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报告能反腐？这家公司100人被辞退

（来源：小碳）

在过去，ESG报告往往被视为“环保账本”，重点放在碳排放与能效数据，如今互联网大厂开始在ESG报告中披露反腐败和合规数据，这意味着ESG正逐步成为衡量企业内部治理透明度的工具。一百人被辞退、三十余家供应商被拉黑的事实，为市场提供了新的观察窗口：ESG不仅关乎减排，更关乎公司治理与商业伦理。

9月初，字节跳动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披露了二季度的员工违规处理情况，通报显示共有100名员工因触犯公司红线被辞退，其中18人因涉刑事犯罪、恶意损害公司利益等原因被实名通报，8人涉嫌刑事犯罪已被移交司法机关。这是一个让人震动的数据。当反腐败被写入企业的ESG报告，数字不再只存在于公司内部的纪律通报，而是成为资本市场、外部投资者乃至公众可见的治理信息时，反腐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

如果说过去互联网大厂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内部风控”或者“道德风险”的范畴，那么如今通过ESG披露，这些数据已经被纳入到企业的合规、治理与透明度评价体系里。字节的通报只是一个典型切口，而放眼整个行业，腾讯、阿里、美团和京东在2024年度的ESG报告中都公布了反腐败相关的举措与成果。这意味着，反腐败正逐渐成为企业在治理（Governance）维度中最具实质性的披露内容之一。在碳圈和ESG投资人眼中，治理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审视，反腐败数据甚至比环境板块的排放数据更能体现一家公司的风险底色。

与以往相比，这次的不同在于，企业不再仅仅用抽象的“廉洁文化”“合规体系”来描述反腐，而是以明确的数字交出一份“反腐账本”。腾讯的ESG报告显示，2024年反舞弊调查部共查处触犯“高压线”案件100余起，100余人因此被辞退，并且有31家合作供应商被列入黑名单，永不合作。阿里巴巴在治理部分强调“无上限问责”，由董事会的合规及风险委员会监督反腐管理，廉正合规部与法务合规部负责执行，所有人都在监督范围之内。美团则由阳光委员会主导，承担制度机制建设与廉正文化推广的责任。京东集团则在治理章节披露了对实习生、顾问等全体人员的廉洁承诺机制，并将反腐与薪酬挂钩，同时在重点业务领域开展专项治理。这些内容的共性在于，它们不再是口号，而是将反腐作为可量化、可监督的治理指标呈现出来。

如果横向对比，可以看到大厂们在治理框架中的差异化路径。腾讯依靠一个高度独立的反舞弊调查部，直接向董事会层面汇报，显得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审计+合规”体系；阿里则强调从董事会到廉正合规部的全链条问责，以制度自上而下压实责任；美团通过“委员会+廉正文化”的结合，试图营造更柔性的治理氛围；京东则在执行层面更强调硬性的制度约束，将反腐直接绑定激励与处罚机制。这几种模式背后共同折射出一个事实：治理的核心在于能否建立清晰的权责边界，形成对权力运行的制衡。

然而，即便有了数字、有了制度，大厂反腐依然远未解决“屡禁不止”的顽疾。浙江大学韩洪灵教授指出，互联网大厂腐败问题的三大根源在于关键岗位权力过于集中、制度建设滞后，以及“流量至上”的业务导向。这些问题并非单靠纪律通报或是几万小时的培训就能消除。换句话说，ESG报告中的反腐数据，固然能展现企业的透明度，但并不等于反腐本身已经取得了决定性成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芮萌教授则进一步强调了反腐体系的三大不足：举报机制不健全、第三方监督缺位、技术审计滞后。这意味着，即便大厂愿意披露，也可能只是在“自己监督自己”，缺乏外部力量介入。举报人是否能得到保护？是否存在被打击报复的风险？企业披露的案件数据是否已经全面覆盖？这些疑问在ESG语境下尤其关键，因为ESG的治理部分强调的就是独立性与有效性。当反腐数据成为ESG指标，投资人看的不仅是数字本身，还要看制度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大厂并非没有资源去构建更先进的反腐工具。它们掌握着最前沿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能力，却在治理上依旧大量依赖传统的举报渠道和人工调查。大厂能用AI精准推荐广告，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AI去识别贪腐风险？ 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腐败往往隐藏在复杂的交易链条与人际关系中，本应是技术识别的最佳场景。未来，如果企业真心把治理作为核心竞争力，那么构建基于大数据的风险预警模型，运用AI对异常交易、异常成本和异常供应链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将可能改变反腐的效率与深度。

文化建设是大厂在ESG中另一类常见披露。阿里在2025财年为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提供超过58000小时的廉正培训，腾讯也面向员工与供应商开展廉洁专项培训。这些努力体现了企业在“软治理”方面的投入，但问题在于培训与承诺能否真正改变行为。反腐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缺乏硬性约束与独立监督的情况下，它很容易沦为一种合规“秀肌肉”的动作，而未必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

当我们把视角从互联网大厂扩展到更广泛的ESG实践，会发现“治理”是最难被量化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碳排放数据有明确的计算方法，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投入金额和受益人数体现，而治理往往停留在原则性描述。互联网大厂选择把反腐败数据公开化，其实为其他行业提供了一个样本。能源企业、航运企业、制造业公司在披露ESG时，往往更关注环境和社会，而在治理部分流于空泛。如果大厂的反腐数据能成为投资人参考的硬指标，未来其他行业是否也会被要求披露类似的治理数据？换句话说，ESG报告会不会推动企业治理走向“数字化问责”？

这一趋势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首先，对于投资人而言，治理披露的完善将直接影响风险判断。一个敢于公开反腐数据的企业，至少在透明度上优于只报喜不报忧的同行。其次，对于企业而言，这种披露会倒逼治理流程更规范，否则数据与实际不符时，反而会引发更大危机。最后，对于政策制定者与监管层而言，这可能成为推动企业治理走向实质化的一个工具。就像碳排放披露逐渐成为强制性要求一样，未来治理维度的数据化披露或许也会逐渐纳入监管框架。

回到最初的问题，ESG报告能反腐吗？答案或许是：ESG报告本身并不能反腐，但它能让反腐可见、可比、可问责，从而对企业形成新的外部压力。 这意味着反腐从内部纪律问题转变为市场与公众监督的问题。对大厂而言，辞退100人只是数字，但把这个数字写进ESG报告，就等于把它放到了聚光灯下。治理的意义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能否通过透明的披露和独立的监督，推动企业逐步解决权力集中、制度滞后、监督乏力等结构性问题。

未来，当越来越多的ESG报告开始披露治理细节时，反腐败不再只是公司内部的事情，而会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部分。互联网大厂走在了前面，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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