待其外交政策将回归前两任任期（2003-2010年）那种大胆风格。2022年10月当选总统后不久，他便宣布：“巴西回来了”，即我们又回到了全球政治的舞台上。然而，至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们正面临比过去更加动荡的国际局势：西方对中国、俄罗斯的攻击升级——包括发动制裁、媒体战甚至一场局部热战；美国支持对巴勒斯坦人发动的“种族灭绝”；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极右翼势力崛起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极化，而这些极右翼势力与华盛顿的利益集团相互勾连。这与卢拉和罗塞夫执政期间（2003-2016年）所面临的环境大不相同。
卢拉第三任期的外交政策被形容为“积极不结盟”，希望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主要全球大国中间保持“等距”。其包括以下4个特征：
1. 采取防御-反应型外交姿态，并且谨慎行动；
2. 至今未能有效主导巴西曾经协助创建的两个主要区域平台——UNASUR（南美国家联盟）和CELAC（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重组；
3. 对金砖国家组织畏手畏脚地参与，尽管巴西曾经是该机制成立之初的主导力量；
4. 难以提出能为巴西带来经济政治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
巴西政府至今最大的押注是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MERCOSUR-EU FTA）。而巴西国内诸多严肃的分析人士（如小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已经指出：该协定对欧洲工业带来的益处将大于给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体的好处，且尤其会削弱巴西的再工业化努力。政府多次在公开表态中强调该协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但通常回避讨论其经济性质——可以说，这方面至少是颇具争议的。就连巴西财政部长费尔南多·哈达德也公开表示，他看不出这份协定能带来什么重大经济优势。
在主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因素解释了“卢拉三期”的外交政策变动。我们先从主观因素说起：与卢拉、迪尔玛先前的任期不同，那时的巴西劳工党——他们支持拉丁美洲一体化与建立金砖国家组织——在主导施政方向上握有更大的话语权；而本届卢拉政府是在2022年击败极右翼的“广泛阵线”架构下组建的，其中包括与美国、欧洲有经济联系且在意识形态上相契合的中右翼政党。
此外，卢拉已经失去了过去外交团队中的两位关键人物：一是前总统国际关系特别顾问马可·奥雷利奥·加西亚（Marco Aurélio Garcia），二是外交部前秘书长塞穆尔·皮涅罗·吉马雷斯（Samuel Pinheiro Guimarães）——二人均已去世。加西亚曾有一个重要优势：他不是伊塔马拉蒂宫（巴西外交部）的正式成员，因此能够以“局外人”的身份开展某些运作。他长期担任巴西劳工党国际关系秘书，深得卢拉和迪尔玛的信任，并掌握一张庞大的政治关系网络，尤其是在拉美地区。今天我们依然有阿莫林，他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者，也是金砖国家架构的众多设计师之一，如今不仅是巴西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代表。然而，在为卢拉总统做战略建构以及主持日常工作方面，过去那个由外交部长阿莫林领导的“梦幻三人组”已经遗憾地消失了。
“卢拉三期”外交政策变化的客观因素是？
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地区性大国，经济体量约占整个地区的40%，巴西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只能是推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正因如此，在卢拉与迪尔玛执政时期，巴西投入了巨大精力来推动南美国家联盟（UNASUR）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的协调工作。后者是美洲国家组织（OAS）的替代性机制——OAS几十年来一直受华盛顿遥控，常被用作美国支持下发动诸多军事政变的合法工具。CELAC的成立得益于2000年代拉美政治迎来“粉红浪潮”时期各国进步政府之间的意识形态共鸣。那时，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古巴的左翼政府构成了一个主导性的政治联盟。他们的集体影响力强大到足以吸引当时仍由更保守政府执政的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加入其中。
但外交政策不仅仅是靠美好的演讲或意识形态亲近来推动，它还需要物质支撑。基于这一点，巴西为推动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一体化的过程投入了大量资源。可以说，巴西当时实践了一种“微型版‘一带一路’倡议”，其方法与中国后来成功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颇为相似。一方面，在2007年至2015年间，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为地区内多个国家（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乌拉圭、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古巴、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拉圭、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提供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还支持了安哥拉、加纳和莫桑比克的项目。
另一方面，巴西的大型建筑公司修建了港口、铁路、机场、公路、天然气管道和地铁等基础设施。通过这种方式，巴西不仅在口头上主张区域一体化，更在行动上落实了这一目标——既改善了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也积累了政治资本，同时为本国企业带来了利润。
然而，正是这些大型建筑公司以及巴西最大的国有企业——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成为了“洗车行动”（Operation Car Wash）的主要打击对象。该行动以反腐为名义，在巴西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无数政界与商界人士被捕入狱，这为推翻迪尔玛·罗塞夫总统的议会政变、卢拉总统的入狱以及他被排除在2018年总统选举之外创造了条件——卢拉原本是那届选举的最大热门候选人。
在“没人能够反对”的反腐旗号下，也在巴西主流媒体公司的配合下，“洗车行动”不仅仅是惩治了巴西大型建筑公司的高管和所有者，而是摧毁了这些企业——它们本是巴西经济与外交政策的战略性支柱。
如今，政治风暴虽已过去，但随着更多调查的推进，事实已得到充分证实：在时任法官、现任参议员的塞尔吉奥·莫罗（Sérgio Moro）主导下，“洗车行动”实质上是一场“法律战”（lawfare），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司法部的协助与指导，是服务于华盛顿的帝国主义利益。
一方面，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已能与美国建筑公司正面竞争的巴西建筑企业被摧毁；另一方面，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也被有意地“无害化”。罗塞夫遭遇政变下台后，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继任总统，并随即向国会提交法案，禁止BNDES继续为海外项目提供融资。这项措施从法律上切断了巴西延续“微型一带一路”式政策的可能，也意味着终结了卢拉与迪尔玛时期的外交方针。
巴西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行动之一的目标——这场行动由奥巴马-拜登政府主导，对巴西造成了沉重的经济与政治代价。政治上，它为极右翼势力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最终促成了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2018年当选总统。博索纳罗完全屈服于华盛顿的意志，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是他曾公开向美国国旗敬礼。执政后，他以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摧毁了巴西国家体制，使巴西在外交上沦为“侏儒”。对华盛顿而言，大功告成。
今年8月初，巴西极右翼议员抗议最高法院逮捕博索纳罗，一度导致立法会议停摆。
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数年之后，“洗车行动”检察官团队的负责人在Telegram上的账户遭黑客入侵，相关通信内幕才被曝光，美方在“洗车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才浮出水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民主党的新保守派外交手段虽然隐蔽，却极其高效——这与当下特朗普主义战略中，其毫不掩饰的帝国主义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的“自摆乌龙”与巴西外交的翻身仗
特朗普近期对巴西的强硬攻势，彻底改变了巴西政治棋盘上的布局。捍卫国家主权与维护巴西国家机构的尊严，已成为一场卢拉政府名誉攸关的战役。现在卢拉几乎每天发表讲话，直面美国的挑衅。
在一次措辞最为激烈的演讲中，他明确指出：“特朗普是被选为美国的总统，而不是被选为世界的皇帝。”
对卢拉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直面一个挑衅的对手更能在政治上加分了。从那时起，卢拉一直在缓慢下滑的民调重新上升——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纽约时报》甚至以“那个敢于直面特朗普的人”为标题，将他放上报纸头版。
此前，巴西利亚始终在中美之间刻意保持某种“等距外交”，对金砖国家机制的参与热情也不如往昔。然而形势逆转之后，卢拉政府开始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重新靠近这个由巴西在2009年参与创建的多边机制。金砖合作再次成为巴西政府的外交优先事项之一。卢拉多次分别与中、俄、印的国家元首通话，并罕见地主持召开了一次金砖国家线上特别峰会，讨论应对白宫攻势的集体方案。
虽然巴西对美出口目前仅占其国际贸易总额的约12%，但美国依然是巴西工业制成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也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大来源国，占巴西全部外资存量的近30%。
近期，特朗普将约700种巴西商品的关税从50%下调至10%，其中包括橙汁、纸浆、化肥、飞机及其零部件（主要来自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以及部分金属中间制品。根据政府估算，只有约36%的巴西出口将受到最高关税的影响。
一方面，巴西利亚依然坚持与华盛顿保持对话的路线。卢拉与特朗普在联合国短暂会晤后，双方通过多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展开幕后磋商。如今看来，美国总统似乎已出现松动，预计将于近期与卢拉再度会面。
据悉，在华盛顿内部的权力角逐中，特朗普信任的务实派商人理查德·格雷纳尔（Richard Grenell）暂时压过了强硬派国务卿马克·鲁比奥一头。后者将卢拉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而盖尔纳则主张务实合作。
理查德·格雷纳尔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驻德国大使，现任特朗普的美国总统特别任务大使。
另一方面，巴西政府已下令加快经济伙伴多元化进程，以降低美国的影响力。正如巴西总统国际事务特别顾问阿莫林最近所说：“多元化，就是新的独立。”
巴西正在扩大对华出口，并寻求与其他金砖伙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10月底，卢拉对印尼进行史无前例的国事访问，随后首次参加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盟峰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在“里约峰会”结束两天后对巴西进行的国事访问中，与卢拉之间“气氛极为融洽”。这种个人层面的互信，有望推动两国之间建立更稳固的伙伴关系——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与印尼分别是全球第七与第八大经济体。
近几周，巴西还宣布与墨西哥达成若干重要经济协议。这是由副总统杰拉尔多·阿尔克明（Geraldo Alckmin）率领多名部长访问该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后取得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同样正遭受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与贸易攻击。
此外，卢拉已接受印度总理莫迪的正式邀请，计划于明年2月访问新德里。这将标志着巴西与印度关系前所未有的升温。印度将在明年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事实上，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唯有印度遭受了与巴西同等激烈的美方关税与制裁。原因是其持续进口俄罗斯石油——而同样这么做的欧盟和土耳其，却并未受到白宫惩罚。
美方的这些攻击，反而促成了新德里与北京的重新接近。这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攻击其传统南亚合作伙伴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的格局中，每当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发动攻击时，他往往削弱了那些国家当中，与美国利益深度绑定的本地精英势力，却同时壮大了与中国、俄罗斯或金砖集团关系更密切的群体。
这种变化在中俄身上早已显现——在2017年以来的中国，以及2014年起、尤其是2022年后的俄罗斯，亲西方的内部派系都因来自美方的敌意而日渐边缘化。正因为如此，当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发起“贸易战”，并率先制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包括华为与中兴）时，他在中国获得了一个绰号。特朗普的攻击令中国政府与人民都认识到，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而是日渐成为一个对手，因此有必要加速推进中国的科技自主化发展，尤其是在芯片等关键的高科技领域摆脱对美国公司的依赖。中国人开始给他取名为“川建国”，换句话说——“特朗普，中国国家建设者”。
如今美国总统的这一轮攻击，是否会帮助巴西人“建设国家”，甚至促进金砖集团的凝聚力？据说拿破仑曾说过：“不应该在你的敌人犯错误时打断他。”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巴西要重新走上一条“自信而积极”的外交道路，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例如，巴西必须重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融资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在当下地区政治极化加剧的环境下，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凸显。卢拉总统已向国会提交法案，拟恢复国家开发银行（BNDES）对海外项目的融资功能。然而，过去那些实力雄厚的巴西建筑企业尚未从腐败丑闻与经济衰退的打击中恢复，如今它们还必须面对来自中国同行的竞争。
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巴西仍然缺乏一份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国家战略——既能让追求再工业化的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的利益形成契合，又能依托一个具备战略眼光与执行力的国家，去引领一条自主的发展之路。
无论巴美之间的谈判最终结果如何，卢拉总统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都在全球引起强烈共鸣。他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在加沙废墟之下埋葬的，不仅是成千上万名无辜的妇女与儿童，也埋葬了国际人道法，以及西方所谓道德优越性的神话”——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
面对无可辩驳的现实，巴西（以及更广义上的“全球多数国家”）该如何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也许这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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