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

来源：投资家

作者：[美] 彼得·巴菲特

导语：巴菲特作为我们行业的大师，一直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而关于他的家庭，关于如何教育自己子女，则较少被提及，他的三位子女也都未继承其“家业”。

长女苏茜·巴菲特早年从事媒体工作，后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监督家族慈善信托基金。

长子霍华德·巴菲特是一个“农民”，经营有机农场，出版多部农业及环保书籍。

次子彼得·巴菲特是一位职业音乐家，代表作包括奥斯卡获奖影片《与狼共舞》配乐“火舞”，发行18张专辑，两次获艾美奖。

如果说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特点，就是遵循父亲“做热爱之事并创造价值”的理念，拒绝依赖家族财富。

当然，作为巴菲特的子女，光是这个姓氏就就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光环。彼得就清醒地说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是巴菲特这个姓，加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所写的推荐信，把我送进了斯坦福大学。”

但这个姓氏同样也带给了他们压力，每个初次见到彼得的人都毫不掩饰好奇：“巴菲特？请问沃伦·巴菲特是你什么人？”在得知沃伦是彼得的父亲时，对方通常会接一句：“但你看上去很普通哎！”。

作为世界首富的儿子，到底是幸福还是压力，我们可以从彼得出版的《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一书中得以窥见。

彼得想要告诉人们的核心思想是“人生由你打造”，即使拥有巴菲特这样的姓氏，彼得也没有依赖特权，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对音乐的热爱，成为了一位成功的音乐家和作曲家。

书中他分享了他从父母和人生导师那里学到的价值观和人生经验，涉及如何看待金钱、时间、志向、职业、自尊、天赋、机会、社会公正等方面。

彼得20岁出头，决心以音乐作为终生职业追求时，巴菲特对他说：“儿子，咱们俩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是我的画布，我很高兴每天都在画布上添几笔。”

巴菲特作为父亲的智慧与开明同样值得让人学习。我们今天选取了书中的第四章《选择的福与殇》，祝开卷有益！

01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话题—同样，这也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存在很多模糊地带，或许还会让人有些不舒服。那就是父母如果通过幕后操纵让孩子们享受到特别的待遇或有利条件，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在前文提到过，我小的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不过等我长到十几岁进入青春期时，父亲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了备受尊重的人物；他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他的人脉触及不到的地方。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是巴菲特这个姓，加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所写的推荐信，把我送进了斯坦福大学。

这样的事并不鲜见。所有的私立大学都会把一定数量的“遗泽”入学名额留给杰出的校友以及潜在捐赠者的子孙们。通常情况下，这些子女与那些在入学考试中拿到双800分或在毕业典礼上致过辞的优秀学子融合得非常好。这样的体系公平吗？并不见得。但在此令我感到忧心的并不是这个“体系”本身，而是这样的体系对不同个体的影响。

坦白讲，我并不确定当初为什么会同意去斯坦福。那个人生阶段的我对高等教育有多么火热的憧憬吗？我觉得并没有。我对那所学校有多么情有独钟吗？好像也并不见得。

如果说我能确定些什么，事实就是我之所以去斯坦福大学，是因为我知道能去那里是种荣幸。与其说它是我发自内心渴望拥有的一段奇遇，倒不如说那是一个我觉得不应当被放弃的机会。

总的来说，我的动机难以自圆其说，也有些不痛不痒，出于义务的成分多于快乐。这无疑是三个学期后我离开学校的部分原因。关于这个决定，其实有很多话可说，适当的时候我会再讲，不过在此我只想提一个更有可能导致我选择离开学校的因素：我从一开始就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自己配成为一名斯坦福的学生。

如果我不姓巴菲特，学校是否还会接纳我？如果没有那些顶级人物写的推荐信，我的入学申请是否还能令人刮目相看？与在校期间平均绩点4.0的学生以及SAT[插图]拿到满分的学生享有同等的优遇、坐在同一间教室中，我配吗？

这些问题让我焦虑到夜不能寐的程度了吗？倒也没有，可是它们或多或少破坏了我的自信，让我从心里—那个唯一重要的地方—对自己存在于此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父亲帮我进入斯坦福错了吗？显然没有。哪个父母不想帮孩子在人生路上前进一步？但我想这是另一个难以两全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解决办法。它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做一个完美无瑕的家长或一个不生事端的青春期孩子是件多么不可能的事。

因此有时我们皆需心怀谦卑。为人父母者通常比子女懂得多，但无论是谁都有对事物了解不够的地方。我们凭着美好的意愿行事，也希望一切行为都有最纯良的动机。只是，讲真的，有时候这些动机比人们所愿意承认的复杂多了。想必我们都知道一些这样的家庭吧，他们把子女送进哈佛或耶鲁大学，就是为了向人炫耀自己的孩子上了这样的名校。

“哦，您家孩子在欧洲游逛了一年吗？我家孩子在普林斯顿上法学预科。”谁又能说得准这两个年轻人中哪个人的经历更有价值呢？普林斯顿的学费主要是为孩子的教育而支付，还是在为父母的虚荣买单？

02

每个家庭的答案都不尽相同。我就不必在此引火烧身了，只是先把问题抛出来。

留在斯坦福的那些日子里，我努力地把这段时光用到了极致，当时我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事后看来，这一点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件幸事。虽然说我当时还没有对某个学科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但至少可以说我几乎对每个学科都保有一种温和的好奇。

我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报名参加了尽可能多的课程—以“101”（在美国，101是大学课程中基础性课程的编号）或“某某学”结尾的。

梧鼠五技，博而不精。你可以把我称为一个“什么都懂点的半吊子”—如果你能知道这个说法出自何处。它源于意大利语中的一个动词“dilettra”，原意为“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中自娱自乐”。而这正是我所做的事—充分享受广博而丰富的通识教育所带来的快乐。

这才是像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在真正意义上的优越之处，尽管我当时或许还没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我可以阅读各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研究许多基础科学，恣意徜徉在文学的海洋中—没有需要尽快选定主修专业的压力。确定专业这件事只会把我的视野收窄，将我引导到某个职业方向上，而且严苛的学业要求与竞争压力也将进一步限制我的选择自由。

人文科学院的体系设置充分滋养了我无边无际的好奇心，但我如今明白过来，我内心的自由感，也就是选择的自由，这一点很早之前就在家庭的影响下得到了培养。

在我父母给予我的诸多馈赠中，这一点无疑是最宝贵的礼物之一：相信自己无须被生活胁迫，相信人应当在开阔的视野中思考如何度过一生，而不是把自己折叠挤压，塞进某个预设的狭小空间中。

在斯坦福读大一的那一年，有件小事让我真正理解了这种自由是一件多么稀缺与珍贵的礼物。

有一天路过宿舍楼的门廊时，我听到一个我认识的女同学正在电话机上情绪激动地说些什么（是的，听起来奇怪，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从前还没有手机这种东西，大学生是用大堂中的付费电话与家里联系的，通常由接听人付费）。

为免一不小心听到她说的话或是对她造成冒犯，我悄悄地走开了。没过多久，这位同学就沿着门廊走了过来，一路哭泣着。

我问她出什么事了，结果发现她流下的是开心和解脱的眼泪。她刚刚跟自己的父亲通过话，向父亲敞开了心扉，告诉他自己有多么不开心、多么崩溃，以及如果她继续走现在的路，将来只会看到痛苦，甚至可能是失败。她的父亲认真听完她的话，最终松口了，同意她不必去做一名医生了，做律师也可以。

我的这位同学擦干了眼泪，同时在所有压力得到释放之际几乎笑了起来，她说道：“这是不是也太美好了？”

我呆立在那里，一时语塞，思索着该说些什么有用的、表示支持的话，但脑中唯一出现的念头只有“你能有自己的选择真不错……但等等，这就完了？！做医生还是做律师？在人生那么多的可能性中，你只能从这两者中选其一？”

我不记得我最后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是点了点头。但这件事却让我开始思考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当然就是关于人们所拥有的选择以及不同的人所做的选择会有多么不同。另一种思绪是有关选择与特权之间有时像悖论一样的复杂关系。

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特权呢？我相信很多时候，人们仅会把特权与金钱以及能用钱买到的东西相挂钩，觉得人生的优遇，就在于住着舒适的房子，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睡在洁净的卧榻之上，享受着冬暖夏凉。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些就是所谓特权的核心要义吗？我觉得不是。

如果说生活就是我们将它塑造成的模样，如果我们愿意承担起这样的挑战，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对于我来说，人所享有的特权，其实质则在于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拥有选择的自由。

想来有许多人是算不上享有特权的，至少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是这样。比如非洲村子里的居民，由于政府腐败无能或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只能一辈子凭着几分薄田或几头骨瘦如柴的牲口勉强糊口。

比如在贫民窟中长大的年轻人或生活在贫瘠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原住民，他们的眼界在破碎的家庭环境与绝望的文化气息下再难触及远方。

再比如，由于受到社会体制的制约，那些自进入工厂或农村起再没能离开过厂子与田间的劳动者。对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来说，生存往往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精力。自己与家人的吃住显然是他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收入来源的稳定与物质条件上的舒适还不是他们唯一缺乏的东西；他们常常无法拥有的，还有选择。

而且你只要细细品一品就会发现，缺乏选择就其残酷程度来说，与缺乏任何其他东西别无二致。

饥与渴可以在日复一日中得到满足，可是人对于改变、对于新的可能性所充满的渴望却会在求而不得中持续一生，甚至成为数代人解不开的心结。

这又让我想到了斯坦福的那位同学。显然，她属于“享受着特权”的人。她的家境殷实，有机会接受世界顶级的教育。理论上来讲，她完全可以拥有无穷的选择。

然而实际中，家人对所谓“优质的”、“得体的”或“社会公认的”职业选择所持的偏见，正在不断压缩她人生中的可能性。成为一名医生或律师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正是一个人心之所向的话。而这恰恰是我想要说的。

在我这位同学的故事中，她想要什么似乎在整个事情中显得并不重要。那时她的未来正在被强加在她身上—而且，至少在此之前，她就这样允许一切发生了。

换句话来说，她享有人生的特权，然而摆在她面前的选项，似乎与没有无异。

这多么违背常理啊！一方面来看，父母给她提供的条件足以让她拥有世上最丰富的选择；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父母又把绝大部分可能性带走了。她如果想成为一名教师或一名舞者呢？如果她想做的事可能不足以维持那么好的生活条件，但却有可能给她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呢？如果她真正向往的事业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显得不够风光，又当如何呢？

不必怀疑，这位姑娘的家人从心底里是为了她着想的，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她能过上一个物质条件舒适、社会地位优越的生活。他们想要自己的女儿做出正确的选择。

可是正确的选择并不一定是那个安全的、舒服的或显而易见的选择。它通常并不是由别人为我们所做的那个选择。如果我们只能在刻板、狭隘的选项中做出选择，这对我们所理解的特权来说只能是一种浪费。

03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更欢乐的故事，它与发生在我这位斯坦福同学身上的事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比。

我曾在汽车贴纸与T恤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它出自佛祖或老子，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大意如下：不是所有的游荡都意味着迷失。我碰巧也相信这句话的内核中所蕴含的真义—虽然它很容易被过度解读。

我想说的是，有些四处浪荡的人确实是迷失了自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游移在错综复杂的选择间并不是陷入迷失，而是为了寻找自我走的必经之路。

不久前，一个朋友讲给我他之前一位同学的故事。这位同学几乎每个学期都在换专业。最初进入大学时，他想要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但工程学中很多具体的、需要动手实践的部分很快让他感到无趣；于是他对更超凡与抽象的东西产生了向往。

于是他把专业换成了物理学。这门学科确实令他着迷了一段时间，但他又发现这门学科真正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它所展现出来的规律与秩序之美。

因此他又把专业换成了数学这种单纯研究规律的学科，彻底与研究实体的学科告别了。对数学的兴趣持续了一两个学期后，他发觉自己的世界似乎变得太过抽象了，于是脑中开始对能用眼睛看得到、用手触摸得到的事物产生了渴望。

他又一次换了专业，这一次连学校也换了。他报名进入了罗得岛设计学院的美术专业，主攻绘画。至此，他的父母想必早已怒火中烧，连朋友们也开始觉得他大概就是那种聪慧过人但极不靠谱的人。

这次在选择上的跳跃其实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荒诞。这位同学只是对规律之美十分着迷。数学中的规律虽妙不可言，但看不到摸不着，因此他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呈现出来。因此为什么不试试用一种类似的东西，通过精心雕琢的线条、构图或色彩组合来表达呢？

然而，新鲜吗？绘画这个选择似乎也不大行得通。首先，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才华把自己对绘画的奇思妙想变成真正的艺术品。除此之外，他发现画家的生活太孤独了，那些能够让多数人共情的共同经历与商业行为对他们来讲太遥远了。

于是他又一次换了专业，这次是建筑。建筑是一个需要合作、需要与人打交道的行业，兼具艺术与商业属性。其设计也需要物理与数学关系的相关知识作为支撑，还能够让他施展自己的绘画技巧，把对图形规律的热爱运用到实践中来。这下他总归是找到自己的使命所在了吧？

几乎算是吧。建筑专业还有一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他。其中一个是大多数建筑设计从未真正落地建造；它们活在图纸上，最终也随图纸而去了。那么那些设想中用于建造的钢铁、玻璃与石材又怎么样了呢？这位同学发现自己对各种材料以及它们不同的特性越来越感兴趣。也就是说，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之后，他反而在像一个机械工程师一样思考问题！

这些设想中的建筑物应当如何完美地嵌入一座城市的布局规划与城市轮廓？它们的建筑美学、规模以及所用材料的属性与成本将如何影响生活与工作在其中的人呢？从更大的规划背景来看，应当将这些建筑置于什么样的排布模式？

就是它了！他最终找到了一门既能满足他最广泛的兴趣，又能充分运用他所掌握的各种技能的学科。原来他的归宿是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他最后一次换了专业，直到硕士毕业，然后走上了一条辉煌的、令人满足的职业道路。

那么，这么多年来当他辗转于各个学科间时，他是“迷失”了吗？还是只是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一路蜗行摸索，直至最终踏上属于自己的道路？

04

世界上存在自由太多、选择太多这种事情吗？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我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不这么认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许多年轻人未能善用自由，凭着自由做着有破坏性的事，在生命给予的诸多选择面前迷失了自我。

孩子们沾染上毒品，虽然不是自由造成的，但这显然是对自由的一种灾难性的滥用。很多时候，吸毒是其他问题的表象，是因为吸毒人员还没有为这些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一个年轻人跌跌撞撞闯入成年世界的时候如果尚无壮志在胸，也找不到人生方向，大概率与人在诸多道路面前的抉择无能有关。

不过，我们要明确一点，也不要找任何借口。当自由没能得到善用的时候，那不是自由的错，而是人的错！

自由需要得到管理，而且应当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炼。我的母亲有句话很适合用来总结这一点，实际上算是她的老生常谈了。过去她常告诉我，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但不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便是如此。理想可以漫无边际，但行为需约束在恰到好处的范围内。

这样的约束是由人的德行与品性、由人们心中共同秉持的体面与道义所界定的。它们不是用来限制自由的，而是让自由有了方向与形象。毕竟，自由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混乱不堪的无序状态。

同理，当人们纠缠于自己的各种选择中时，并不是因为选择太多，而是因为缺乏对自己的清醒认知以及全情投入某件事的坚定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