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破晓——中国第一枚导弹诞生记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今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东风-5C、东风-61等大国重器庄严驶过天安门广场。以武止戈、砥定乾坤，今日中国屹立于东方的底气，追根溯源，离不开六十多年前“导弹元勋”们在一片空白中的艰难起步。

1960年，苏联专家全面撤离，带走了所有图纸与援助。然而，就在他们离开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曾经连导弹是什么都不清楚的中国科研人员，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这枚代号“1059”的“争气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

四年后，中国人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二号”，历经挫折，浴火重生，飞行一千余公里后精准命中目标。

从仿制到自主研制，从一无所有到“覆盖全球”，从东风破晓到威震寰宇，自力更生始终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最坚实的底色。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1955年11月22日，钱学森踏上了前往东北的考察之旅。此时，距离这位传奇科学家冲破重重险阻、历经波折回到祖国，才刚过去了一个多月。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1059”（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地区集中了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础，显而易见，这并非一次寻常的访问。在国务院发给东北地区有关省市的电报中，钱学森拟参观的地方被一一列出，足足有五六行：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自动化电热厂、长春第一汽车厂、鞍钢……一眼看去，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工厂几乎全被囊括其中。

没想到，参观途中，钱学森突然提出，有两个老朋友在哈尔滨的一所军工院校工作，希望能见到他们。

钱学森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叫庄逢甘，另一位叫罗时钧。他们任教的“军工院校”，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所院校由陈赓一手筹建并亲任院长，为了保密，校址设在远离北京的哈尔滨，因此通常被称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按照当时的规定，哈军工对外严格保密，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员以上的干部才能进校参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钱学森给年轻学生们讲课。

能否让钱学森到哈军工去看看？陪同参观的中科院代表朱兆祥和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都拿不准主意，立刻向黑龙江省委请示。省委的电话打到哈军工，副院长刘居英也不敢答复，赶紧向北京的院长陈赓报告。陈赓的回复干脆利落，当然可以。

于是，11月25日早上8点多，钱学森乘坐的小轿车缓缓驶入了哈军工。出乎意料的是，他刚下车，一行军人就朝他走来，为首的正是陈赓。原来，为了迎接钱学森，陈赓特意起了个大早，乘坐专机从北京匆匆赶来。

他命令各系把实验室和陈列室都打开，陪同钱学森参观了整整一天，还半开玩笑地说：“在钱先生面前还有什么保密的。我们的很多陈列品都是从朝鲜战场上捡回来的战利品。我们规定了一些保密条例，只是为了向帝国主义装个蒜，不让他们知道底细。”

那天，钱学森不仅见到了老朋友，还遇到了后来的得力干将——被誉为“航天四老”之一的任新民。

与“亦师亦友”的钱学森相似，任新民也有一段冒险归国的传奇。1949年6月，他毅然放弃美国教职，登上归国邮轮。不料邮轮抵达上海吴淞口，码头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几架国民党战机呼啸着丢下一颗颗炸弹。硝烟散尽，邮轮竟掉头开去了香港。一步之遥的故土，再次相隔千里。

任新民在香港滞留了一个多月，再也等不及，最终铤而走险，搭乘一条走私船，绕道韩国，先到天津塘沽，再绕大半个中国，终于回到了安徽老家，此时，已经是1949年8月。

三年后，陈赓筹建哈军工，一封电报把任新民“挖”了过去。从此，在美国学习机械工程的任新民，改行研究起了固体火箭。在钱学森回国之前，任新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研究火箭的专家。

他和周曼殊、金家骏两位同事搞的室外固体燃料火箭点火试车试验，让钱学森眼前一亮——原来中国已经在着手火箭研究。

其实，就在钱学森到哈军工参观前几天，一份题为《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的报告，由陈赓转交给了中央军委。报告的撰写人，正是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骏三位“火箭专家”。

任新民后来回忆，报告中之所以叫“火箭武器”，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导弹”这种叫法。“missile”的中译名当时有三种：“火箭武器”“可控火箭”以及“飞弹”。而最终定名“导弹”，正是钱学森的首创。

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火箭武器”过于笼统；“可控火箭”没有说明火箭上装有弹头爆炸物；而“飞弹”只说明弹会飞，没有表达出可控的意思。他在一次题为《关于现代火箭和导弹问题》的报告中特意提出：“我想最好把飞弹改成为导弹。所有的弹，不管是炮弹、枪弹都是飞的。我们讲飞弹与炮弹不同，就是它在飞行过程中是有控制的，或者是有制导的，让它去什么方向是在控制之下，所以叫导弹就比较合适一点。”

话说回来，就在钱学森与任新民饶有兴致地讨论时，陈赓在一旁看出了文章，趁机问道：“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或许是回国前遭遇的种种阻挠与屈辱在那一刻涌上心头，钱学森憋了一肚子气：“中国人怎么不行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陈赓闻言大喜，激动地一下子握住钱学森的手：“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没有钱学森，导弹不止推迟10年

时隔多年，钱学森才明白陈赓那一刻的激动。这一问的背后，是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特别指示，“如果钱老说能干，我们就干；如果钱老说不能干，那谁也不敢下这大决心。”2005年，在纪念钱学森归国50周年座谈会上，担任钱学森秘书多年的涂元季揭秘了当年的背景。

涂元季还透露，钱学森在东北考察了一个月，期间彭德怀三次给中国科学院打电话，询问钱学森回来没有。12月21日，钱学森一行终于从东北回到北京，仅仅5天后，陈赓就带着钱学森和朱兆祥到北京医院，一同看望正在住院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到钱学森，开门见山地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去打人家，但我们一定要把部队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落后了要挨打。我很想知道，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出导弹来？需要多少时间？

朱兆祥后来回忆此事，还记得“彭老总心情很急，简直就像交代任务一样。”

彭德怀怎么能不着急？志愿军把美国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以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要说对现代化战争的亲身感受，对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切肤之痛，对导弹等尖端武器的渴望，非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莫属。

他显然做过功课，连珠炮似的问钱学森：“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

钱学森略作思考，从容答道：“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试验设备，也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工厂，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的时间我看是可以的。”

彭德怀听钱学森这么有信心，高兴地说：“有你这样的导弹专家，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研制出导弹。”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在很多人印象中，伴随他的归国，新中国的导弹之路自然而然地步入了快车道。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任新民等人的报告摆在彭德怀面前时，就引起了他的重视——这也是他迫不及待向钱学森请教导弹问题的缘由之一。听了钱学森的回答，他当场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儿，你安排钱先生给我们军队高级干部讲讲课，让大家都开阔眼界，长长见识。”

于是，1956年新年之际，军界和中央高层悄然掀起了一股“导弹热”。1月，积水潭总政治部文工团排演场，钱学森的“导弹概论”讲座连续开讲三天，身经百战的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高级将领，纷纷当起了学生。

听众席中年纪最轻、职务最低的一位，佩戴着少校军衔。他聚精会神地听着，钱学森的一句话让他铭记了半个世纪：“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后来，年轻少校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前身——第二炮兵的司令员，他的名字叫李旭阁。

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导弹概论”讲座还开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导弹专家黄纬禄第一次见到钱学森，就是在这次讲座中。收到通知时，他只知道这是一次重要报告，到了现场才发现，全场汇集了三军的高级将领和各大科研机构的顶尖技术人员。

叶剑英听了讲座不过瘾，2月4日，又在家中宴请钱学森夫妇，陈赓作陪，宾主边吃边谈，话题仍然是导弹。晚年的钱学森回忆此事，这样写道：“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导弹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

钱学森寥寥几语，轻描淡写。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却知道，优先发展导弹与火箭技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实际上还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导弹是个新鲜事物，而朝鲜战场上美军飞机的有恃无恐，让共和国的将领们记忆犹新。新中国百业待兴，工业基础薄弱，有限的资源下，国防科技究竟应该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导弹？最初多数人倾向于先搞飞机。

钱学森紧锣密鼓的一次次讲座，意义不仅在于科普导弹，还阐明了一个让不少高层出乎意料的观点：攻克导弹或火箭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需要有人驾驶，而且要求多次重复使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方面都有许多特殊的要求。并且，无论从攻击或防御的角度来看，导弹性能将比飞机更优越。

1956年2月，钱学森写的“意见”，经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修改后，印发中央军委各委员。这就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了保密，意见书中的火箭、导弹等敏感名词，一律用“航空工业”代替。

以此为蓝本，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归国一周年的日子，以其为首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成立了。

涂元季曾引用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一句话，讲述钱学森回国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钱学森这个人，我们国家的导弹航天事业要推迟10年。”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1956年成立五院，如果再推迟10年——1966年，‘文革’开始了，可能就不止推迟10年了。”

《导弹概论》是我们的启蒙课

钱学森撰写《导弹概论》的手稿复制件。

1956年9月，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来了一批批从全国各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中的一百多人，或乘三轮车，或坐“大班车”，被悄然送往北京西郊车道沟附近的一处神秘单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五院究竟是做什么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生王桁和同学们一样，一头雾水。初来乍到，他只注意到宿舍的床挺高级，床腿下竟装着轱辘。原来，这处偏僻的院落本是空军466医院所在地，宿舍不久前还是病房，礼堂则是医院食堂临时改造而成。

一位先报到的同学悄悄告诉他：“咱们是来搞导弹的。”可大家互相一问，专业五花八门：内燃机、起重机、冶金、纺织，甚至还有文史专业……唯独没有学导弹的。这群年轻人对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

不仅他们如此，就连从全国“搜罗”而来的任新民、庄逢甘等“高级人才”，也从未见过真正的导弹。当时，整个五院亲眼见过导弹的，恐怕只有钱学森一人。

摆在这位大科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开办导弹“扫盲班”。

钱学森深知：“搞导弹不是靠一两个科学家，要靠一大批有理论基础的、又有实践的一个大的年轻队伍。”为此，他亲笔撰写了一份深入浅出的教材——《导弹概论》，为刚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从头讲授“导弹第一课”。这份手稿当年被列为“秘密文件”，五十年后影印出版时，曾聆听钱学森授课的老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感慨：“《导弹概论》是我们的启蒙课。”

周锡仪回忆，当年他对导弹的认识十分可笑，以为就像武侠小说里的飞剑，可以飞来飞去决胜千里，听了钱院长的课，才懂得了航天知识。李文梓和李伟记得，大课是在466医院的小礼堂里，大家坐在长条凳上听讲；小课则设在医院的小会议室，墙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钱院长和其他专家的讲课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钱学森不仅是授课教师，还扮演着“班主任”的角色。他请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讲授《空气动力学》，飞机专家梁守槃讲授《火箭发动机》，任新民讲授《火箭武器》。朱正负责讲授《制导》，教材是钱学森给他的一本英文原版书“GUIDANCE”，起初他不知如何翻译书名，还是钱学森告诉他，就叫“制导”。

任新民虽然为年轻人讲授《火箭武器》，但他第一次目睹导弹的真容，还是五院成立两个多月后。1956年12月底，他亲自率队，在满洲里零下40℃的夜幕中，秘密接收了苏联援助的两枚P-1导弹。这是苏联已经退役的过时型号：一枚是已经解剖的教学弹，一枚是完整的实弹。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回忆自己初见导弹的感受时，曾自嘲说：“我看它倒像一支大雪茄，不相信这家伙能飞起来。到了发射台上，我们真像乡巴佬进城一样绕着火箭走，摸它，拍它，看它到底有多结实。差一点要用舌头去舔它，看它究竟是啥滋味。”

同样是初见导弹，年轻的中国“导弹元勋”们丝毫没有畏难情绪。P-1的图纸没有随导弹一同过来，他们果断决定：进行“反设计”。

一般来说，设计是先有设计图纸再制作成品。反设计则是从成品的技术指标出发，反向逆推当初的设计数据和参数。在既无图纸又对导弹近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最现实可行的办法。

拆弹是反设计的第一步。实弹仅此一枚，零部件成千上万，拆卸时稍有不慎，损失就难以挽回。谁来担此重任？钱学森和任新民选中了两位一线实战经验丰富的“拆弹专家”：一位是研制出反坦克火箭、为抗美援朝立下战功的谢光选；另一位是在沈阳724兵工厂研制过火箭弹的徐兰如。

他们带着专门从空军借来的两位老工人，花了整整10天，终于小心翼翼地把P-1导弹“大卸八块”，并对每个部件编号登记。又过了半年，所有拆下的零部件都完成了测量、绘图和材料鉴定。重新组装同样用了10天，当一枚完整的导弹重新出现在仓库中时，轻轻擦去浮尘，导弹油光锃亮，宛如新出厂一般。整个拆卸过程中，除了一根细空气导管断裂外，连一个螺钉垫圈都没有丢失。

正当大家为此欢欣鼓舞时，钱学森却要求暂停对P-1的进一步研究。原来，随着1957年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署，苏联“老大哥”终于松口，同意援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

1958年，两枚P-1导弹分别被送往哈军工和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仅作为教学使用。与此同时，任新民率领一支刚刚组建的队伍，再赴满洲里，迎接从苏联开来的23770次列车。

这支队伍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代号0038部队四大队。他们是中国最早掌握导弹武器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的骨干力量，堪称中国导弹部队的摇篮。不过，此时此刻，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他们即将迎来的“大家伙”，居然是两枚P-2导弹。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旧址。选自《钱学森画传》

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P-2导弹相较于P-1更为先进，射程可达590公里，但以今日眼光看，它仍只是一款初级的地地近程弹道导弹。要知道，早在1957年8月21日，苏联就已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P-7。

显而易见，P-2已经落伍，但对蹒跚学步的中国导弹事业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珍宝。那时刚进入五院的赵梦熊，对接收这两枚神秘导弹的紧张场景记忆犹新，全城戒严，“连五院的人都不能出宿舍的门，不让他们出来，因为这是绝密的。”

1958年1月13日，在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班开班仪式上，彭德怀亲手揭开了系在P-2导弹上的红绸带，他激动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它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它当作亲儿子看待啊！”

中国人确实将P-2导弹视如己出。1958年上半年，聂荣臻亲自部署P-2的仿制工作，并将仿制代号定为“1059”。这个代号的寓意不言而喻：我国仿制的第一批导弹，定于1959年10月前出厂，力争国庆十周年之际完成试射。

6月28日，苏联提供的第一批P-2图纸资料运抵，五院立即发起了一场“翻译大会战”：懂俄语的打头阵，不懂俄语的当后勤。酷热难耐的夏日，办公室里连电扇都没有，大家连续奋战，直至深夜12点，个个还是汗流浃背……一个月后，所有图纸全部翻译复制完成，下发到总装厂。

总装厂211厂位于北京南苑，来历亦不一般。前身是开办于1910年的中国最早的飞机修理厂。1958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飞机修理厂转型为导弹试制厂，从一机部四局划归五院。时任五院政委的刘有光风趣地说：“211厂这个‘老母鸡’是有功的，下了好多‘蛋’（弹）啊！”

据刘有光回忆，当时五院享有“绿灯户”的特殊待遇，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有一次搞发动机试车，需要批百十万。“我从未批过这么多钱啊，就去找陈赓同志请示，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刘有光啊，办不了大事，百十万也不敢批，你过去打仗的胆子跑到哪里去了？！’”挨了陈赓一顿“批”，刘有光的工作魄力果然大了许多。

如今回看，一位政委竟不敢轻易批复百十万经费，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国家经济何等困难，而钱学森、任新民等科学家肩上的担子又有多么沉重。

仿制导弹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定1959年10月发射的目标不得不推迟。雪上加霜的是，就在所有人埋头苦干、为“1059”全力冲刺时，一切援助戛然而止，苏联专家奉命撤离。

其实，五院人员对苏联专家的“有所保留”早有察觉。

谢光选曾回忆，他刚到五院时结识了一位名叫赫兹洛夫的苏联专家。当问及如何设计时，赫兹洛夫尚能如实回答；但一旦追问为什么这样设计，他便以“不在合同范围”为由拒绝回答。谢光选不得不变换策略，转而探讨某个问题美国和法国的解决方案，然后再询问赫兹洛夫苏联的做法。赫兹洛夫果然回答，苏联跟哪个国家相近。这样一下子就“套”出了想知道的答案。不过，这一妙招很快失效，因为苏联派来了专门的保密人员，专门监督赫兹洛夫他们。

“1059”是一项庞大的工程。211厂原党委副书记冬春回忆，大到发动机，小到一个橡皮垫圈、一个针头、一卷钢丝，单是零部件就有3800多项需要落实解决。当时直接和间接参与“1059”的单位将近1400个，简直是全国大动员、大协作。

有一次，年轻的孙家栋在翻译一个密封垫圈的相关资料时，禁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苏联图纸规定，密封垫圈必须用没有鞭伤的三岁公牛臀部皮制作。牛皮好找，三岁公牛也还好，但谁知道牛犊的屁股有没有挨过鞭子？

发动机推进剂要用液氧，本来跟苏联签订了液氧进口合同，但订好的液氧拖了又拖，直到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也没见到影子。

更要命的是，“翻译大会战”结束时，大家才发现，P-2图纸中没有发动机试车台的任何资料。发动机是导弹的核心，而发动机装入导弹前，必须进行试车，试车就要建设试车台。这个问题太致命了，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立即询问苏联专家，对方却轻飘飘地回答：“别着急，等你们的发动机搞出来了，可以到苏联去试车。”

如果把发动机拿到苏联去试车，中国的导弹事业岂不是永远受制于人？此时此刻，五院成立那天宣布的建院方针，愈显振聋发聩——“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苏联“留了一手”，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就像聂荣臻对科研人员说的那样：“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没挨过鞭子的牛犊屁股令人哭笑不得，苏联专家也没有一句解释，最终大家用了国产材料代替，效果也不错。

苏联专家断言，中国自行生产的液氧“所含可燃物质过多，使用时会有爆炸的危险”，“1059”总设计师梁守槃却在严密计算后立下军令状，国产燃料完全合格。

没有发动机试车台，任新民亲自挂帅，带着王桁等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和施工安装了国内第一座导弹发动机试车台。改革开放以后，美国航天界的同行前来参观我国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惊讶地脱口而出：“中国人搞得有特色，也很巧妙。”陪同的任新民事后感慨：“因为美国、西欧各国、日本彼此都是技术上相通的，技术途径上大同小异，而我们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

这是一枚“争气弹”

钱学森与“航天四老”的合影，左起分别为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梁守槃、任新民。

1960年10月23日，一列特殊的火车在夜色掩护下，缓缓驶出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坐在车上的211厂代总工程师徐兰如心绪难平：不久前，他刚在“1059”导弹的出厂证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而此刻，车上装载的正是首批3枚国产导弹。“1059”，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导弹，终于要迎来试射的时刻。

列车一路向西，为保密与安全，大站不停，小站也只作短暂休息。经过五天五夜的长途跋涉，10月27日，列车终于抵达目的地“20基地”。

20基地，又称“东风基地”，坐落于内蒙古西北部的额济纳旗。离它最近的人烟之地，是三个半小时车程外的甘肃酒泉。正因如此，这个基地后来有了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58年春天，当志愿军从朝鲜半岛陆续回国时，第十九兵团却取道山海关，秘密向西北开拔。十万大军在这片戈壁“无人区”苦战两年，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大约也是从那时起，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发现，父亲常常“消失”。“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不仅不告诉我，连妈妈也不知道。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我在画册里看到的爱斯基摩人。”

后来钱永刚才明白，那时的保密制度有多严格，“就连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父亲作解释，她哈哈大笑说：‘都怪恩来，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我才会弄混……’”

当徐兰如随车抵达20基地时，通向基地的专用铁路尚未完全铺轨，只有一条公路环绕基地与各部队驻地。官兵们都住在简陋的干打垒土坯房里——由于风沙太大，土坯房一半在地面，一半在地下，窗户开得极小。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即便是搞尖端，大家也只能以黑面馒头和窝窝头果腹。

科研人员丝毫不在乎条件的艰苦，令他们揪心的是，意外还是发生了。11月1日，发动机在北京进行最后的90秒典型试车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涡轮泵爆炸了。这台发动机与已运抵20基地的装弹发动机，属于同一产品系列。

当时很多人或许还不知道，几天前的10月24日，就在“1059”导弹从北京运往西北途中，苏联发生了世界上最惨烈的导弹爆炸事件。其导弹部队司令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当场丧生，发射场上的160名工程技术专家无一生还。

这场事故距离“1059”的预定发射时间只有十几天。“1059”还能按时发射吗？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抉择。

重任在肩的任新民连夜召集会议，反复讨论后，最终果断得出结论：涡轮泵本身具有足够的可靠性，问题可能出在轴承设计未充分考虑热膨胀系数，重新设计、改造轴承即可。

于是，11月5日9时2分28秒，发射指挥员下达点火命令。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1059”导弹直冲蓝天，先垂直上升，而后平稳转弯，飞向预定目标。7分32秒后，飞行了550公里的导弹准确命中目标。

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发射成功了！一直高度紧张的发动机组工作人员，长长舒了一口气。

当晚，参与试射“1059”的人员享用了一顿久违的大餐：西红柿炒鸡蛋、猪肉炒辣椒、炒扁豆和炖黄羊肉。西红柿和辣椒是飞机从广州顺道捎来的，黄羊肉则是经上级特批后在当地猎取的。晚宴上，聂荣臻高举酒杯说道：“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1964年，“1059”导弹被正式命名为“东风一号”。这个名字，源于毛泽东那句对国际形势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二号“喝醉了”

东风二号导弹在发射现场。

东风一号是“东风”家族的首位成员，但由于射程仅550公里，最终并未真正列装部队。事实上，早在东风一号尚未完成试射时，五院就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自行设计东风二号的计划，已被提上日程。

如果说仿制P-2的东风一号如同婴儿学步，那么研制东风二号，就是尝试独立行走。到1960年7月，五院已完成东风二号的方案设计。与“1059”导弹相比，东风二号明显大了一号：弹体全长从17.68米增至20.9米，目标射程达1200公里。

偏偏在这时，一场关于两弹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愈演愈烈。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要求两弹下马的呼声达到顶峰，有人言辞尖锐地指出：“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

平心而论，这种主张有其现实考量。当时国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研制投入巨大，干了三年半，还没有搞出实战武器，再加上苏联援助中断，自行研制的困难空前。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如果发生战争，还得靠常规武器，既然尖端武器指望不上，不如放一放。有人直言，“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咱怕谁！”

在一片下马声中，陈毅是坚定的两弹支持者。他多次对聂荣臻表示：“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主抓两弹工作的聂荣臻也坚决反对下马：“现在，尖端武器研制遇到些困难，但这是个历史任务。在这个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认为还是要敢于前进。”关于尖端与常规武器的关系，他打了个比方：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只有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谁也过不去。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写了一份长达5000字的《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60多年后回望，正是这份报告为两弹研制按下了继续键。报告中，聂荣臻明确断言：“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研制出中程、远程地地导弹，爆炸初级的原子弹和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是可能的。”最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板支持，两弹研制终于没有下马。

但匮乏岁月的经济困难是实实在在的，科研人员普遍营养不良，怎么搞尖端？这时，又是聂荣臻亲自出面，以个人名义向各大军区打电话“募捐”。于是，一批“科技肉”“科技鱼”和“科技豆”被特别调拨，专供科研人员食用。在同一食堂就餐的政工人员，无一例外，自觉地一口不吃。

在“大干快干”的氛围下，东风二号的研制进度快得超乎想象。1962年年初，第一枚东风二号导弹即将奔赴发射场。时任五院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的梁思礼满怀信心，恰逢他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临行前，他与妻子约定：“如果生男起名梁凯，生女取名梁旋。”

一心准备凯旋的梁思礼，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失败。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起飞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几百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到地上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20多米直径的大坑……”

原本准备欢呼的人群，心情瞬间坠入深渊，有人默默垂泪，有人失声痛哭。东风二号总设计师林爽绕着弹坑转了几圈，喃喃自语：“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儿的戚发轫，几十年后谈及这次失败，道出了那份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没搞成，哎呀，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关键时刻，聂荣臻的指示传来：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要吃一堑长一智、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他特别强调了一句，不要追查责任。凡是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爱护与分量。

发射时钱学森并不在现场。得知消息，他立刻从北京飞赴发射场，鼓励大家“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他亲自领导故障分析小组，在现场勘察了5天，回京后又历时3个多月，终于使故障原因水落石出：

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导弹弹体是弹性体，在飞行中会产生弹性振动，与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控；二是发动机改进设计后提高了推力，但结构强度不够，导致飞行过程中局部破坏而起火。

技术原因之外，钱学森还提出，必须加强对总体设计规律性的认识。

什么是总体设计？一年前从苏联学成归来、进入五院的王永志，起初也不甚明了，直到钱学森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夏天屋里很热，把冰箱门打开，房间里能凉爽一些吗？你如果坐在冰箱门附近，是能感到一丝凉意，但整个房间的温度绝对降不下来。

其实，对总体设计的高度重视，正是钱学森在美国软禁期间完成的《工程控制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不求单项技术的先进性，只求总体设计的合理性，“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组成高可靠性系统。”

一次失败的发射，换来了一支更加成熟、科学的航天科研队伍。聂荣臻后来说：“1962年试射未成功，的确不是坏事，这个‘插曲’很有意义。”

为原子弹配一支最好的“枪”

1964年6月，戈壁滩上热浪翻涌。经过重新修改设计的东风二号导弹，已通过层层地面考验，等待着最后的点火指令。最后一刻，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了——因天气异常炎热，燃料密度变小，预定的推进剂竟无法全部装入燃料箱。

燃料若不够，导弹就达不到预定射程。现场讨论一度陷入了僵局，这时，一位年轻工程师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建议：从导弹中卸出600公斤燃料。

本来就担心燃料不足、推力不够，怎么还能往外卸？这个看似违背常理的建议，引来一片质疑。年轻人却对自己的推算充满信心，他鼓足勇气，径直找到发射场的最高技术负责人钱学森。

钱学森仔细听取了他的推算过程，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原理：高温改变了燃料密度，同时也影响了发动机的节流特性。在能量充足的前提下，适当为导弹“减负”，反而能飞得更远。他当即表态：“好极了，你这个建议。”

于是，按照“以退为进”的思路，导弹被卸下部分燃料。6月29日，“减重”后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飞行一千多公里后，准确命中目标。在经历了1962年那次失败的痛楚后，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宣告成功。而那位年轻人，二十多年后也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他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

东风二号成功发射后的同一年，新疆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两年后，原子弹被装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枪”——东风二号甲导弹的弹头内。点火发射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上空爆炸，中国成功实现了“两弹结合”。至此，中国彻底结束了“有弹无枪”的历史，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威慑力量。

为两弹主持“联姻”的还是钱学森。钱学森是导弹专家，人们说起他的传奇时，为什么总是津津乐道于“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原因就在这里。

两弹，是指导弹和核弹，核弹又包括原子弹和氢弹。钱学森并没有直接参与核弹的研制，当毛泽东主席向他提起原子弹时，他曾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有所闻”。但是，他对核弹事业的贡献却至关重要。早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他就以超前的战略眼光，率先提出了“两弹结合”的构想。最终，钱学森为原子弹配了一支最好的“枪”，这就是东风二号导弹的改进型东风二号甲。

今天提及导弹，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威震四方的“东风”系列。其实，导弹本质上只是一种运载工具，当它的弹头装载常规炸药时，就是常规导弹；当它携带核弹头时，便成为核导弹。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原子弹，也延伸至更广阔的航天领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送入太空。作为运载工具的“长征一号”，同样脱胎于东风系列导弹的技术积累。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发射成功后，钱学森曾经感慨：“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六十多年弹指而过，当年那个“中学生”早已成长为世界的领跑者。从最初的“1059”导弹，到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体系完备的“东风家族”乃至高速腾飞的中国航天，自力更生始终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最坚实的底色。

在今年的九三阅兵仪式上，东风-5C、东风-61等最新一代家族成员庄严亮相。一句“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的解说词，让每个中国人都为之心潮澎湃。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今时今日的一切，都离不开六十多年前在一片空白中艰难起步的东风破晓。

参考书目：叶永烈著《走进钱学森》；涂元季、莹莹著《钱学森故事》；韩连庆、田大山、章琰著《一位“总总师”的航天人生：任新民传》；王礼恒主编《中国航天腾飞之路》；吴荔明、梁忆冰整理《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等。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