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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小姐：一朵被历史与艺术再阐释的“精神之花”
2025-09-29 13:33
在一切看似被图像和消费语汇包围的当下，有些品牌物件仍然保留着超越商业的能量。迪奥小姐即属此列：它不是某一季的流行物，而是一条延绵不绝的叙事线索——从作为品牌首款香氛在1947年与“新风貌”（New Look）系列一同诞生，到作为品牌的精神意象，再到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语汇里被重新触摸，一份由个人记忆、家族史和审美实践共同编织出的品牌遗产，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的《迪奥小姐展览：芳踪絮语》（Miss Dior Exhibition: Stories of a Miss）中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不仅仅是香气与历史档案的陈列，更是一场关于如何把“记忆”转为“共有文化”的实践。
记忆的起点：卡特琳娜与“精神之花”的诞生
1947年，巴黎，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推出了震惊时尚界的“新风貌”系列，同时，他也创造出了一款充满爱意的香水。这款香水的灵感，源于他最亲密的家人——妹妹卡特琳娜·迪奥（Catherine Dior）。
卡特琳娜在二战中加入抵抗组织，曾被逮捕并押往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忍受酷刑却从未背叛同伴。劫后余生，她归来时已满身伤痕，却依然坚韧而优雅。在一次尚未命名的香水展示中，克里斯汀·迪奥的好友米萨·布里卡尔（Mitzah Bricard）看见卡特琳娜走进沙龙，随口喊出一句：“看，迪奥小姐（Miss Dior）来了！”这句话成为命名的灵光，也让这款香水与卡特琳娜的身影永远紧紧相连。
卡特琳娜的生命轨迹——抗战地下、归来后投身花卉种植——让“花”不再只是甜美的意象，而成为坚韧的品质。迪奥小姐的名字，将个人记忆与时代气质嵌入香水，使它从一开始就具备可叙述性。从此，迪奥小姐不只是气味的配方，而是一段关于重生的隐喻，是一种精神遗产。
在战后的南法格拉斯，卡特琳娜重建生活，种植玫瑰和茉莉。她的劳动不是浪漫化的田园叙事，而是与大地的紧密连接。数十年后，当人们回看迪奥小姐的配方——以格拉斯玫瑰和茉莉为核心——这份呼应几乎像是一种宿命。卡特琳娜的人生，成为了香氛得以生长的土壤。克里斯汀·迪奥把属于妹妹的力量与芬芳写入香水，事实上是把“个人记忆”镌刻为品牌的集体叙事。
瓶身与符号的延展
这一次在上海，展览的叙事没有被拆成“硬知识”的时间线，而是以空间段落引导观者阅读香水与品牌的历史影像与文献。“缎影寻踪”展厅中，档案影像与物件的共陈，事实上把“符号史”变成一段可体感的光谱：当观众在不同材质的光泽与反射之间移动，那些原本平面的形象学要素，被转译为身体感受。这种转译，也为“在地再演绎”打开了形式与语义的双重可能。
随后，展览内容转入艺术家伊娃·若斯潘（Eva Jospin）匠心独运的“花园絮语”展厅，再转而进入以嗅觉装置展示香调的“芳源绮境”展厅。从“气味”的存在到“象征”的成立，二者相隔并不遥远。迪奥小姐的配方系属花香西普（floral chypre），结构上在格拉斯玫瑰与茉莉的花束之下，辅以橡苔/广藿等基调；而瓶形、千鸟格纹与蝴蝶结等视觉符号，则把香气的隐秘性外化为可见语言——这套嗅觉与视觉的编码，让迪奥小姐成为可“被读”的文化对象。
事实上，瓶身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视觉史，始终与迪奥的高级订制血脉相互呼应。1947年的双耳细颈瓶，线条纤长，宛如“新风貌”礼裙的延伸；后来，千鸟格纹第一次出现在瓶身上，那是迪奥时装最具标志性的符号，被容纳进一个小小的容器中；而瓶颈处的蝴蝶结，连接起香氛与高级时装的世界；从最初的轻盈布结，发展成更锋利且优雅的“匕首蝴蝶结”形态，象征女性同时具备柔美与坚毅。迪奥小姐的瓶身经历不断革新和演变，但无论如何，千鸟格纹和蝴蝶结总会回归。这种“回返”说明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品牌精神的缩影。
克里斯汀·迪奥曾说过，“我成为调香师，正是因为在轻启香氛之时，那馥郁香气能将我所有礼服的风格精髓淋漓尽显。”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人工天堂》中的表述不谋而合：“香气是灵魂的语言。”（Le parfum, c’est le langage de l’âme.）迪奥小姐的瓶身与香气，正是在为这种“灵魂的语言”寻找一个可触摸的形体。
之后，展览进入以图形与色彩构成的“摩登时代”展厅，最后由“艺术工坊”展厅中高级订制礼服与当代作品的对话，回到迪奥小姐作为“精神之花”的母题。展览通过多个展厅，把“花”的语义进一步拆解为“材料—气味—结构—光影”的复合层，它是对女性力量的赞美，对爱与自由的守护，也是对战后世界的一种温柔回应。
与艺术紧密相连的灵感叙事
更早一步看，迪奥的审美体系不仅仅自时装而来。克里斯汀·迪奥在成为时装师之前曾涉足画廊经营——1928年与人合开展览空间，并在其后与Galerie Pierre Colle等的合作时期，涉及过达利、考尔德、贾科梅蒂等现当代先锋艺术家的展出。这段经历让他明白：艺术可以为日常物品赋予超越功用的意义。它塑就了迪奥对“艺术作为生活方法”的理解，使得其后无论是服装剪裁、面料选择，还是对香氛与视觉整体性的把握，都带有策展式的眼光。
值得强调的是，在上海，迪奥的这朵“精神之花”并没有被固定为品牌自述。展览特别邀请了六位中国艺术家参与创作——艾敬、陈可、梁远苇、刘诗园、罗黛诗和周力。这些艺术家以绘画、装置、雕塑与影像等多元媒介，对“女性、记忆、花园与抵抗”等主题进行本土化的回应，使迪奥小姐在中国场域获得另一层语义的生成：在在地经验与普遍意象之间搭建起一座对话的桥梁。
在这些对话中，陈可的作品出现在展览最开端：她描绘的克里斯汀·迪奥与其缪斯的肖像生动捕捉了品牌创始人与其灵感源泉之间的互动瞬间。这幅作品延续了陈可一贯对女性多重面貌的探究，同时以画布为媒，向这位始终礼赞女性之美的时装设计师深情致意。
左：艾敬，中国 《花的力量#1》汉白玉大理石，2024年 @MENGZHI 右：周力，中国 《桃花源-迪奥小姐》综合材料，2023年 @MENGZHI
艾敬与周力在更抽象的层面与迪奥小姐对话，两位艺术家的长期创作都与“有机的形”密切相关。艾敬的作品《花的力量#1》，灵感源自卡特琳娜·迪奥，在赞颂自然、爱与和平的同时，向女性的自由精神致敬。周力以“迪奥小姐”为灵感创作《桃花源—迪奥小姐》，这次在上海，她的绘画与展陈中的粉与光、花与褶裥形成共振。
左：梁远苇，中国《归于尘》油画，2012年 @MENGZHI右：刘诗园，中国《当蝴蝶坐下》收藏级艺术微喷,哈内姆勒摄影纯棉硫化钡艺术纸315g，2025年 @MENGZHI
梁远苇与刘诗园的路径，则分别对应“肌理的时间”与“图像—感知”的自我提问。梁远苇的绘画长期把“微小的重复”拓展为“看与被看”的沉思——在迪奥小姐的语境里，她把“香”的扩散节律转译到画面肌理的生长节律：不是去画“一朵具体的花”，而是让花的“生成方式”在画面上发生。刘诗园多年围绕影像、文本、装置工作，擅长把“我们如何看见”反弹回“我们如何相信”。当她把这种方法引入这个带有强烈品牌图像史的展览，她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闻到的香气，也是一种被文化经验“编辑过”的图像。
罗黛诗作为材料与形态的探索者，也提供了迪奥小姐精神的另一种可视化：同样以卡特琳娜·迪奥勇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坚强意志的精神为灵感，雕塑作品《飞行家》将迪奥小姐香水瓶身上的蝴蝶结一侧的千鸟格纹，解构为无数从银色蝴蝶结中飞向天空的“鸟”，隐喻无数女性勇于探索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飞翔精神；反过来看，她们也似乎从天空中飞向蝴蝶结，汇聚成一股耀眼的力量，塑造着某种全新的形象。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展览中这种语义的“再植入”具有双向意义。一方面，它延续了迪奥自身的艺术基因：从早期画廊的策展实践，到后来的服装与香氛设计，迪奥的方法论始终在“艺术与生活”的断面上展开；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文化修复：当一朵源自欧洲特殊时期背景下的“精神之花”被带入中国语境时，必须经过重译，才能成为当地观者可识、可感、可对话的文化资源。
1947年推出的迪奥小姐香氛，因其名字来自克里斯汀·迪奥最亲近、也最能代表坚韧与自由气质的妹妹，“花”于品牌的意义，天然跨越了“甜美”与“浪漫”的陈词，而拥有“勇气”与“重生”的底色。将近八十年后，在上海把历史档案、时装与当代艺术作品并置，其实是把“勇气”与“重生”翻译成更容易被当代观众体感的材质、线条与气味，把嗅觉当作一门“叙事的艺术”。
伊娃·若斯潘，法国 迪奥小姐香精典藏限量版，透明玻璃瓶身，搭配刺绣蝴蝶结,置于精美的刺绣收藏箱内，2024年 @MENGZHI
普鲁斯特提醒我们：“气味和滋味，仍旧长久地、脆弱地、如灵魂般存在着。”或许这正是迪奥小姐的意义所在：它是一种能不断被唤醒、被再阐释的精神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它是否经常重塑配方，而在于它能否不断被新的语境唤醒并被有意义地阐释。此次展览的呈现，让这朵“精神之花”在不同文化土壤中再次发芽：它既保留了属于迪奥的历史记号，也在中国艺术家的手里获得新的气息。对于观者而言，最有价值的不是接受一套预先写好的叙事，而是被邀请去参与对话——去重新提问：一件物件，如何成为我们的共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