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陈志刚：北京数据集团：省级数据集团发展战略与政策实践研究

摘要

本文以北京数据集团为核心案例，系统梳理省级数据集团在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战略定位、组织架构、业务板块与发展模式，重点分析“1+4+1”业务发展蓝图、商业模式与盈利逻辑、数据流通交易体系、政策创新实践及对全国数据要素市场的示范效应。结合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数据集团的对比，揭示省级数据集团在不同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特色和政策环境下的功能差异与发展潜力。本文研究认为，北京数据集团通过整合央企和部委数据资源、推动数据资产化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形成全产业链覆盖与综合竞争优势，为全国一体化数据和技术市场建设提供关键支撑和政策借鉴。本文旨在为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及行业研究机构提供专业、系统的省级数据集团发展参考与决策依据。

第一章发展背景与战略定位

1.1 国家层面政策背景与制度环境

近年来，中央对数据要素定位与制度安排持续深化：在顶层设计上，既有“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战略认定，也有围绕数据产权、交易、治理与安全的配套政策推进。国家数据局成立后，对公共数据资源统筹、试点示范与市场化配置给予制度性引导，推动地方在“制度先行—试点验证—推广复制”路径上开展实践探索。2024–2025 年间，中央与有关部委围绕数据交易规则、可信空间建设、跨境数据监管与数据资产化等问题持续推出指导意见，为地方数据集团的组建与运行提供了政策边界和可操作路径。

对北京而言，上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既是制度基座，也是实践机会。北京作为首都、国家治理中心和科教技术资源高地，在数据治理、公共服务与重大场景应用上承担特殊职责，这决定了北京在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时既要注重“效率—价值”释放，也必须在“安全—合规”上设更高门槛，走出可被全国复制的路径。

1.2 首都资源禀赋与优势

北京具有三类决定性资源优势：一是政务与央属数据资源密集，二是科研与产业技术能力（高校、科研院所、云与算力企业集中），三是制度与政策试点优势（早期参与国家试验与经验积累）。但同时面临长期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数据分散于多部门、多层级和多种主体；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与激励机制尚不成熟；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流通仍受组织与技术障碍限制；数据治理与合规在实际落地中摩擦不断。北京数据集团的组建与运行，正是针对这些结构性矛盾提供体系化解决方案的实践回应。

1.3 组建过程与关键事实

注册与揭牌：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2 日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30 亿元），法律主体为北京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高管团队来源于北京国资公司系统；2025 年 9 月 11 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举行揭牌仪式并正式对外亮相。揭牌活动有北京市和国家层面领导、国家数据局代表、科研机构及国企、金融机构等众多主体出席并发表讲话。

资本与规划口径：工商登记口径为注册资本 30 亿元；在揭牌现场与相关媒体报道中提及“计划将注册资本扩展至 60 亿元”的战略规划。为保持事实准确性，报告正文将以工商登记为法律事实依据，并把现场披露或规划目标作为战略性表述并予以区分说明。

股权与基础资源：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组建，以整合首都信息、数字认证、数网链通等六家市属企业为基础，同时纳入亦庄智能院、北方算网、北数所（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金融大数据公司等单位形成初始业务矩阵。

1.4 战略定位：使命、边界与路径

北京数据集团的战略定位可概括为“三位一体”使命：

首都治理的数智引擎——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质量为核心目标，通过政务数据整合与智能化应用，提升北京市的治理现代化水平；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市场主体——作为承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交易与标准制定的机构，承担市场化配置公共数据、撮合多方市场主体与构建交易规则的功能；

数据产业生态的服务载体与创新平台——通过平台化服务、生态共建和场景示范，培育数据产品与服务，推动数据产业链上下游融合发展。

在路径设计上，集团提出了涵盖“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交易流通—产业生态—安全治理”的系统性布局（即用户所述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数据交易流通、数据生态建设与数据产业发展”六大环节）。这一区别于一些侧重单一职能（如仅做交易所或仅做政务整合）的地方机构，体现出北京数据集团 覆盖数据全产业链并实现一体化运作的战略取向。

1.5 差异化定位：三条要点

为明确北京数据集团与其他数据集团的差异性，本报告强调以下三个互为支撑的判断：

差异点一——全链条覆盖，实现一体化模式：北京数据集团从被整合组建的企业来看，既涵盖数据采集、清洗、认证、存储与算力支撑，又涵盖授权运营、交易撮合、定价机制、产业化服务与金融支持，形成从“基础设施到产品化再到市场化”的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这种布局使集团具备综合竞争优势：能够在同一组织框架内实现数据质量控制、合规审查、交易撮合与收益分配，从而提高数据价值实现效率并降低跨组织交易摩擦。

差异点二——作为“一区三中心”战略落地的重要市场主体：北京市提出在全域创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综合试验区，并在此框架下推进若干国家级功能中心的建设（政策表述称“一区三中心”——包含数据管理、资源和流通交易等职能）。在这一顶层设计下，北京数据集团既是政策措施落地的执行平台，也是市场化运行的关键主体。其组织资源与实践探索将直接影响“试验区”制度成形的节奏与方向，使其在全国一体化数据与技术市场构建中成为重要变量：其一举一动对标准、规则与市场预期均具牵引力。

差异点三——承载央企与部委数据资源供给的能力：作为由首都的国资平台组建的集团，因政治与行政资源禀赋，具有更高概率承接和整合央企、部委以及国家级机构的数据资产或接口。这一现实使北京数据集团不仅是地方级数据整合主体，更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承担数据要素供给端的重要角色，从而显著放大其对全国数据流通供给体系的影响力。

1.6 小结：战略定位的政策含义与初步评估

综上，北京数据集团并非简单的交易平台或地方整合机构，而是以首都功能为坐标、以国资平台为纽带、以市场化运作为路径的复合型国家/地方混合所有制数据主体。其战略定位包含制度示范、场景驱动、市场化运作与安全可控四个维度。判断其未来影响力的关键观察维度包括：数据确权与定价机制的制定进度、公共数据授权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安排、与中央部委数据的对接范围以及集团在国家试验区政策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成果。

第二章组织架构、业务板块与“1+4+1”发展蓝图

北京数据集团的组织架构与发展蓝图，是其能否在全国数据要素市场格局中发挥战略作用的关键。集团的设立并非简单的企业组建，而是一次对北京市数字经济战略资源的重新整合。它不仅承载着首都在公共数据治理和产业创新中的特殊使命，也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样本。

2.1 股东构成与组织基础

北京数据集团由北京国资公司牵头，联合北京市属多家重点企业共同组建，背后体现了北京市国资委的顶层设计思路。根据公开信息，集团的核心股东涵盖首都信息、数字认证、数网链通、亦庄智能院、北方算网、北数所、金融大数据公司等。这些企业在政务数字化、网络安全、算力资源、金融科技等方面各具优势，构成了集团多元化的业务支撑体系。

这种组织方式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确保集团能够迅速整合北京现有的数据与技术资源，避免“从零起步”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它通过国资背景与市场化机制的结合，提升了公共数据治理与产业化推进的可执行性与权威性。这种国有资本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治理架构，是北京数据集团区别于一般地方性数据企业的重要特征。

2.2 核心业务板块

北京数据集团的业务体系紧密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展开，主要涵盖四大板块：

第一，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集团承担着建设全国性数据流通利用协作网络与可信数据空间的使命。这一板块强调通过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为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流通提供合规与安全保障。

第二，公共数据开发与授权运营。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体量庞大，涵盖人口、交通、教育、医疗、环境等各个领域。北京数据集团的职责在于推动这些数据的标准化治理、目录化管理与授权运营，确保公共数据能够在合规框架下释放价值。

第三，数据流通与交易。集团正在建设国家数据流通交易中心，意在打造权威化的市场平台，提供数据产品交易、确权定价、收益分配与合规审查等服务。这不仅是市场运行的核心环节，也是推动数据要素“能交易”的制度性突破。

第四，产业生态培育与创新应用。集团通过参与数智北京创新中心、人工智能教育中试基地等项目，推动应用场景孵化和跨行业协同，意在打造覆盖全链条的数据产业生态，进一步增强北京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的辐射效应。

2.3 “1+4+1”发展蓝图

北京数据集团提出的“1+4+1”发展蓝图，是其顶层设计的集中体现。这里的“1”指政企数字化，即以数字政府建设和企业数智化转型为基础，承担北京数字化发展的“主力军”功能。

“4”代表四个重点突破方向：数据基础设施、公共数据开发与利用、数据流通与交易、产业生态建设。这四个板块构成了集团的战略支点，既覆盖了数据要素市场的全链条环节，也反映出北京在制度、技术与场景三方面的综合优势。

最后的“1”，则体现为前瞻性创新布局。北京数据集团计划在车路云一体化、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等新兴领域率先探索，将数据要素与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从“数据驱动”走向“智能驱动”。

2.4 组织架构与战略协同

北京数据集团的组织架构并非传统的单一企业层级，而更接近于一个战略性产业平台。其内部治理强调“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营并重”，外部运作注重“政产学研用”协同。集团既要承担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地的任务，也要为各类企业和社会主体提供市场化的数据服务。

这种多维度的架构安排，既保障了北京在数据治理中的权威性，也为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创造了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北京数据集团正在成为首都数据产业生态的“中枢神经”，在资源整合与规则供给之间实现平衡。

第三章商业模式与盈利逻辑

北京数据集团的商业模式与盈利逻辑，是理解其在全国数据要素市场中角色和影响力的核心。集团作为国有资本主导的战略性平台企业，其盈利模式不仅体现经济价值，也承载公共政策和产业发展的社会价值。这使得其商业模式呈现出市场化与政策导向双重特征。

3.1 商业模式定位

北京数据集团的商业模式可归纳为**“平台型+运营型”复合模式**。平台型体现为集团通过数据基础设施和交易中心，提供数据确权、交易、流通、合规服务，形成公共数据流通的市场支撑体系；运营型则体现为集团直接参与公共数据开发、数据产品设计与产业应用落地，形成增值服务和应用服务收益。

在平台型业务中，集团不仅提供交易撮合，还承担定价咨询、数据资产评估、数据质量管理等核心功能。例如，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过程中，集团通过标准化的数据目录和数据分级制度，实现数据价值的量化和市场化释放，确保公共数据既合规又可交易。

运营型业务则通过对数据的深度加工、分析和服务化提供盈利空间。以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公共安全、金融科技等应用场景为例，集团可基于已有数据资源提供数据产品、行业解决方案、AI服务或数据分析服务，实现增值收益。

3.2 盈利逻辑分析

北京数据集团的盈利逻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公共数据资产化带来的增值收益

集团依托北京市海量政务数据，通过标准化治理、数据清洗、脱敏处理、合规授权，实现数据的资产化。这种数据资产在交易平台上可以进行出售、许可使用或服务输出，从而形成直接收益。

数据流通与交易服务收入

随着数据流通市场的发展，集团通过搭建国家级或区域级数据交易平台，实现数据交易撮合、交易结算和合规审查等服务。交易平台产生的手续费、会员服务费、增值服务费构成集团持续的运营收入来源。

产业应用与解决方案服务

集团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工业互联网、AI应用等领域，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与数据分析服务。这类服务通常通过项目制或订阅制收费，同时可以与合作伙伴形成联合收益分成，体现数据产品从单纯资源向应用闭环的价值转化。

战略合作与资本运作

在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集团还通过股权投资、产业基金或战略合作与上下游企业形成生态联盟，实现长期收益和产业协同增值。这种盈利逻辑不仅是直接经济收益，更体现为产业影响力和市场定价权的增强。

3.3 商业模式与政策导向的融合

北京数据集团的商业模式并非完全市场化，其盈利逻辑始终嵌入政策导向中。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数据合规与社会价值优先：集团在公共数据运营中，必须严格遵循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合规授权等政策要求，确保商业化行为不损害公共利益。

公共服务与经济收益并行：集团在提供数据服务和增值业务的同时，承担城市数字化建设和政府公共服务支持职能，使商业模式具有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双重属性。

战略性引导市场：集团通过标准制定、价格机制、交易规则等手段，引导数据市场健康发展，形成可持续盈利体系。这种“市场化运作+政策引导”的模式，是国有数据平台企业的典型特征。

3.4 对比分析与启示

通过商业模式分析可以发现，北京数据集团与上海、深圳等地的数据集团存在显著差异。北京集团更侧重公共数据的治理与市场化运营，上海集团在金融数据与贸易数据应用方面具有优势，而深圳集团则更偏向产业互联网和技术服务化。

这说明，北京数据集团的盈利逻辑不仅服务首都数字经济战略，也体现国家层面公共数据治理和市场化试点的战略意图。其商业模式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参考样本，尤其是在公共数据资产化、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及产业应用落地方面。

第四章北京与上海、深圳等地数据集团对比分析

随着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的数据集团成为推动数字经济的重要力量。尽管都以数据资产化和数字服务为核心，但各城市的数据集团在战略定位、业务模式及资源禀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了各地的政策导向，也反映了城市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功能分工与产业优势。

4.1 战略定位差异

北京数据集团依托首都的政策、科研和公共服务优势，将公共数据治理、数据交易和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核心任务。其资源禀赋以政务数据、科研数据和国企数据为主，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数据集聚中心。北京的数据集团不仅承担数据市场的引导职能，更在公共服务、AI应用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这使其在全国数据资源布局中具备政策引领和标准制定能力。

相比之下，上海数据集团的定位更偏向产业赋能与市场化运作。作为全国金融和贸易中心，上海的数据集团着力整合金融数据、贸易数据及产业链数据，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跨境业务提供支撑。其优势在于能够将数据资源直接服务于高附加值业务，推动数据资产的商业化变现。上海的数据集团在市场化运作、金融科技应用和跨境数据流通方面形成了全国示范。

深圳的数据集团则充分利用创新型城市和产业互联网高地的优势，将企业数据、工业数据及AI场景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其发展策略强调技术驱动和产业创新，通过企业数据服务和工业互联网应用，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圳的数据集团在快速商业化转化和技术落地方面表现突出，与本地创新型企业和制造业深度结合，形成以产业应用为导向的数据运营模式。

4.2 资源禀赋与业务模式

三地数据集团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战略定位，还直接反映在资源禀赋和业务模式上。北京以公共数据和科研数据为核心，业务侧重政策试点、数据交易和公共服务支撑；上海的数据集团资源更多聚焦金融和贸易数据，强调商业化运作和跨境数据应用；深圳则以企业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数据为主，业务模式突出技术驱动、产业赋能和应用落地。

这些差异进一步体现为三地对数据市场化程度的不同理解。北京在推进数据资产化和交易平台建设的同时，更注重政策导向和公共价值保障；上海和深圳则更强调数据的经济价值和商业回报，数据资源直接与企业生产、金融交易和创新场景挂钩。

4.3 城市经济特色与数据集团的协同作用

北京、上海、深圳的数据集团发展与各自城市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科研和创新中心，其数据集团形成了政策引领型、公共价值导向的数据服务体系，为全国数据市场提供标准和示范。上海作为金融和贸易中心，其数据集团通过整合金融、跨境和产业链数据，为企业提供高价值的数字化服务，支持城市国际化和产业升级战略。深圳作为创新型城市和制造业高地，其数据集团通过企业数据和工业互联网应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实现数据向经济效益的快速转化。

在全国数据版图中，北京的数据集团承担标准制定和政策引导职能，上海的数据集团形成金融数据和产业链数据高地，深圳的数据集团则成为技术驱动和产业应用中心。三者在资源禀赋、业务模式和市场化路径上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数字经济版图中不同城市的分工与协同。

4.4 综合分析

总体来看，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数据集团在战略定位、资源禀赋、业务模式和市场化路径上各具特色。北京突出政策引导与公共价值，上海侧重金融贸易赋能和商业化运营，深圳强调技术驱动和产业应用。这种差异不仅符合各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特点，也形成了全国数据市场互补和协同发展的格局。

第五章北京数据集团对全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带动效应

5.1 政策制度引领作用

北京数据集团的成立并不仅仅是地方国资平台的一次整合，而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顺应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战略性部署。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和政策策源地，其数据资源体系与制度设计天然带有“全国复制”的潜在效应。

一方面，北京数据集团依托首都在国家部委、央企和科研院所的高度集聚优势，能够率先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确权登记、跨部门数据共享等基础制度，为全国提供可验证、可推广的制度样本。

另一方面，北京的数据资源涵盖政务、科研、医疗、金融等关键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直接相关，相关制度设计一旦成熟，其政策外溢效应将推动全国各地形成一致的市场规范。

5.2 公共数据开发的示范效应

公共数据是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突破口，也是最具牵引作用的资源类型。北京在全国拥有最庞大的政务数据资源库和政策信息集群，北京数据集团若能实现公共数据的集中治理、确权登记、分级分类管理与有序开放，将为全国公共数据资产化奠定标准化范式。

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北京数据集团可以与三甲医院、国家级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医疗大数据共享与应用机制；在交通治理方面，可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将政务数据与企业数据融合，形成标准化的应用案例。这些实践不仅满足本地治理需求，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与复制的路径。

5.3 央企与部委数据整合的战略突破

与上海、深圳相比，北京在央企总部和国家部委集中的独特优势，使其数据集团有条件率先探索“部委—央企—地方”三位一体的数据资源协同模式。这种模式一旦打通，不仅能服务北京地区产业数字化和治理现代化，还能形成全国性数据资源共享和流通的顶层机制。

这类突破具有两重价值：

经济价值：央企掌握的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生产性数据，将通过北京平台转化为全国性数据资产，推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

治理价值：部委数据与地方政务数据的联动，将推动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协同治理，助力国家数字治理体系建设。

5.4 对数据要素流通与交易的带动效应

北京数据集团定位中包含“全国性交易撮合与运营枢纽”的角色。尽管其交易所功能尚在建设阶段，但凭借其制度权威性与政策资源，北京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潜在带动效应：

交易标准统一：通过推动数据分类分级、价值评估与合规审核，北京可率先制定全国统一的交易规范。

跨区域市场联动：北京可发挥中枢作用，打通与上海、深圳、粤港澳大湾区等地交易市场，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市场格局。

国际规则对接：北京作为政策与外交窗口，可率先推动我国数据交易规则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接轨，在跨境数据治理中形成国家话语权。

5.5 技术与安全的协同效应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据安全保障方面，北京具备“双重优势”：一是集聚了包括国家级算力中心、网络安全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内的强大技术资源；二是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治理等重要政策均在北京率先落地。

因此，北京数据集团不仅承担市场化任务，还将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可信计算、数据确权等方面率先形成可复制的技术路径。这将有效缓解全国各地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中普遍面临的“安全与发展”平衡难题。

5.6 潜在风险与应对建议

尽管北京数据集团的示范作用明显，但其带动效应能否全面释放，还需注意以下风险与挑战：

制度协调复杂性：部委、央企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多重利益博弈，制度设计需兼顾效率与公平。

市场化不足风险：若过度依赖政府推动，可能导致市场活力不足、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数据安全与隐私合规压力：在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必须防止因制度不完善而引发的数据泄露、合规争议。

跨区域竞争与合作失衡：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可能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中出现竞争与利益分配问题，需设计合理的分工与联动机制。

建议路径包括：推动跨区域数据治理协同机制建设；制定清晰的公共数据定价与收益分配制度；在数据安全与合规方面形成全国性统一标准；探索央企与地方的联合治理模式。

第六章国际经验借鉴与北京模式的全球比较

6.1 国际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主要路径

从全球视角来看，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呈现出多元化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类模式：

欧盟模式：以数据主权和公共利益为核心

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据治理法案》（DGA）、《数据法案》（Data Act）等一系列立法，确立了以个人数据保护、企业数据共享和公共数据再利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其重点在于通过严格的数据保护规则保障公民权益，同时通过数据空间（Data Spaces）的建设促进产业间数据共享。

美国模式：以市场驱动和企业创新为主导

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制度，而是依托大型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和医疗巨头形成事实上的市场生态。其特点是企业主导、市场驱动，强调数据作为商业资产的产权保护和应用创新。政府在其中更多发挥反垄断和安全监管作用，而非主导市场建设。

日本与韩国模式：以政府主导的产业平台为抓手

日本政府提出“Society 5.0”战略，推动产业、学术和公共部门共享数据，强调“数据驱动社会”。韩国则由政府牵头建设国家数据交易平台，并通过立法明确公共数据开放和利用机制。两国都强调政府作为引导者，兼顾市场机制与产业发展需求。

6.2 国际经验的关键启示

从以上模式中，可以总结出几个对北京乃至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具有启发意义的要点：

制度前置与法律保障：欧盟的经验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必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前提，尤其是在确权、隐私保护和跨境流动方面。

市场机制与企业主体性：美国的实践显示，企业创新是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政策不宜过度替代市场。

政府主导与公共价值：日韩模式提示，对于处于制度探索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发挥更强的统筹和组织作用，尤其是在公共数据开发和标准制定方面。

6.3 北京数据集团的模式特征

北京数据集团与国际模式相比，具有以下独特特征：

政策驱动型：北京数据集团的成立是政策推动和政府主导的直接结果，体现了“制度先行、顶层设计”导向，与欧盟和日韩较为接近。

产业与治理双重定位：不同于美国以商业为主导的路径，北京数据集团同时承担了公共数据运营和产业数据开发的双重角色，兼具市场与治理属性。

央企协同优势：北京作为央企总部聚集地，使得北京数据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件率先推动能源、交通、金融等战略性数据的流通，这在国际经验中较为少见。

全球规则对接压力：北京数据集团不仅需要解决国内市场建设问题，还需考虑与国际数据治理规则的对接，以避免在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中出现“制度孤岛”。

6.4 全球比较中的北京模式定位

若将北京数据集团模式放置在全球语境下，可以将其概括为：“国家引导+市场探索+央企协同”的复合型模式。其优势在于能够快速推动制度创新和市场培育，短板则在于市场活力与国际化程度可能不足。

在全球比较中，北京模式可能的发展路径包括：

借鉴欧盟，进一步完善数据确权、开放与安全的法律制度，提升可复制性。

学习美国，加强企业在数据要素市场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创新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更积极参与。

参考日韩，发挥政府在标准制定和公共数据运营中的主导作用，推动跨产业协同。

6.5 对北京未来发展的启示

从国际经验出发，北京数据集团未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制度与市场的平衡：避免政府过度替代市场，应逐步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转型。

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的衔接：构建以公共数据开放带动商业数据流通的机制，发挥示范效应。

国际规则与本土实践的融合：在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数字贸易等领域，推动北京经验与全球规则兼容，提升国际影响力。

央企数据资源的全国化应用：探索央企数据与地方产业融合的新模式，使北京真正成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的核心枢纽。

第七章北京数据集团运营的核心原则与实践路径

7.1 原则体系的提出背景

北京数据集团的组建，并不仅仅是一次企业层面的整合行为，而是与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密切相关的制度性创新。作为北京市国资公司主导的新型数据产业主体，其运营必须在法律合规、市场机制与公共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北京市国资委在论证与设计过程中，提出了若干基本遵循，以确保集团既能承载政策目标，又能实现产业价值。

与一般的企业战略不同，北京数据集团的运营原则并不是“管理口号”，而是对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如何兼顾政府与市场的双重逻辑？如何在安全与开放之间保持张力？如何让场景驱动真正转化为市场价值？如何在首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产业合力？这些问题决定了其原则既具普适性，也具有独特的“首都特色”。

7.2 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

北京数据集团必须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之间找到合理平衡。一方面，数据要素市场尚处于制度建设初期，产权不清晰、流通机制不完善、安全边界不确定，单靠市场自发作用难以形成规范的交易秩序。政府的引导与规范是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如果过度依赖政府主导，可能导致市场活力不足、创新空间受限。

因此，北京数据集团采取的路径是“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营”。其所有权归属北京市国资公司，体现政府对战略方向的把控；而在业务层面，则引入多元股东和合作伙伴，通过市场化机制开展数据资源开发、交易和应用。这种安排既保障了政策目标，又为企业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留出了空间。

7.3 合规与安全的底线思维

数据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其利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北京作为首都，在数据安全方面承担更高的政治责任。因此，北京数据集团在运营上强调“以合规为前提、以安全为底线”。

这种底线思维并非单纯的防御性约束，而是通过制度化、平台化的手段，将合规与安全转化为竞争优势。例如，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完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建立全流程审计机制。这些安排不仅保障了数据要素的合规使用，也为金融、医疗、交通等高敏感领域的数据应用提供了制度信任。换言之，安全合规不是发展的羁绊，而是构建可持续数据生态的基础。

7.4 场景驱动与价值转化

一个常见的挑战是：数据集团如何避免“重技术、轻应用”？北京数据集团的回答是坚持“场景驱动”，即通过政务、金融、产业、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来牵引数据资源的汇聚与价值释放。

例如，在政务领域，北京数据集团与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合作，推动政务数据的授权运营，使其能够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与公共服务优化；在产业领域，则与能源、交通等央企建立合作，推动行业数据的共享流通。场景不仅是数据应用的起点，也是其价值实现的落脚点。

更重要的是，场景驱动不仅限于“供给数据给场景”，而是通过不断循环积累，形成“场景—数据—价值”的闭环。一个典型案例是智慧交通：交通数据应用场景推动数据汇聚，数据再经过分析反馈优化交通管理，从而反过来提升场景价值，形成良性循环。

7.5 开放生态与产业融合

北京数据集团并非要在数据市场中形成“单一主体垄断”，而是要作为枢纽构建开放型产业生态。其股东结构已经体现了这一理念——不仅有首都信息、数字认证等国资企业，还与北京金控、北京电控、亦庄控股等跨行业主体形成协作。这种安排使集团能够链接政产学研金服用多元力量。

在生态构建上，北京数据集团通过战略合作协议，与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建立联动。这种跨界协同，不仅扩大了数据资源覆盖范围，也提升了市场应用的深度。最终目标不是打造一个孤立的“数据公司”，而是建设一个“数据产业联合体”，通过开放与融合实现共赢。

7.6 原则的综合性解读

如果将上述逻辑综合起来，可以发现，北京数据集团的运营原则并非割裂的四条，而是相互交织的整体：

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决定了战略方向与运营机制；

合规与安全的底线思维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石；

场景驱动与价值转化确保了市场活力与应用落地；

开放生态与产业融合则是扩大规模效应与形成全国引领的关键。

这种原则体系既体现了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性，也回应了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需求。

第八章：发展战略与未来展望

北京数据集团的成立，是北京市落实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战略的重要举措。从现有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发展不仅关乎首都数字经济的提升，更直接影响全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制度供给与路径探索。在未来发展中，北京数据集团必须在城市治理、产业创新与国家战略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实现可持续的战略突破。

8.1 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引领者

作为在首都设立的市属数据集团，北京数据集团天然具备制度创新与政策引领的优势。不同于单纯以市场化运营为目标的平台型公司，它更强调在制度供给、标准制定和治理模式创新上的探索。换言之，其首要定位不是“市场中的一个参与者”，而是“市场制度与生态的塑造者”。这一定位意味着，北京数据集团的发展方向，将以国家战略服务和城市治理现代化为根基，同时兼顾市场化运营与产业赋能。

8.2 发展重点：公共数据与央企数据的双轨突破

北京在全国城市格局中的独特性，决定了北京数据集团的两大优先发展方向。

一方面，公共数据仍是其战略突破的核心。北京聚集了大量政务、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数据资源，这为推进公共数据的系统治理、授权运营和价值释放提供了独特条件。通过构建覆盖全市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和共享机制，北京数据集团不仅能改善首都的治理能力，还能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样本。

另一方面，央企数据的开发与运营是北京独具优势的赛道。央企总部高度集中在北京，涉及能源、通信、交通、制造等关键行业。如何打通央企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数据要素在央企之间的共享与协同，将是北京数据集团在全国形成差异化竞争力的关键。央企数据如果能够在保障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实现市场化运营，将为中国数据要素市场注入新的增量。

8.3 实施路径：从制度供给到生态培育

要实现战略目标，北京数据集团需要在制度、技术和生态三个层面形成协同推进。

在制度层面，北京应当继续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资产定价、交易规范等领域的制度突破。尤其是如何建立合理的数据收益分配机制，将直接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

在技术层面，可信流通与数据安全治理是实现跨部门、跨行业流通的前提。北京数据集团必须依托隐私计算、区块链、可信执行环境等技术，打造首都级的可信数据空间。

在生态层面，仅依靠政府和集团自身远远不够，还需要整合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的力量，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通过联合试点和应用场景示范，北京可以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数据要素产业链。

8.4 未来展望：首都样板与国际窗口

展望未来，北京数据集团的发展至少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第一，它有望成为全国公共数据资产化的先行者。随着数据授权运营机制逐步完善，北京将率先探索出公共数据价值化、收益分配和风险防控的标准路径，为其他城市提供可复制的模式。

第二，它可能发展为央企数据要素的枢纽平台。北京作为央企总部经济最为密集的城市，有条件把央企数据作为独立的市场板块来推动，从而形成“央企数据北京模式”。

第三，它具备打造国际化数据平台的潜力。在全球数据治理与跨境流动成为焦点的背景下，北京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交往平台的优势，可以率先探索跨境数据合规流动与国际合作，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窗口。

结束语

北京数据集团未来的发展逻辑，不应只是追求企业层面的盈利，而更在于为国家和首都提供数据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它既是市场的参与者，也是规则的塑造者；既要实现北京数字经济的增长，也要承担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制度探索的使命。只有在制度创新与市场化运营之间找到平衡，北京数据集团才能真正发挥“首都样板”和“国家标杆”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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