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国资一笔8亿投资赚1000亿：其他国企为什么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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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地产基金百人会）

8亿，换1000亿。

这笔买卖，成都国资等了十年。

2016年1月，成都高投、成都产投两家国资平台向一家连产品都没做出来的芯片公司投资8.13亿元。

十年后，这笔投资回报倍数达到125倍。截至2025年9月底，海光信息（股票代码：688041）市值近6000亿元，成都国资仍持有17%股份，市值约998亿元。

但对很多国企来说，这更像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全国国资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00万亿元，理论上最适合做长期投资，而且国家也多次发文件，要求培养长期资本。

但现实是，大部分国企在股权投资领域要么不敢投，要么投不好。

为什么会这样？成都国资凭什么敢投？其他国企能不能复制这个模式？

目 录

一、海光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二、成都国资凭什么敢投?

三、合肥模式：以投促引的另一个成功案例

四、成都这次的成功，是眼光还是运气？

五、武汉、南京、淮安的芯片股权投资失败案例

六、其他国企的两大困境：不敢投、投不好

七、为什么会这样？体制机制的根本矛盾

八、复制难度：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九、其他国企怎么办？

01

海光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要理解成都这笔投资的价值，得先了解一下海光信息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以及它所处的行业有多难。

海光信息成立于2014年10月，注册资本6亿元，由天津海泰控股集团发起设立。公司的核心使命只有一个：做出中国自己的高性能CPU。这听起来像是个宏大的梦想，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更像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CPU是信息产业的"皇冠上的明珠"，技术壁垒极高。全球市场被Intel和AMD两家美国公司牢牢把持，合计市场份额超过95%。Intel的x86架构和AMD的x86-64架构，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硬件外设，全都围绕这两家的标准构建。国产CPU想要突围，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生态问题。

中国在这个领域曾经尝试过多次，但因为生态不兼容或性能不足，国产CPU在服务器市场的份额几乎为零。

海光信息的突破口，是找到了一条不同的路：与AMD合作，通过技术授权的方式获得x86架构的使用权。2016年，海光与AMD签署技术授权协议，获得了基于Zen架构的芯片设计技术。这个路线的好处是，可以直接兼容x86生态，不用从零开始培育应用环境；但代价是，技术受制于人，而且授权费用高昂。

即便如此，这条路也不好走。海光要做出能和Intel、AMD竞争的产品，需要的不只是技术，还有资金、市场、时间。

2016年1月，当海光信息启动第一代产品"海光一号"的设计时，公司账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项目可能随时中断。更大的压力来自市场：Intel当时刚发布第六代酷睿处理器，AMD也在准备基于Zen架构的锐龙系列，技术迭代速度极快。国产CPU如果不能尽快追上，差距会越拉越大。

这就是成都国资2016年1月面对的投资标的：技术壁垒极高、市场前景不明、产品还没做出来、资金即将耗尽。

按照传统的投资逻辑，这是一个高风险、低确定性的项目，应该审慎评估、暂缓投资。

但成都国资还是投了。

02

成都国资凭什么敢投?

风险这么大，按照正常对国企的理解，应该不会投，那么为什么成都国资敢在2016年投资海光信息呢？

这里面有三个核心：

第一，以投资促进招商引资的方法

成都国资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而是以投促引，通过投资引入重大项目，带动产业链发展。这个定位，给了它更大的操作空间。

2015年左右，成都开始布局集成电路产业，寻找国产替代项目。海光信息当时正在做国产CPU，符合成都的产业规划。市委、市政府认为"这是个大机遇"，拍板投资。

投资之后，海光信息的两家核心子公司，海光集成、海光微电子，很快就落地成都高新区。2025年上半年，海光集成一家就实现营收47.6亿元，占海光信息全部营收的9成，成为成都乃至四川省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龙头企业。

这就是产业逻辑和财务逻辑的区别。

纯财务投资，看的是IRR（内部收益率）、回报倍数；产业投资，看的是链主企业能带来多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前者算的是一笔账，后者算的是一盘棋。

再看退出策略。成都国资不是死拿着不放，而是分批退出：2018年、2019年两次转让，先把本金收回来，降低风险敞口。

剩下的股份，就是纯粹的浮盈，可以拿得更从容。这种操作，既保证了资产安全（保值要求），又获得了超额回报（增值目标），还带动了产业发展。

第二，海光信息的强大的股东背景

成都国资敢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海光信息的股东结构本身就具备很强的实力和背书。

2016年1月成都国资投资时，海光信息的股东背景是这样的：

中科曙光（中科院背景）成为控股股东。中科曙光背后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这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国家队。计算所成立于1956年，是中国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技术实力和人才储备，在国内首屈一指。更关键的是，计算所有成功孵化科技企业的基因：寒武纪（AI芯片独角兽，2020年科创板上市）、龙芯中科（国产CPU代表企业）、曙光信息（高性能计算龙头）都出自计算所体系。这种"技术研发+产业孵化"的双重能力，意味着海光不只是拿到了技术授权，更是站在了中国计算机科学最深厚的技术土壤上。

2016年2月，海光又与AMD成立合资子公司，获得x86架构授权，解决了技术瓶颈和生态兼容问题。AMD的Zen架构当时正处于研发后期，这个时间点的合作，让海光能够基于较新的架构进行开发，而不是拿到一个即将过时的技术。

再加上天津海泰（天津国资，产业资源）、员工持股平台（利益绑定机制）等。这样的股东结构，等于把技术（中科院计算所）、市场（中科曙光的渠道）、资金（多方国资）、生态（AMD授权）全都配齐了，给了成都国资足够的信心。

第三，决策层想作为、敢作为的勇气

有了以投促引的定位和海光的股东背景，最终让这笔投资落地的，还是当时决策层的想作为、敢作为。

2016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面对海光信息这个项目，内部也有不同声音。但最终，决策层还是拍板了。背后的逻辑是：

成都要在集成电路产业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抓住关键机会。海光信息虽然风险高，但如果成功了，带来的不只是一家企业，而是整个产业链！

这种决策勇气，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多见。

2016年正是国企改革深化期，各地都在强调防风险、守底线。投资一个产品都没做出来的芯片公司，按照很多地方的风控标准，根本过不了审批。但成都的决策者选择了看长远、冒风险。

投资之后，决策层的支持也没有停。海光的两家子公司落地成都高新区，当地政府协调各种资源：

孵化空间、银行授信、人才引进、政策优惠，能给的都给了。

2018年海光一号量产后，成都又帮助推动产品进入政府采购和国企市场，解决了早期市场培育的难题。

这种持续的支持，在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原因很简单：

领导换届！

前任投的项目，后任不一定认可；前任的规划，后任不一定延续。但成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连贯性，从2016年投资到2022年上市，历经多任领导，对海光的支持没有断过。

03

合肥模式：以投促引的另一个成功案例

成都的故事在国内有没有其他城市成功过的？有的。谁？

合肥！

合肥国资在产业投资领域的打法，和成都如出一辙，甚至更为激进。从京东方到蔚来汽车，从长鑫存储到晶合集成，合肥用一个个大手笔投资，把自己从一个内陆省会，变成了中国最会投资的城市。

先看最经典的案例：蔚来汽车。

2020年，蔚来汽车陷入资金困境，濒临破产。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新能源汽车，认为这是"烧钱的无底洞"。但合肥国资在这个时候出手了：70亿元战略投资蔚来中国，帮蔚来渡过生死关。

一年后，蔚来股价大涨，合肥国资通过三次回购，回收105亿元，净赚35亿。更重要的是，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带来超120家汽车供应链企业。合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此成型。

这笔投资的逻辑和成都投海光一模一样：不是为了短期财务回报，而是为了引入产业龙头，带动整个产业集群。

再往前看，合肥投京东方的故事更早。

2008年金融危机，合肥30亿投资京东方第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之后持续引入8.5代线、10.5代线，合肥成为"世界显示之都"，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产值超过千亿。康宁玻璃、住友化学、三利谱等上下游企业纷纷落户。30亿撬动120亿产业链。

看看合肥的其他案例，会发现这不是偶然，而是一套成熟的打法。

合肥还投了长鑫存储（中国大陆唯一量产DRAM企业，估值近千亿）、晶合集成（科创板上市，市值近400亿）、维信诺OLED（投资超400亿）等项目。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长期战略视野 + 阶段性退出机制 + 产业协同效应！

合肥的GDP，从2008年的1994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超1.2万亿元，增长了6倍。"芯屏汽合"（芯片、显示屏、汽车、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功不可没。这四大产业，都是合肥通过"以投促引"策略一个个引进、培育起来的。

04

成都这次的成功，是眼光还是运气？

说到这儿，必须诚实地问一个问题：成都国资这笔投资的成功，到底有多少是眼光，多少是运气？

2016年成都投资海光信息的时候，国产CPU市场还是一片荒地。Intel和AMD占据全球服务器市场97%以上的份额，国产CPU在政府采购中主要以测试验证为主，规模很小。那时候虽然国家通过"核高基"专项、大基金等支持国产芯片，但市场环境远没有今天这么好。

转折点在2018年。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售元器件，为期7年。这一禁令让中兴几乎停摆，也让整个中国科技界意识到：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

2019年5月，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禁止采购美国技术和芯片。此后，中美科技脱钩加速，国产替代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

这种政策环境的变化，对海光信息来说是巨大的利好。信创工程（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在全国推开，政府采购直接指定使用国产CPU，金融、通信等关键行业强制推行国产化替代。原本需要慢慢培育的市场，一下子被政策推到了海光面前。

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18年海光一号量产时，海光的服务器CPU市场份额只有3.75%。到了2020-2022年，海光业绩爆发式增长，营收从10亿级跃升到50亿级。这种增速，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实现。

如果没有贸易战，海光信息会怎么样？

很可能是另一种增长曲线：基于AMD授权的技术和与x86生态的兼容性，海光会沿着稳健的路径发展，靠政府项目和特定行业需求慢慢积累市场。或许十年后也能上市，也能给成都带来不错的回报，但绝不会是125倍这种爆发式的回报。

贸易战带来的紧迫性和大规模政策支持，把海光的增长曲线整整抬高了一个量级。这是2016年成都决策时无法预见的"时代红利"。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成都的成功只是运气。

第一，成都看到了国产替代的长期趋势。虽然2016年时市场环境还不成熟，但成都判断："中国早晚要有自己的CPU产业"。这种战略眼光，让成都在正确的赛道上提前布局。

第二，成都选对了公司。海光有中科院计算所的技术背景，有AMD的授权，有中科曙光的市场渠道，股东结构扎实。即便没有贸易战，海光也有能力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只是增速会慢一些。如果成都投的是那些空壳公司、骗子项目，再大的政策红利也救不活。

第三，成都提供了持续的支持。2018年海光一号量产后，成都帮助推动产品进入政府采购和国企市场，解决了早期市场培育的难题。这种投后赋能，放大了政策红利的效果。

所以，如果要给这笔投资的成功做个分析，大概是这样：

40%眼光 + 60%运气！

这个比例，其实很符合产业投资的规律。长期来看，大的产业趋势往往受宏观环境、政策变化、技术突破等外部因素驱动。

投资者能做的，是判断方向、选对标的、持续支持，然后等待时代的浪潮把企业推起来。

产业投资不是赌博，不是押中一个项目就能复制奇迹。它需要的是对产业趋势的深刻理解，对投资标的的专业筛选，以及长达十年的持续支持。

至于最终回报是10倍还是100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给不给这个机会。

05

武汉、南京、淮安的芯片股权投资失败案例

成都用8个亿，挣了1000个亿，看着很成功，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城市投资都成功了，有没有失败的呢？

其实失败挺多的，特别是股权投资这类项目。我们拿几个城市投资芯片失败的案例说一说：

2015-2017年，芯片产业正在风口上，不少地方政府都砸钱进来，但绝大多数都打了水漂。

先看武汉弘芯

2017年11月成立，号称投资1280亿元，武汉市政府实际投入153亿元。项目声势浩大，甚至从荷兰ASML买来了价值近6亿元的光刻机。

但到了2020年，项目烂尾，这台光刻机被抵押套现5.8亿元。问题出在哪儿？运营方北京光量蓝图是个空壳公司，拿到政府投资后根本没有实际运营能力，纯粹是骗钱。

再看南京德科码

2015年12月成立，号称投资30亿美元，南京市政府投了近4亿元人民币。项目负责人李睿为打着海外背景旗号，芯片设计依赖日本东芝团队，耗费3.5亿元养着这个团队，却始终推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最后变成"三欠公司"：欠薪、欠款、欠税。

淮安德淮半导体更惨

2016年1月成立，计划投资450亿元，淮安市政府投了46亿元——相当于这个城市两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但管理层承诺的10亿元只到位4100万元。项目烂尾后，抵押物起拍价仅16.66亿元，政府血本无归。调查发现，项目里有官员权钱交易，甚至高管年夜饭一次就花200多万。

这些项目都发生在2015-2017年，和成都投海光几乎同一时间。投资规模都不小，声势都很大，但为什么成都成功了，它们全失败了？

我们通过以图形的形式对比一下，差异就清楚了。

这些失败案例，损失的不只是几十亿、上百亿资金，更严重的是透支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和投资能力。

淮安投了两年财政收入，血本无归之后，还敢再投吗？武汉弘芯烂尾之后，武汉再推产业项目，谁还信？

06

其他国企的两大困境：不敢投、投不好

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为什么成都国资敢投,很多其他国企不敢呢?

先看一组数据:

中央企业董事长平均任期只有3.25年。三年多的时间里,要完成任期考核、年度考核,还要对资产保值增值负责。投一个十年才见效的项目?等到项目成功,人早就换了好几茬。

有人也统计过中国的市长，平均在位3年。

更现实的困境是:

投资成功,功劳是企业的;投资失败,板子打在个人身上。资产流失、决策失误、渎职——这些词随便哪一个,都够喝一壶的。

所以很多国企的投资逻辑变成了:能不投就不投,要投就投确定性高的,最好当年就能见效益。海光信息这种产品都没出来的项目?光是立项报告就过不了内部审批。

对比成都国资的操作:

2016年投的时候,海光一号CPU还在设计阶段,产品能不能做出来都是未知数。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多国企的风控体系里,早就被打上了"高风险、不可投"的标签。

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才带来了超额回报。市场规律就是这样:风险和收益永远成正比。想要10倍、100倍的回报,就得承担相应的不确定性。只想要确定性,那就只能获得市场平均回报，甚至更低。

不敢投只是第一个困境。更尴尬的是，即便鼓起勇气投了，很多时候也投不好。

先看投资决策环节。

很多国企缺乏专业判断能力，不知道该投什么、怎么投。什么热投什么、其他城市投什么，自己就投什么，成了很多城市的投资方法。什么光伏啊、新能源啊、医药啊、机器人啊、、、、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投资决策往往不是基于专业判断，而是看风口、看热度、看关系。某个行业火了，领导说我们也要布局；某个企业家关系硬，董事长说这个项目可以投；某个赛道政策支持，上级要求要完成招商引资任务。

至于技术路线对不对、团队靠不靠谱、估值合不合理，反而成了次要问题。

再看投后管理。

很多国企投完就不管了，既不能给企业提供资源，也不能帮助企业成长，纯粹当财务投资者。

但又不像专业VC那样，有完整的投后服务体系、能帮企业对接市场、引入人才、优化治理。

结果就是：钱给了，价值没创造出来。

还有一种极端是管得太多。

有些国企习惯性地用管国企的方式管创业公司，党建、审批、汇报层层加码，直接把企业的手脚绑住了。

成都的做法恰恰相反：投资之后，提供的是产业资源、政策支持、市场对接，而不是行政管控。海光需要孵化空间，政府协调；需要银行授信，政府牵线；需要市场，政府帮助推动进入政府采购和国企市场。这种赋能而不管控的投后管理，才是产业投资的正确方式。

最后是退出环节。

有些国企该退的时候不退，错过最佳窗口。项目上市了，股价涨到高点，但因为内部流程复杂、决策周期长，等审批下来股价已经跌了一半。

还有些国企不该退的时候乱退，为了完成年度考核指标，刚融资就急着退出，放弃了长期收益。

成都的退出策略很清晰：

2018年、2019年两次转让，先把本金收回来，锁定安全边际；剩下的股份长期持有，享受IPO后的超额收益。这种分批退出、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既符合考核要求，又不错失长期回报。

归根结底，投不好的本质是：

用管垄断业务的方式，管不好股权投资！

不懂赛道，就容易跟风；不懂估值，就容易当接盘侠；不懂投后，就创造不了价值；不懂退出，就守不住收益。

07

为什么会这样？体制机制的根本矛盾

归根结底，投不好的本质是：没有用股权投资的专业逻辑来做股权投资。要理解这一点：

先知道市场化业务股权投资和传统国企垄断业务的根本区别！

很多国企习惯的是什么业务？垄断业务或准垄断业务。电力、通信、石油、烟草、、、这些业务有几个共同特征：

现金流稳定可预测，风险可控，投入产出比清晰，竞争压力小。这种业务特性，培养出了一套管理逻辑：求稳、求确定性、零容忍失败。

但股权投资呢？完全是另一套游戏规则。

第一，高度不确定性。投一个早期项目，产品能不能做出来、市场认不认、技术路线对不对，全是未知数。

第二，失败是常态。VC行业有个一九定律：90%的项目可能失败或平庸，10%的项目创造绝大部分回报，甚至比这还极端。

第三，收益极度不均衡。成都投海光8亿，浮盈1000亿，这是125倍回报。这种回报曲线，在垄断业务里根本不存在。

第四，时间周期长。从投资到退出，5-10年是常态，远超国企的任期考核周期。

所以，用管垄断业务的方式管股权投资，必然会出问题：

要求每笔都挣钱，那就只能投成熟期项目，错过早期高成长机会；要求当年见效，那就只能投Pre-IPO，回报空间有限；要求零失败，那就只能不投；要求充分论证，窗口期早就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企有钱、有资源，但在股权投资领域做不出成绩。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是用错了管理逻辑。

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更深层的体制机制问题。具体来说,有三个:

第一个,考核周期和投资周期的错配。

年度考核看的是利润总额、EVA(经济增加值),任期考核也不过三五年。但产业投资呢?海光信息2016年拿钱,2018年才出第一代产品,2022年才上市。这个时间跨度,和国企的考核周期完全对不上。

第二个,保值第一、增值第二的导向。

国资委考核体系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是核心指标，听起来没毛病,但实际操作中,保值往往排在增值前面。

广东2024年才首创取消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但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把资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这种导向下,创新投资的高风险、长周期特性,天然就和考核要求相冲突。

第三个,问责机制严厉但容错机制缺失。

投资失败了怎么办?是市场风险还是决策失误?是尽职尽责还是渎职?这些界限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划清。

无锡有个案例,试点容亏率制度,种子基金最高容亏50%。但这是极少数。大部分地方,投资失败就要追责,管理者只能选择保守策略:不做不错。

这三重束缚叠加起来,形成了一个悖论:

国企有钱、有资源、有政策支持,但恰恰在最需要长期资本的产业投资领域,投不出去、不敢投、不会投。

08

复制难度：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说到这儿，很多人会问：成都、合肥的模式既然这么成功，为什么其他国企不复制？

答案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看看下面的条件，哪个是你能够复制的？

第一个难复制的，是城市的财力

成都投海光8亿，看起来不算大。但要知道，这是2016年的8亿，而且投的是一个产品都没出来的早期项目。如果算上后续的持续支持（孵化空间、银行授信、政策优惠），实际投入远不止8亿。

合肥更激进。投蔚来70亿，投京东方30亿（后续持续加码），投长鑫存储上百亿。这种投资规模，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个财力。

2023年，合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770亿元，70亿投蔚来相当于一年财政收入的9%。成都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800亿元，8亿投海光占比不到0.5%。但对很多中小城市来说，拿出几十亿投一个不确定的项目，财政根本承受不了。

更关键的是，这种投资不是一次性的。海光从2016年投资到2022年上市，中间六年需要持续支持。蔚来从2020年投资到现在，合肥还在持续投入产业链配套。这种长期投入，对财政的持续性要求很高。

现在很多城市，地方债务压力非常大，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拿来做投资。

第二个难复制的，是产业基础

成都为什么敢投海光？因为成都有电子信息产业基础。Intel、京东方、富士康都在成都有布局，产业链相对完整。海光的子公司落地成都后，能找到配套企业、招到技术人才、对接下游客户。

合肥为什么能吸引蔚来？因为合肥已经有了京东方、长鑫存储、晶合集成，"芯屏汽合"产业集群初步成型。蔚来来了之后，120家供应链企业跟着来，产业协同效应明显。

但如果一个没有产业基础的城市，突然砸钱投一个芯片公司或新能源汽车公司，会怎么样？

企业落地后，找不到配套企业，招不到技术人才，对接不了下游客户，最后很可能变成孤岛项目，无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第三个难复制的，是决策者的个人胆量

成都投海光、合肥投蔚来，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决策者敢赌、敢担责、有长期主义。

成都产投内部人士说：不管以后会怎么样，反正都是为了产业崛起。以后有点啥子，大家一起背嘛。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不是每个决策者都有的。

合肥也一样。2020年投蔚来70亿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新能源汽车是"烧钱黑洞"，但合肥还是投了。这种在不确定性中下重注的勇气，需要决策者既有战略眼光，又敢承担政治风险。

但现实是，大部分国企的决策者，首先想的是不出事。任期只有三五年，投资要十年才见效，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资产流失、决策失误、渎职，这些词哪一个都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结。在这种激励机制下，保守是理性选择，冒险是不理性的。

第四个难复制的，是政策的连贯性

成都投海光，从2016年投资到2022年上市，历经多任领导，但对海光的支持没有断过。这种政策连贯性，在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领导换届。前任的项目，后任不一定认可；前任的规划，后任不一定延续。尤其是那些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的项目，很容易在换届时被叫停。

更现实的问题是：如果项目失败了，责任怎么算？是前任的决策失误，还是后任的管理不善？这种责任界定的模糊性，让很多后任领导宁愿把前任的项目砍掉，也不愿接着往里投钱。

成都和合肥能做到政策连贯性，背后是上级政府的持续支持和容错文化。四川省委、省政府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全省战略，给了成都足够的操作空间。安徽省委、省政府对合肥的产业投资也高度支持，形成了省市联动的机制。

但这种上下联动、政策连贯的环境，不是所有地方都有。

第五个难复制的，是容错文化

成都、合肥敢投，背后有一个隐性支撑：

容错文化！

合肥的逻辑很清楚："投十个项目，成功两三个就够了。这种容忍失败的心态，给了投资团队敢冒险的空间。

成都也类似，以后有点啥子，大家一起背嘛，这种集体担责的机制，降低了个人风险。

但大部分地方呢？不做不错是主流文化。投资失败了，板子打在个人身上；投资成功了，功劳是集体的。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管理者的理性选择就是不投或少投。

无锡试点容亏率制度，种子基金最高容亏50%，是个好尝试。广东2024年取消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也是个信号。但这些探索还是少数，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把资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没有容错机制，就不会有冒险精神；没有冒险精神，就不会有超额回报。

所以，其他国企能不能复制成都、合肥？答案是：模式可以学，但条件很难复制。

09

其他国企怎么办？

说实话，大部分国企复制不了成都、合肥。

前面列的哪些条件，每一个都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没有省市一把手的支持，建立不了容错机制；没有产业基础，以投促引只会变成孤岛项目；没有决策者的长期主义，任何改革都是空谈。

这些问题的根子，在体制机制。

真正的突破，需要的是考核体系改革、容错机制建设、任期制度调整——这些都不是一家国企、一个地方能单独推动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选择躺平不是，只要干，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只不过机会大小而已嘛。

大的做不了，那我们就在自己的条件范围内尝试做小的：

第一，从小额、短周期项目开始试错。

不要一上来就想投"下一个海光"，先投几千万、一两亿，找那些已经有收入、两三年内能上市的Pre-IPO项目。

虽然回报空间有限，但至少能积累经验、培养团队，还能在考核周期内看到效果。等有了成功案例，再逐步尝试更早期的项目。

第二，严格尽职调查，至少避开武汉弘芯式的坑。

成都能赚125倍，很多国企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做到不被骗。武汉弘芯、南京德科码、淮安德淮，这些失败案例的共同特征都很明显：

空壳公司、技术路线不清晰、股东背景可疑。

第三，借助专业机构，弥补能力短板。

既然内部缺乏专业判断能力，那就找专业的GP（普通合伙人）合作，跟投他们筛选出来的项目。

或者干脆做LP（有限合伙人），把钱交给专业基金管理，自己不做决策。虽然收益会打折扣，但至少比盲目跟风、看关系投资要好。

第四，联合投资，分散风险、共担责任。

单独投风险太大，那就拉上其他国企一起投。项目成功了，收益大家分；项目失败了，责任也是大家的。

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虽然不如成都、合肥那样独享收益，但在问责机制严厉的环境下，至少能降低个人风险。

第五，设计好退出节点，先保本再求增值。

学成都的分批退出策略：第一轮融资后退一部分，把本金收回来；剩下的份额长期持有，搏IPO的超额收益。这种操作既符合"保值第一"的考核要求，又不完全错失长期回报。

这些方法其实都很现实，它们肯定不会让你复制成都、合肥的奇迹，但至少能让你在现有条件下，做得比不敢投、投不好稍微好一点。

国企做股权投资，最大的障碍不是钱，不是人，是体制机制和认知。

在中国的体制下，长期主义是可以成功的，产业投资是可以做好的。剩下的，就看有多少地方愿意承担风险、有多少决策者敢为产业崛起赌一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