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万宏源策略 | 风好正是扬帆时，民企出海新征程

（来源：申万宏源融成）

王雪蓉/陆灏川/牟瑾瑾/王胜

在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中国不再是过去承接产业的国家，反而成了向外转移产业的重要力量。从微观层面看，“走出去”出海已经成了很多企业增长的关键亮点，其中民营企业表现格外亮眼，成为中国出海浪潮里的主力军。2024年私营企业的出口额占了全国总出口额的64%，2023年非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占比提升至48%；还有许多民企在港股筹集资金，在海外建工厂、投入研发、优化供应链，为出海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在出海地的选择上，报告对高端制造、中低端制造及生产性服务业三大领域的目的地进行量化评估：中低端制造业围绕劳动力要素，优先选择东南亚（印尼、越南等）、拉美（墨西哥、巴西）等人力成本低、物流效率适配的“成本洼地”；高端制造业聚焦创新投入与产业协同，适配新加坡、德国等创新生态优的发达国家及越南、马来西亚等与中国企业合作深的东南亚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如上游研发设计、中游供应链管理、下游品牌营销）则与制造业转移同步且更关注市场需求，倾向新加坡、美国等服务贸易强、创新产出高的发达经济体及阿联酋、印度等专业化服务突出的区域节点。

民营企业从产品出海、产能出海到品牌出海，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有力：

「1」2001年至今：产品出海，中国制造占领全球。中国加入WTO后，民营企业出口额一路上涨，战略层面有两大起步方式：其一为代工切入模式，承接国际大牌订单，和国际品牌合作设计研发，许多消费电子、纺织服饰企业凭这招快速进入全球供货体系，如申洲国际；其二是靠差异化打开局面，向海外细分市场进行设计与技术创新，或针对特定地区做本地化开发，如传音控股。中国出口结构不断升级，“新三样”出口的崛起标志着产品出海从数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

「2」2018年至今：产能出海，大争之世的供应链本土化。伴随美国301调查计划对华加征关税并限制投资，一轮产能出海潮就此开始，中国先进制造的影响力也从2018年显著凸显。成功的产能出海需要伴随组织能力的出海，许多企业建立了高度授权的区域团队，更加注重在出海过程中持续学习与知识沉淀，演进成了更为灵活、渐进式的“小步快跑”策略。2018年以来电力设备、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的上市公司投资地多元，在不同区域市场建立多个支点，形成具有弹性与适应性的全球网络。

「3」2023年至今：品牌出海成为新方向，未来增量空间显著。背后三条逻辑主线：

一是制造业话语权提升，企业将微笑曲线中部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移，集中资源扎根研发、设计（左端）与品牌运营、销售（右端）等高附加值环节；

二是数字产业实力输出，包括跨境电商“四小龙”构建“供应商—平台—消费者”的全球数字贸易短链，成为全球数字基建重要组成；

三是文化软实力赋能，通过IP破圈实现国潮全球共鸣，例如自有IP结合本土叙事的潮玩出海，《黑神话：悟空》《哪吒2》等文化产品也打开国际市场，国潮元素成为跨文化链接的媒介。

品牌出海未来增长空间巨大，企业层面重点关注：一是产品力，看产品在全球市场有没有竞争力；二是品牌建设，包括海外消费者对品牌的熟悉度、海外销售渠道的覆盖情况，以及品牌文化能不能融入当地；三是本地贡献能力，比如海外工厂的大小、现代化水平，以及为当地提供的就业岗位等；四是产业链纵向一体化能力，即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较低，有利于出海业务扩大利润空间。

我们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行业地位、出海相关性（涵盖当前出海占比与未来出海前景），兼顾不同行业领域的均衡覆盖，并结合分析师自下而上推荐，筛选出一系列能够代表中国出海的民企领军者，作为「民企出海20组合」，供各位投资者参考。（公众号不涉及个股，完整报告请联系申万宏源策略团队）

风险提示：海外政策与合规层面存在不确定性；市场认知偏差易引发经营风险；汇率波动可能带来汇兑损失；海外运营存在供应链风险。

1.中国从“世界工厂”到“质造领航”

1.1 第五次产业大转移中，中国实现身份转变

世界产业分工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中。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已发生五次产业大转移：中国在第四次产业大转移中以“世界工厂”身份承接全球产能，而在第五次产业大转移中，则转变为产能输出国。中国这一快速的身份切换，背后是制造业能力升级后，其形成的比较优势向全球的自然外溢。

回溯前几轮产业转移历程，全球产业分工的区域变迁，直接重塑了各国经济格局。这一脉络首先体现在英国：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凭借率先启动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的优势，经济权重逐步攀升至全球核心，随着人口流动带动经验性知识的传播，到19世纪中期，技术垄断逐渐瓦解，向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技术转移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同时向殖民地适度转移技术以提升殖民地的购买力。这便是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产业大转移（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其特点在于并非英国本土产能的直接转移，而是技术扩散为前提，成本驱动为动力，早期全球化提供条件，共同导致的结果。

其次体现在美国：进入20世纪，美国逐步承接了全球经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其从区域工业国跃升为全球制造枢纽，二战后，欧洲和日本工业基础损毁严重，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援助）和对日占领期间的产业扶持，向工业基础较好的国家——以日本、德国为代表，输出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其工业重建。同时在20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中，美国在“从0到1”的基础突破中领先，集中资源发展“从1到N”的信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匹配日本、德国的高素质劳动力。这形成了第二次产业大转移（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日本、德国在吸收技术后主动创新，全球制造业形成“多级竞争”格局。

随着美国经济崛起，其服务业在消费扩张中悄然崛起。1960年以来，1970年代石油危机下，美国企业加速将产能转移至拉美和亚洲“四小龙”地区（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信息技术、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对经济贡献提升。这便是第三次产业大转移（20世纪60-80年代），新兴经济体成为主要承接地。美国将外围地区纳入其产业链分工，如拉美、东南亚提供原材料，欧洲、日本生产中间品，美国专注高端制造和终端市场。美国向海外的产能转移持续至面向中国的第四次产业大转移（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经历多次产业转移，美国从制造业大国逐步转变为服务业主导经济体。

同时，日本从制造业强国升级为技术输出型经济：正如前述所言，日本在二战后的第二次产业转移中，通过承接技术扩散和产能配套，为1960-1980年代的经济崛起奠定基础，在此期间日本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力量之一，制造业成本、土地价格、能源成本也因经济过热持续上涨，低附加值产业外迁至亚洲“四小龙”等地区。1973年石油危机增加了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负担，美国也加大了对日本重工业产品的出口限制，日本作为能源资源严重匮乏且奉行“出口导向为主”政策的国家，为了寻求更具发展潜力和利润空间的产业方向，加快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迁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步伐。这同样属于第三次产业大转移（20世纪60-80年代）。

日本随后逐步进入1990年开始的“失落的二十年”，1985 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出台《前川报告》，将“促进海外直接投资”列为四大支柱之一，为扩大市场需求“走出去”的需求更加迫切，重视GNP超过GDP，日本企业将研发、开发留在日本，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印尼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了研发与生产分离的分工格局。这段时期属于全球的第四次产业大转移（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中国成为了制造业承接地。

中国在世界分工格局的变化之下，快速积累制造业优势：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吸引了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的企业，将以纺织行业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电子设备组装工厂为代表的低技术高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20 世纪90年代，全球跨境资本总体保持快速增长，全球化加速，发达地区向中国转移产能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逐渐成为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尽管在该时期，中国承接的制造业普遍为低附加值领域，中国积累了海量的生产经验、技术工人储备和产业配套能力，为后续向智能和高端制造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第五次产业转移（21世纪10年代至今），中国快速完成身份切换：在第五次产业大转移中，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规模、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国，全方位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企业国际化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不同于日本“被迫转型”，中国内需市场庞大，以内需为基础，出海为补充，中国在全球有全产业链优势，可同时输出基建、制造、数字服务。

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出海”的转变，背后是内外部因素的共同驱动。内部层面，国内劳动力、土地等核心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涨，部分产业为优化成本结构、维持竞争优势，催生了向海外转移的内生需求；外部层面，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政策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凭借税收减免、土地让利等政策红利，积极吸引外资技术企业落地。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为精准捕捉新兴市场的增长潜力，也主动加快了向这些地区的产业布局步伐。

1.2 民企乘东风，成为出海先锋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比较优势，本质是许多个优质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结果。民营企业灵活的国际化战略与本土化创新、品牌跨文化叙事，成就了中国在多个领域出海的繁荣。

在这一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其独特优势，成为出海的重要力量。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在多个领域具备比较优势，这为民企出海提供主动卡位的底气，参考2025年3月9日《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布局民企“第一集团”——构建「优质民企20组合」》。

私营企业在出口总额上远超国有企业，且差距持续扩大，2014年，私营企业出口总额为9547亿美元，国有企业为2565亿美元；到2024年，私营企业出口总额大幅提升至22736亿美元，国有企业则为2782亿美元，在产品出海方面，我国民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和活力不断增强。

民企在对外投资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加大，2006年末，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高达81%，非国有企业仅占19%；到2023年末，国有企业占52%，非国有企业占48%，非国有企业占比显著提升。

上市公司的数据也能印证这一结论。从境外收入来看，民营上市公司的贡献持续提升——在所有上市公司境外收入的总规模里，民企占比从2006年的11%，增长到2024年的45%，这直观体现了民企出海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民企常借港股上市募资以支撑全球化布局，这既体现港股融资与对接国际资本的优势，也反映企业出海需求增长，所募资金多用于海外拓展、本地化生产等。2022年以来赴港上市民企节奏加快，且多为行业头部企业，涵盖多个领域，募集资金用途聚焦全球化，港股成为民企对接国际资本、助力扩张的枢纽。

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在出海中的贡献也不容忽视。“隐形冠军”这一概念由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出，指的是在某一细分领域占据绝对领先地位（通常位居全球市场前三）、年营业额不超过50亿欧元且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中小型企业。根据2016年赫尔曼・西蒙的研究，全球的隐形冠军企业共有2734家，其中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数量达到了1307家，这一数据体现出德国在细分领域中小企业的强劲实力。

“隐形冠军”是中小企业出海的生动体现，中国与德国具有类型特征。根据2024年各国出口总金额及其对应的《财富》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可以发现，对美日韩等大多数国家来说，大公司的数量确实决定了国家的出口表现，遵循着“巨头数量与出口规模呈线性关联”的常规逻辑。不过中国和德国却跳出了这条常规曲线：德国世界500强仅29家，但出口规模远超同梯队国家；中国大陆的世界500强企业123家，接近美国的139家，出口规模明显超过美国。

这凸显了中小企业在出口贸易中的强大支撑作用。我国工信部认证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与“隐形冠军”含义存在相近之处，同样聚焦于在细分领域全球顶尖的企业。工信部自2016年披露首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至今，当前累计已认证八批、993个（不包含复核情况）示范企业，2024年新公布的第八批包括388个示范企业，相比往年大幅提升。

2.出海去哪里：以我为主，构建国际分工新格局

在产业出海的进程中，不同行业因自身属性、核心需求及发展逻辑存在显著差异，若采用统一标准选择东道国，难以精准匹配产业发展需求。为此，我们针对三类行业分别构建定量评价体系，以评估不同国家或区域的出海适配情况：中低端制造业重点考量成本竞争力、劳动力供给与物流效率；高端制造业聚焦创新投入强度、技术转化能力与产业协同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则侧重服务贸易活力、合作黏性与市场潜力。

为何要单独阐述生产性服务业？因其当前重要性不言而喻。生产性服务业是各行业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支撑——工厂生产需其研发设计，商品全球销售需其物流结算，企业升级需其技术服务与品牌运营，这些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如今，汽车制造、电子产业、跨境贸易等都离不开这类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能提升产品价值，比如当前手机的差异性主要来自设计、软件等 “无形服务”。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能助力我国在国际市场获取更多收益，已成为经济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需要单独阐述。

2.1 中低端制造业：围绕劳动力要素选择

全球中低端制造业的迁移始终遵循“成本洼地”规律。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外迁，到二战后美国汽车产业转向日德，再到20世纪后期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每次转移核心是因为内部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本质上是企业对土地、能源、人力、物流等成本要素的敏感响应。为系统评估目的地潜力，我们构建的评估体系重点围绕人力成本、人口结构、供应链三大核心维度。人力成本是明显影响因素，人口结构关注可持续性，例如年轻人口占比、教育水平与技能结构。供应链效率聚焦物流网络的韧性：高效的港口周转、清关速度与多式联运能力是支撑中低端制造业“薄利多销”模式的关键。

从中低端制造业出海地的评估结果看：

（1）东南亚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制造业经济发展地位占据主导。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雇员的平均月收入”超9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数超7分。

（2）拉美地区因近岸外包战略崛起。墨西哥、巴西等国依托毗邻北美消费市场的区位特性，具备劳动力优势，借助区域自贸协定深度嵌入美洲产业链。其“雇员平均月收入”评分在8分以上，“劳动力总人数”评分在6分以上，但需注意应对供应链本土化不足的挑战。

（3）非洲及中亚新兴枢纽的价值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布局。贝宁、孟加拉国则凭借极致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劳动力可持续性红利，形成全球产能的锚点。其“雇员的平均月收入”、“老龄化程度”（负向指标）评分均在8分及以上，这些区域以差异化的要素禀赋，重新定义中低端制造业的区位选择逻辑。

2.2 高端制造业：聚焦创新投入与产业协同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激烈，中国高端制造业开始往创新资源多、产业配套全、市场空间大的区域转移。回顾历史，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精密制造技术传到欧洲大陆；20世纪，美国向战后的日本、德国输出航空航天技术和管理经验；上世纪后半叶的信息革命时期，美国的创新成果扩散到全球技术发达的地方。本质上，这一系列过程都是企业在挑选技术环境好、人才充足、产业协作性强的区域进行布局。因此，我们构建的区域评估因素主要依据创新投入、产出及产业协同等维度。其评估体系也涵盖了制造业情况、高科技出口、经济水平、与中国合作黏性维度的指标。

从高端制造业出海地的评估结果看：

（1）发达国家凭借创新生态优势稳居第一梯队。新加坡、荷兰、瑞典、德国等发达国家“创新产出指数”、“创新投入指数”评分均超7分，创新能力较强，以技术壁垒锁定行业优势，成为全球高端产业链的技术源头。

（2）东南亚因外资设厂与产业积淀正在快速崛起。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跻身中上游。一方面，外资密集建厂、本地化出口推动其“高科技出口金额占GDP比重”均超7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些国家在前期承接了中国中低端产业转移，在“近五年中国对其FDI流量占比”、“中国对其FDI存量占比”、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取得至少9分的成绩。在与各国已有良好的合作往来及配套的制造业基础下，东南亚正在迅速发展为全球高端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潜力区域。

2.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转移同步，更关注市场需求

过去，生产性服务业的位置会随制造业重心变动，但两者有区别，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更依赖市场需求：工业革命时期，航运、仓储等基础服务随英国制造业扩张向欧洲大陆延伸；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制造枢纽后，金融、研发、物流等专业化服务伴随产业升级形成全球网络，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20世纪后期亚洲“四小龙”承接制造业转移时，跨境物流、贸易结算等服务同步集聚。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关注因素一是服务生态够不够成熟，二是能不能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体现在我们的评估模型中：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对“创新产出指数”和“创新投入指数”的优先级作出了差异化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将“创新产出指数”权重设定为30%，“创新投入指数”权重设定为10%；而高端制造业则相反，将“创新投入指数”权重提升至30%，“创新产出指数”权重调整为10%，二者呈现出明显的权重优先级互换特征。这样调整的原因在于：创新投入聚焦的是供给侧层面，具体包括在创新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及搭建的相关制度环境，这些要素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求更为贴合；而创新产出侧重的是需求侧层面，核心是看创新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哪些实际影响，这与生产性服务业所依赖的市场需求，适配程度更高。其评估体系也涵盖了服务贸易情况、经济水平、与中国合作黏性维度的指标。

从生产性服务业出海地的评估结果看：

（1）欧美及亚洲发达经济体构筑全球服务高地。新加坡、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稳居第一梯队，其核心优势在于创新生态与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这些国家“创新投入指数”均超8分，研发密度与人才储备全球领先；在“创新产出指数”得分上均超7分，技术成果转化率较高。其中美国、新加坡、英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金额”评分均达10分，高端服务占据全球市场核心份额，凭借技术壁垒与网络覆盖锁定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成为全球生产性服务业的标准制定者与资源枢纽。

（2）区域服务枢纽依托区位与专业化优势崛起。阿联酋跻身前10-20名，成为连接东西方市场的关键节点，“创新投入指数”超7分，在跨境金融、贸易结算等领域形成专业化优势；更核心的是两个中国FDI相关的评分指标均达10分，与中国在服务领域具有深度合作黏性，“服务贸易增速”得分为10分，依托中东能源市场与区域自贸政策，物流、数字服务等领域扩张迅猛，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拓展潜力。印度“服务贸易出口金额”得10分，软件外包等领域的规模优势显著。

3.出海如何升级：从走出去到立住脚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过去20余年中国企业出海的三种主流模式，即产品出海、产能出海、品牌出海，通过拆解其经典成功案例，我们对其内在机制、成功因素将有更深入的理解，以便我们站在当下、面向未来，筛选出最具出海潜力、成长空间的优质民企标的。

首先，我们认为可以将民企出海模式分为三个层次：

2001年至今，民企出海以产品出海为核心：通常依赖中间商、跨境电商或自建海外网络，将国内研发生产的产品，出口至全球市场。民营企业境外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占比从2000年的1%，逐步上升到2024年的24%。

到2018年，优质民企的出海模式普遍升级为产能出海：民企不再局限于“国内生产、全球销售”，而是主动在生产端布局海外建厂、参与基建投资或开展企业并购，同时在流通端搭建海外仓储体系，以此构建完整的国际生产能力。

2023年之后，民企出海又进了一步，推动品牌出海与产业出海：一方面通过设立海外子公司进行本地化运营，或输出特许经营模式，让海外消费者认可品牌的价值；另一方面，有的企业让技术方案、线上服务也“走出去”，例如跨境电商的全流程服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出海，这样更高的格局我们称为产业出海。

3.1 01年至今：产品出海，中国制造占领全球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民营企业迎来拓展海外市场的“窗口期”，出口金额快速上升。为了在海外市场打下根基，有两种常见的战略路径：一是用OEM/ODM 的方式给国际品牌代工；二是挖掘不同市场的需求差异，针对特定市场和消费群体开发产品。

「1」帮国际品牌商代工，是起步较快的方式。家居家纺、食品饮料、消费电子等行业中，也有很多民企通过代工，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好处在于利用国内高效的生产制造能力，快速进入全球供货体系，暂时无需投入过多精力用于建立海外销售渠道。

「2」瞄准细分的差异化需求，使得许多企业积累了很多创新产品的先发优势。中国的许多企业善于挖掘不同市场的需求差异，无论是在电动牙刷、空气炸锅、投影仪这类产品设计创新上，还是在扫地机器人、无人机这类技术含量高的新兴品类中，都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引领能力。针对海外特定的人群差异化开发产品，是更为激进、但更容易取得巨大成功的方式。

从企业微观实践到宏观数据，我们能清晰看到中国出口结构的巨大转变。中国出口结构从传统的纺织品、家电等 “老三样”，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 “新三样” 转变，标志着产品出海从 “数量驱动” 转向 “质量驱动”。2024 年，中国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1385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3.9%。

3.2 18年至今：产能出海，大争之世的供应链本土化

产能出海是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如在东道国设厂，直接在当地生产并供应市场，与产品出海的“国内生产、全球销售”模式有明显区别。

相比2018年以前全球相对稳定的贸易环境，2018年伴随美国301调查计划对华加征关税并限制投资，以及全球的其他一些地区也希望减少贸易逆差、保护本土产业与就业，供应链本土化的优先级明显上升。因此，一轮产能出海潮，就此开始。

中国先进制造的影响力也从2018年显著凸显。2019年光伏实现平价上网，2020年中国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弯道超车，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上升。这在产能出海中的体现便是，2018年前，中国制造业头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许多通过并购获取技术、销售渠道及品牌影响力，属于“棕地投资”，而2018年以后，进入“绿地投资”时代，一方面许多民企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伴随在全球比较优势的体现，绿地投资更为适合，无需担忧并购整合成本等问题。

因此，民营企业的产能出海，内外部因素均有，欧美关税壁垒显著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产能出海的民企更加广泛。

结合我们在第二章对于出海目的地的讨论，成熟市场应对关税壁垒、同时看重创新投入与产业协同，新兴市场则有成本优势、更在发展机遇下市场潜力巨大。本土化的产能也更加贴近本土市场，有利于产品的定向适配。

成功的产能出海，也伴随着组织能力的出海，要求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策略、营销方式甚至商业模式。如何做到这一点？（1）许多企业建立了高度授权的区域团队，配备具备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赋予其较大的本地决策权，同时通过数字化工具实现总部与区域间的高频数据同步与战略协同。

（2）更加注重在出海过程中持续学习与知识沉淀，将在一个市场中获得的经验与教训迅速转化为其他市场的运营模板或风险预警机制。这种组织上的敏捷与学习机制，使得企业能够更快地适应不同市场的监管要求、消费习惯与文化环境。

（3）演进成了更为灵活、渐进式的“小步快跑”策略，往往优先进入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文化适配度较高的市场，如东南亚、中东欧及部分拉美国家，建立初步的本地化生产或运营基地；待积累一定经验后，再逐步拓展至欧美等成熟市场或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

因此，民营企业的出海模式逐步摒弃了过去大规模、一次性投入的传统出海模式，转而采取强调在不同区域市场中逐步建立多个支点。我们统计2018年以来各行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公告（按首次公告日期），电力设备、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的对外投资目的地都非常多元，已经形成一张具有弹性与适应性的全球网络。

3.3 23年至今：品牌出海，国家影响力突破临界点

3.3.1 制造业话语权：扎根微笑曲线两端

在民企产能出海的过程中，企业主动进行生产布局的优化，为制造业升级筑牢了基础：它们将位于微笑曲线中部、附加值相对较低的 OEA（原始设备装配）、OEM（原始设备制造）等生产环节，向成本更优的地区转移；同时把研发、销售这类处于曲线两端、能创造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向集聚创新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区域集中。

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业早已突破微笑曲线中间生产环节的局限：一方面，优质民企凭借自主设计能力的提升，向ODM（原始设计制造）升级，占据微笑曲线的左端，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话语权。另一方面，这些企业通过提供高品质产品与服务，从 ODM 进一步向 OBM（原始品牌制造）迈进，在微笑曲线右端，着力塑造良好品牌形象，依托品牌影响力斩获更高市场溢价。

3.3.2数字产业实力：以技术方案为桥，拓通全球数字脉络

在中国企业出海浪潮中，跨境电商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力量，和当年日本出海潮依托于商社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商社是源于财阀内部的贸易公司，逐步演变为多功能商业综合体，像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丸红在企业的制造业出海时包揽零部件、销售、售后、金融等环节，在零部件供应上形成“供应商—商社—工厂”的“一轨半”夹层结构，充当关键桥梁。相比之下，中国跨境电商构建起扁平高效的全球贸易网络，打破多层中间商壁垒，形成“供应商—平台—消费者”的短链。它包容中小商家，整合多币种支付、物流、营销、数据分析等全链条服务，头部平台通过海外仓、智能分拣提升配送时效。

当前，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成为全球共同的数字基建。以“电商四小龙”SHEIN、Temu、速卖通、TikTok Shop为例：SHEIN 凭灵活供应链筑护城河，而 Temu、TikTok Shop、AliExpress 背靠大厂，以低门槛、少收费吸引商家。TikTok Shop 靠短视频与电商模式在北美及东南亚占优；Temu 凭极致性价比和社交裂变在北美快速扩张；AliExpress 以品类丰富取胜，积极开拓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完善本地化服务。Temu 计划在2025年拓展中东、非洲，通过建设区域仓库提升物流效率。除了跨境电商外，TikTok的算法技术、华为的5G方案都是中国数字实力显著提升后、出海走向世界的体现。

在AI应用创新与商业化落地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基数和丰富的数据资源，基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及工程师长期的努力，中国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更新迭代速度极快、且在全球有不少原始创新。未来，中国也很有可能在全球AI应用层和创新场景层走在世界前列，最终形成新一代的数字出海范式。

3.3.3 文化软实力：IP破圈，国潮唤醒全球共鸣

以文化为媒介的软实力输出，也是品牌出海的重要一环。在传媒、消费领域，越来越多品牌得到海外市场认可，这种影响力的提升是品牌出海的实际体现。比如游戏《黑神话：悟空》，凭借极度拟真的西游世界场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核，在海外游戏市场收获大量玩家；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即《哪吒2》）在海外上映后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国际市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底蕴深厚，国潮元素不仅在国内消费领域广泛应用，更随着出海浪潮走向全球。

4.构建民企出海20组合

品牌出海未来增长空间巨大，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企业出海潜力：一是产品力，即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二是品牌建设，涵盖海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海外销售渠道的覆盖范围及品牌文化的本地化融入程度；三是本地贡献能力，包括海外工厂的规模、现代化水平及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四是产业链纵向一体化能力，核心关注企业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即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较低，有利于其出海业务扩大利润空间。

我们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行业地位、出海相关性（涵盖当前出海占比与未来出海前景），兼顾不同行业领域的均衡覆盖，并结合分析师自下而上推荐，筛选出一系列能够代表中国出海的民企领军者，作为「民企出海20组合」，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注：公众号不涉及个股，完整报告请联系申万宏源策略团队）

风险提示：

（1）海外政策与合规层面存在不确定性：海外地缘政治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壁垒、技术出口限制、数据安全法规等政策变动，均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出海进度不及预期；

（2）市场认知偏差易引发经营风险：不同区域消费习惯、品牌认知差异较大，如果企业对目标市场的战略判断出现失误，将面临经济损失。

（3）汇率波动可能带来汇兑损失：企业开展出海业务时，可能因汇率波动产生汇兑损失，对企业盈利造成冲击。

（4）海外运营存在供应链风险：海外物流时效不稳定、仓储成本上升等问题，可能影响企业供应链正常运转，给海外运营带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