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之外：中美互为启发的增长再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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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

毕业于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任职研究员的加拿大籍华人科技分析师DanWang，找到了一张1915年从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开往纽约的特快列车时刻表。与2025年的时刻表一对比，他很惊讶：虽然时隔110年，特快列车的行驶时间仍然是两小时出头。纽黑文车站到纽约中央车站的距离为77英里（约123公里），相当于从上海站到无锡站的距离；若以平均时速300公里的高铁连接，也仅需半个多小时车程。

我们从他的这一发现中不难看到三个很重要的特点：首先，美国曾经是制造业大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建成了非常成熟的交通网络。其次，相较一百年前，现有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多少系统性的升级，美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只剩下一个空壳，建设能力大不如前。第三点更重要，那就是中国过去二十年基础设施的大跃进让中国已经对便利的交通司空见惯，而高铁便利对美国人而言还是空中楼阁。只要看一看开工了十年还没有建成——恐怕永远也建不成——的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高铁：两地距离600公里，十年高铁线路只建成了中间36公里的区段。

虽然铁路并不是对比中美差异最好的标杆，却能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出中美互为镜像、互为反差、互为启发的关系。

DanWang在他的新书《Breakneck:China'sQuesttoEngineertheFuture》（突破极限：中国对建设未来的探索）中，试图用一个非常简洁的框架理清中美两个国家的反差：他认为，中国是工程师治国，长于规划，善于建设；美国则是律师主政，程序繁复，善于制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当下难以推动重大变革的僵局。

在“工程师治国”与“律师主政”的结构性差异之下，中美的确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过去三十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建设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高铁网络长度已经是日本的10倍，太阳能和风能的产能也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给人的印象是变革往往推进缓慢，无论方向是好是坏。美国精英阶层主要由律师构成，每10万人拥有约400名律师，是欧洲平均的三倍，最近几任总统中，克林顿和奥巴马也都是律师出身。DanWang指出，这一结构的弊端在于：一是过于程序导向，容易陷入流程主义；二是资源更倾向于保护既有财富结构，而非激励新一轮创造。如果一个国家的治理逻辑长期主要迎合既有利益群体，可能会逐渐丧失持续向前发展的动能。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工厂”，不仅仅是产业此消彼长的表面变化，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经历制造业外迁之后，逐渐意识到制造基础的缺失会对经济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同时，建设能力的弱化也使美国难以补足基础设施短板，尤其是在住房供给方面。房价持续上涨、通勤时间成倍增加，使中低收入人群面临沉重的生活负担，也使美国显得像一个效率低下的社会。

过去三十年，美国的创新更集中在虚拟世界和金融领域，而中国则是以真实可见、持续扩展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大型项目推进，构建起全球罕见的建设能力。中美互为镜像，也互为启发：中国需要从“建设型增长”转向“服务型增长”，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美国则需要重新激活二战前后制造业黄金时期所积累的工程能力与精神。

一、重新审视制造业外包所带来的

制造业空心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美国跨国公司引领的全球化，其核心是制造业外包——将制造环节迁往人力资本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而中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

三十多年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深刻理解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远不止是美国产业工人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产业集群地区沦为“锈带”那么简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不应人为地将制造业与创新割裂。源自科研突破的创新与源自工厂流水线的迭代创新同样重要。

苹果产品上印制的“加州设计，中国组装”（DesignedinCalifornia,as－sembledinChina）是过去三十年美国制造业所推崇的全新分工。但这种分工显然已难以为继。一方面，制造业的凋敝导致工程师数量锐减，生产过程中积累并迭代的“流程知识”（processknowledge）随之失传；另一方面，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恰恰促成了中国工程师在制造过程中“干中学”的流程知识与再创造能力的跃升，而中国庞大的制造规模也为进一步的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流程知识是科技三要素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科技三要素包括工具、蓝图与流程知识。首先是工具，它是经验的凝结。日本与德国制造业韧性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工具制造大国”的身份。其次是蓝图——正如做菜需要菜谱，制造产品也需要图纸，其特点是可记录、可传播，如专利。最后一个要素，也最容易被低估的，就是流程知识——也就是“到底怎样才能把东西造出来”。它是工程师们在制造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干中学、学中干、熟能生巧”的过程。就像无法通过读书学会骑车或游泳一样，流程知识也需传承、学习与探索。

理解流程知识的重要性，能够帮助我们跳出“抄袭/模仿”视角，重新分析中国制造在过去三十年的跨越式发展。一开始我们从学习起步，因为工具是别人的，蓝图也是别人的，必须先学会使用这些才能生产出产品。但仅有工具与蓝图仍远远不够——要实现反向制造（reverseengineering）并非易事。例如，汽车绝不是“两个大沙发加四个轮子”的简单组合，核心恰恰是流程知识的传授与生产过程中的持续积累。

如果说工具和蓝图是“死”的，代表过去知识的积累，那么流程知识则是“活”的，蕴藏于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经验中，必须通过“传帮带”完成。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逐步成为“工程师国度”，积累并培养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群体，正是这些人所拥有的流程知识支撑起了中国制造，并推动中国向“创造”转型。

以苹果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鼎盛时期，苹果每天包下50个从旧金山飞往中国的商务舱座位，用于派遣工程师前往工厂。库克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在美国组织制造工程师开会，能凑出几十人就很了不起了；而在中国，轻松就能填满几个足球场。

相反，制造业外迁意味着美国工程师数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作为工程实践共同体的技术生态系统逐步萎缩，最终导致流程知识的断裂。这一断裂的结果，是更多工厂倒闭、更多生产问题、更多失业。

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安迪·格罗夫（AndyGrove）早在2010年就提出：美国需要少关注“神话般的创造时刻”，而更多关注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他指出，硅谷正从“发明与生产并重”转向只专注前者。他非常清楚，如果研发无法从生产中获得反馈循环，技术生态系统终将生锈。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英特尔的困境——在芯片生产上落后于台积电，在战略定位上也缺乏前瞻性——格罗夫的警示更显深意。

小布什时代的白宫幕僚曾说：“芯片与薯片（Chipsvs.Chips）有什么差别？”这种思维深刻反映了华尔街对“轻资产”的偏好。外包正是轻资产的最典型形式。而对制造环节创新的轻视、工程师被金融家取代成为企业主导力量的长期趋势，正不断显现其恶果。不仅是英特尔公司，《LightsOut》（熄灯）与《FlyingBlind》（盲飞）这两本书都揭示了GE公司与波音公司衰落的真实根源。

其次，庞大规模下的内卷能创造“和平红利”。

《长尾理论》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Anderson）曾提出“智能手机大战的和平红利”这一概念。他认为，正是由于上千亿美元投资于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链，中国所爆发的智能手机大战因规模效应大幅拉低了成本，让全球消费者受益，并推动数字经济在全球迅速普及。

类似的情形在高科技产业中不断重演。光伏产业的发展即是一例。尽管技术突破早已存在，但“价廉物美”却是中国企业实现的。过去十年光伏发电成本的骤降，与其说是源自美国的科研进展，不如说是中国高效生产体系的结果。受益者不仅包括全球气候，也包括中国自身的国家实力。

如今，在电动车和自动驾驶领域，中国正在展开激烈竞争。尽管面临产能过剩与内卷化问题，中国制造的规模效率与迭代创新所带来的产业颠覆与普惠成果，绝不可低估。

理解中国的优势，不能只盯着“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更要看到“从一到一百”的规模化创新。中国工程师的核心价值，是通过实践学习所获得的持续改进能力——新技术、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这本身就是创新与制造力的体现。

第三，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发展中（Developing）国家与发达国家。

我们习惯用“发达”（Developed）和“发展中”（Developing）来划分国家层级，将欧美等高收入国家视为发达国家，而将中低收入的新兴市场归为发展中。但若我们从中美大城市的交通、服务、便利程度及民众的安全感出发比较，会发现中国在多个维度上已超越美国。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也源自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外卖、电商等服务便利。2025年，中国已有51座城市开通地铁，其中11座城市的地铁里程超过纽约。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带给普通民众的意义感、自豪感和满足感。相比之下，美国由于缺乏新的建设项目，人们已难以从生活环境中获得“进步感”，更无法体验到物质改善所带来的尊严与信心。

以房地产为例，中美都面临困局，但性质截然不同：中国的问题是“房子建太多”，美国的问题则是“房子建太少”。各类条文限制住房开发，导致房价飙升，超出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

如果我们以“建设能力”与“动能”作为衡量标准，那么，中国当前的“发展中状态”反而比某些“发达经济体”更具优势。发达意味着“已完成”，走到了终点；而发展中意味着“仍在路上”，还有创新、还有变革。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发展中，而是“不再发展”。

二、硅谷与华尔街的合流，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另一面

郝珂灵（KarenHao）的新书《AI帝国》（EmpireofAI）虽然聚焦于山姆·奥特曼（SamAltman）所构建的OpenAI这一AI帝国，但实际上也涵盖了所有美国高科技平台型企业，比如微软、谷歌、Meta，认为它们都在构建各自的帝国，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属于全新形态的、高度集中的扩张型行业。

从AI产业如今动辄几百亿美元投资的数据中心、几十亿美元估值的初创企业、几亿美元级别的人才挖角，我们不难看出硅谷与华尔街的合流趋势，而奥特曼显然是这一波大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硅谷教父彼得·蒂尔对奥特曼影响最大的一点，是教会了他如何利用金钱与关系在硅谷“滚雪球”——财富和影响力越滚越大。这一技能，加上奥特曼天生擅长讲故事的能力，使他成为硅谷的超级连接者与融资人。蒂尔本人就是典型的超级连接者，他早期通过金钱和礼物积累人脉，并借助关系网结识更多人、赚取更多财富。他不仅是Facebook的最早投资人，也是扎克伯格在硅谷立足的重要牵线人。

奥特曼之所以成为新一代硅谷的领军人物，深受蒂尔青睐，是因为他具备三个极为鲜明的特质。首先，他极其专注、极具野心，并充满自信；其次，他极会讲故事，是媒体的宠儿。每当奥特曼就AI的未来发声，全球几乎都在屏息以待。比如他最近提出，人工智能（AI）的重要性已不亚于工业革命，现在他甚至认为“创造力的爆炸”让“文艺复兴”成为一个更恰当的类比。第三，他善于同时调动硅谷最关键的两大资源：人脉与资本。YCombinator帮助他搭建了硅谷最重要的创业网络，而这个网络反过来也让他能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巨额融资。

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是“贝宝帮”（PayPalMafia），由马斯克、蒂尔、领英创始人霍夫曼等人组成；那么AI时代，“OpenAI帮”或许将取而代之，奥特曼是领头羊，Ope－nAI的其他创业者也个个不容小觑。

AI教父辛顿的学生苏茨克维（IlyaSutskever）在离开OpenAI后，于2024年创立了一家名为“安全超级智能”（SafeSuperintelligence）的公司，该公司尚无任何产品，仅凭他在业内的声望便以50亿美元估值募得10亿美元资金，可谓“出道即独角兽”。曾担任OpenAI首席技术官的穆拉蒂（MiraMurati）所创立的AI公司“思维机器实验室”（ThinkingMachinesLab）更胜一筹，2025年首轮融资便以100亿美元估值筹得20亿美元资金，而在此之前，该公司几乎没有战略，更谈不上营收。他们“出道即独角兽”，扎克伯格以两亿美元年薪的开价挖角，实质上都是对极少数AI顶尖人才的疯狂追捧。

马斯克持续风光，奥特曼被高度追捧，“OpenAI帮”获得资本巨量注目，海量资金下注AI未来的大发展，就如“神奇七姐妹”（MagicSeven，美股市值最高的七家科技公司）主导了美国半壁江山的经济增长。这种趋势令人担忧的不只是AI泡沫，还有一小群人对美国经济影响力之巨大几近失控的局面，美国的经济繁荣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盛宴。

这种“一小群人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现象，在扎克伯格所创建的Meta（Facebook）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新书《粗心之人：权力、贪婪与迷失理想主义的警示故事》（CarelessPeople:ACau－tionaryTaleofPower,Greed,andLostIdealism）指出，Meta实质上由一小群背景相似、关系紧密的精英所掌控。

该书作者萨拉·温·威廉姆斯（SarahWynn-Williams）是一位前外交官，曾因对Facebook充满崇敬之情加入其公共政策团队。她在书中写道，硅谷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并以扎克伯格与前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为例，指出两人不仅拥有哈佛的精英教育背景，而且在校期间就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人脉网络。

书中认为，这个小圈子虽然隐形，却影响巨大：成员之间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交关系，有的是旧识、前同事，甚至伴侣，即便分手后也彼此提携。温·威廉姆斯举例指出，小布什时期的副幕僚长卡普兰在哈佛读书时结识了桑德伯格，后因这层关系被推荐进入Face－book；甚至她自己在Meta的直属上司也出自哈佛。这种“精英教育+紧密人脉”的组合，最终使得公司高层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领导网络。

按照作者的描述，Facebook的领导层是一群彼此关系错综复杂的人：她们是伴娘、挚友、邻居，甚至前任。她们的忠诚首先指向彼此、指向这个小团体，而非任何理念、意识形态或公司本身。Facebook因此被形容为一款“精英产品”——诞生于一所精英大学，由其毕业生主导推广，最初服务对象也以其他常春藤院校或高端决策圈的用户为主。

这种说法或许略显偏颇，但至少揭示了一个现实：虚拟世界的繁荣背后，可能隐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这正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另一面。

三、美国需要供给侧改革，

中国需要需求侧改革

与虚拟世界中指数级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世界中基础设施的维护乏善可陈，更不用说新建项目。正如DanWang所评价：今天的美国人生活在工业文明的废墟中，基础设施勉强维持运行，很少得到扩展。

中美从互为镜像走向互为启发，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美国需要供给侧改革，需要恢复一百年前那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住房、满足普通民众需求的能力；而中国则需要需求侧改革，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一个具体例子是，中国存在医生和护士短缺的问题，人均重症监护室床位数量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这一供需缺口还将持续扩大。

我们或许需要从三个方面推动需求侧改革。

第一，中国无法通过继续大规模建设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已完成了从“稀缺”到“丰裕”的转型，衣食住行不再匮乏。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引擎，一个是内需，另一个是出海。

产能过剩是一个突出问题。例如，中国汽车制造产能已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两倍。如何通过出海来化解产能过剩，在保持中国制造创新力的同时开拓海外市场，这是一个重要议题，但因篇幅限制，本文暂不展开。

另一方面，刺激内需则必须依靠需求侧改革。首先，过度建设容易带来“工程形式主义”，建设虽宏伟壮观，却缺乏实际用途，需予以警惕。其次，许多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硬件”，其实尚未填充真正重要的“软性内容”。这正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大机遇，即将发展重心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软内容的开发。

从日本的动漫、韩国的韩剧与K-pop，到近两年中国的《黑神话：悟空》和Labubu，它们都体现出我在《2049》中提出的“酷元素”特征：深受全球年轻人喜爱，融合一定黑科技成分，呈现形式多样化。这些正是“软内容”和文化产品的典型代表。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无法简单规划而成，必须依靠活跃的市场鼓励创新，依靠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来支持。

第二，需要通过需求侧改革来缓解就业压力，关键抓手正是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

中国制造业目前雇佣了约1亿人，是美国的八倍。为一亿人创造制造业岗位本身就极具挑战。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800万和1000万左右，而随着自动化的普及，高端制造业对工人甚至工程师的需求将持续下降。中国每年STEM领域毕业的博士生是美国的两倍，而美国毕业生中还有相当比例来自中国留学生。因此，要持续创造研发和高端制造的岗位并不容易。在每年超过1000万名大学毕业生的背景下，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已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在阶段性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基本完成之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就业引擎。目前，中国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财富管理等多个领域均存在“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服务的多样性和质量亟待提升，尚无法满足不同阶层和人群的多元化需求。换句话说，并非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而是服务供给结构有待优化，需通过进一步开放推动服务业发展。

第三，理解“胖东来”现象，需求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工资水平，给予普通人更多可支配时间与消费空间。

当前社会热议“学习胖东来”。很多人关注到的是，这家企业所激发的“主人翁精神”所带来的员工创造力。但真正值得借鉴的，是胖东来作为一家负责任企业，对员工层面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大幅提升收入，确保员工过上体面生活；另一方面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周二闭店，员工拥有固定休息日，并提供带薪年假。收入与时间的双重保障，带来的改变是：让更多人“有钱有时间”去消费；同时也改变了“996”式加班文化，让员工真正对企业文化产生认同感，从而把主人翁精神落实到企业日常。

当然，学习胖东来，不仅需要有责任、有长期主义眼光的企业家，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形成从服务业发展、收入提升、内需扩大的良性循环。

在AI技术突飞猛进与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重新校准发展的方向与认知体系从未如此紧迫。中美之间在产业结构、制度逻辑与发展路径上的镜像与反差，反而为彼此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启发：美国致力于重振制造业基础，尽管挑战重重；中国则面临从以建设为核心的增长模式，迈向更加多元、包容与可持续的服务型经济。

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跃升既得益于庞大工程师群体的崛起，以及他们在实操中不断积累的流程知识与技术迭代能力，更得益于长期稳定的规划机制与高效执行力。展望未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体系方面形成的综合优势，有望进一步转化为服务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力量，成为促进高质量就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