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为什么重要？

来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乔尔·莫克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获奖，以表彰他们“解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一半授予乔尔·莫克尔“通过技术进步确定了持续增长的前提”，另一半共同授予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霍伊特“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本文简述了他们的研究，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1.

乔尔·莫克尔对创新的思考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的两次伟大变革，这两次变革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以及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

考虑到目前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仍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占居主导地位，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我们现在仍处在工业革命的余波之中。

与农业革命不同，工业革命并非相对独立地起源于少数几个不同的地区，而是相对集中地发轫于英国的英格兰地区，继而传播至欧洲大陆和北美殖民地以及其他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在这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以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其本质则是由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的转型，由此，蔚为壮观的现代化进程席卷全球，直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虽然各国启动现代化的时间有早晚，具体国情有差异，所处的时代特征有区别，从而会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英国作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原型”，始终具有独一无二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

正因为如此，英国这段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无数学者从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军事等不同视角，不断提出问题、假说和解释，进行测度、检验和争论，寄希望于找到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诀窍和钥匙。

乔尔·莫克尔的《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一书，试图说明源自启蒙运动的思想和信念改变了英国的制度和英国人的经济行为，从而催生了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工业革命。

乔尔·莫克尔

乔尔·莫克尔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和人口等领域的经济史研究。自2001年起，他还担任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经济学院的萨克勒教授研究员。他在代表作有《启蒙经济》《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等书。

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英国在工业革命及工业革命之前一段时期的知识和技术、产业和贸易、人口和社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全景式描述和解读。作者在本书中阐发的许多深刻见解，不仅对于理解英国的转型有重要意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发展也有诸多启发。

工业革命喷薄而出，制造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的形态。工业革命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是技术创新，也有人从政治、社会等层面给出原因解读乔尔·莫克尔等编著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一书，在回顾英国工业革命时批驳了技术创新是工业革命主要推动力的说法，强调当时制造业尽管出现了许多与完善产品设计有关的渐进式创新，却缺乏激进式创新。

事实上，蒸汽能一直要等到维多利亚时代（1830-1900）后期才成为主要动力，而电能的普遍使用要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更有赖于企业家阶层的稳步形成，还有这一阶层得以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这本书用了多个章节介绍了英国工业、国家的崛起，在这一崛起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当企业家精神有所弱化后，英国发生的相对衰落。

02.

菲利普·阿吉翁与“创造性破坏”

菲利普·阿吉翁

阿吉翁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

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过程是“愉悦”的，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

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的那些人的“欲望、智慧和使命”。

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他们是创新的英雄。不过因为最终的命运也是“资本主义系统自毁”，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

熊彼特给“创造性破坏”提供的这么一点点“愉悦”，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现在，菲利普·阿吉翁的思想出场了。

阿吉翁对“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它会带来改变人类进程的爆炸性增长。

182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停滞的，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条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断加速，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其次，阿吉翁在1990年与其合作者豪伊特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只不过两年后才在Econometrica上发表。

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而是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或漠视、或打击、或扼杀。

创新是带着“伤痕”、带着“委屈”、带着“白眼”出场的，它也千方百计来“贬低”、“摧毁”和“拆散”旧的东西。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

请问，阿吉翁的思想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实际世界？是不是更符合物种的进化规律？是不是更达尔文或者E.O.威尔逊一些？

所以，阿吉翁的观点是，“创造性破坏”有创造，也有破坏。但精彩之处在于，创造和破坏在动态过程中是怎样各自展现的。

创新是一个浪潮式的过程。在基础创新起来时，应用创新并没有跟上，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应用场景“托着”，或者没有“杀手级应用”。

所以，基础创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阶段（“浪潮1”）是创新，但却是一个被侮辱、被漠视甚至被排斥的阶段。

阿吉翁这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里面没有提乔布斯的iPhone，但它是一个我们理解这本书主旨的极佳案例。

2007年iPhone第一代问世，被当时手机霸主诺基亚视为“小众产品”“奇技淫巧”：打电话加上个上网浏览器，顺便加入了iPod播放器，是一种小儿科的文艺混搭。

诺基亚对iPhone的漠视和羞辱，当时看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iPhone 4之前，iPhone的确是小众产品，卖得很吃力。但2011年iPhone 4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苹果的命运。因为4G网络出现了，人类进入了高速网络时代，iPhone 4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大量app在iPhone上出现。

从此，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便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导致iPhone进入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增长，苹果目前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挑战3万亿美元市值的超级公司。

iPhone漫长而高速的增长，是对诺基亚的无止境压迫和羞辱，诺基亚这个功能机时代最伟大的巨人很快轰然倒下。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就写道：“旧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产生时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是因为要做基础创新，很多社会资源要涌向基础创新。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资源进入创新行业的生产率反而是低的，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比过去都低了。于是，在这个阶段，“长期停滞”言论就非常流行。

在浪潮2阶段，创新开始打击“旧势力”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破坏”越来越触目惊心，破坏大于创造。像诺基亚这样的企业纷纷倒下，人们归罪乔布斯一人毁掉了太多的岗位。

到了浪潮3阶段，“创新”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创造大于破坏。

创造几十万快递就业岗位的美团创始人王兴，在上市敲钟的时候还不忘感谢乔布斯和他发明的iphone。毫无疑问，美团王兴享受了浪潮3，整个社会也享受了浪潮3的创新红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说，在浪潮1和浪潮2这个阶段，不像熊彼特设定的那样，都是外部者创新，其实旧有企业也会进行前沿创新。这更符合现实。

阿吉翁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一批优秀的学生进入一个旧班级，这会刺激班级原来的前几名更加努力，但是也会对原来中下等学生造成压力，这些人觉得自己再也混不到班级的前列了，他们甚至自暴自弃。

其结果就是扩大了班级的“成绩不平等”。因此，创新在浪潮2阶段，会显示出巨大的不平等。

顺着阿吉翁的思路，政府应该在浪潮2阶段做保障型政府，为那些“失败者”做必要的纾困。

在浪潮3阶段，不平等会得到缓解。因为创新通过3个阶段着着实实地将社会生产效率提得更高、社会财富生产更多。创新获得的收益其实也一定会向全社会扩散。

阿吉翁用了一个新的说法，政府要做投资型政府，对创新负责。

以上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的思想逻辑。

阿吉翁可以说是非常细致、非常动态地刻画了“创造性破坏”的运作全景，令人信服地推导出我们应该如何围绕“创造性破坏”进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或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