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战时书库”

转自：贵州日报

地母文萃景区之地母洞。

▶文澜阁《书库全书》原本书影。

贵州省图书馆藏《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

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地母洞旧照。

贵州博物馆“华夏同御侮 黔山续文脉”展上，还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场景。

杭州西子湖畔，浙江图书馆地下书库，原本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文澜阁本”）在远离日寇侵华战火八十年后，其保管方式至今仍处于战备状态：三万六千册典籍分门别类地存放在三百六十个组合樟木书箱里，箱上有编号，四箱为一组；库书平日存放于图书馆混凝土结构的地下书库里，倘若遭遇紧急情况，车辆可直接进入书库转移书箱。抗战烽火期间老一辈文澜阁本护书人留下的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离杭州两千公里外的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金鳌山（亦名文澜山）地母文萃景区，以“浴火文澜 战时书库”为定位，用“一洞一台一线一院”（即地母洞、晒书台、西迁故事线、文澜院）的手笔，接续起文澜阁本八十多年前的西迁文脉。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文澜阁本西迁“战时大后方”贵阳存藏六年又八个月，其间历三次转移，终归“战时书库”地母洞秘藏五年零八个月。

“当战火席卷华夏，国之瑰宝穿越风烟，于洞穴幽光中静待黎明；文人学者与黔中百姓相遇，在对话中点燃新的思想星火。”当下正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的“华夏同御侮 黔山续文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化•文物•文献展”，如是描述贵阳地母洞之于国宝的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国宝西迁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我国古代卷帙最为浩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开纂，乾隆帝颁诏辑佚库书、广征天下遗书。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黔省夙号荒徼，人文卑陋”，无书可献。但《四库全书》中有黔人身影：安顺陈法所著《易笺》八卷，为黔地唯一入选者，由山东巡抚采进；铜仁徐如澍任武英殿四库馆分校、编修，参编《四库全书》；广顺刘清誊录《四库全书》七年有余。《四库全书》历十四年编成，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涉猎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问领域，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被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万里长城”。四库成书后，先后缮写七部分藏南北，并效仿宁波范氏天一阁，建造了七座阁楼存放，史称“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为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南三阁”即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不同时期，装载于不同的书箱中：乾隆年间颁书，库书封于统一的楠木书盒中。晚清内忧外患、战火四起，文澜阁本成为“南三阁”唯一幸存者。光绪年间重修文澜阁楼，制黑色木质存书柜，双开门结构，门上有“文澜阁尊藏，钦定四库全书”鎏金字样，人力难以搬动。另有大大小小、形状并不规则的木箱若干，木料也不统一。民国初年，文澜阁本迁至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妥善保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日寇铁蹄逼近，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字叔谅）先生着手准备阁书迁徙事宜，阁书保管员毛春翔先生始终其事，其在一九四七年所撰《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中，详述阁书播迁始末：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倭寇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未几，沪杭线，时有敌机肆扰，馆长陈叔谅恐阁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七月末，情势日益恶劣，乃决定迁运日期及地点。日期，定于八月四日。地点，决定富阳鱼山石马村赵宅……八月一日，全馆职员麕集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三日深夜装竣。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善本八十八箱，共二百廿八箱。四日晨阁书立馆，运往江干装一大船，余奉命随书出发，负保管之责。五日午刻，抵达鱼山。

富阳鱼山与省垣杭州仅隔一条富春江。一九三七年十月，敌机轰炸杭州日益剧烈，“鱼山可闻爆炸声”“鱼山安全顿成问题，乃再议迁建德”。二百余箱书，一夜搬运上船，越桐庐、至俞赵，因船重水急，无法前行。彼时，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已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建德。于是商请急派大卡车一辆，将阁书分批陆运至建德。十二月，书抵建德。十二月二十四日，杭州沦陷，建德震动。一九三八年一月起，阁书再次装箱启程，经金华抵龙泉，至二月事竣。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遣九人从上海赶赴杭州，追寻文澜阁《四库全书》下落，此时阁书已到浙江龙泉——这一细节载于日本学者松本刚《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一书。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浙图馆长陈训慈先生的《运书日记》以及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的《竺可桢日记》，记载了二人与浙省、教育部商议阁书迁往内地、黔省一事。浙江省政府意见为在浙省内妥藏，期间几经博弈。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载：“至三月初，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教授来浙，商运阁书去贵阳保存。意谓西南僻远，战事不至波及，迁书斯土，可高枕无忧，浙人士亦以为然。”三月十八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咨文交通部，请交通部电令浙赣、粤汉路局免费拨车装运文澜阁本。咨文内容如下：“查浙江省立图书馆原藏《四库全书》，为国内孤本，至可宝贵。现业已运至浙江玉山，亟须经由浙赣、粤汉等路运至长沙。除饬浙江大学派员接洽，妥慎押运外，相应咨请……”

《竺可桢日记》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记载：“叔谅来，知文澜阁《四库全书》于日内可由龙泉起运赴湘。”三月二十七日，阁书自龙泉出发，经福建浦城，再折回浙江江山，又从江山入江西，约于四月十四日运抵长沙。在长沙稍作停留，阁书于四月二十五日从长沙出发，经湘北、湘西入黔，至四月三十日深夜运抵目的地黔省省垣贵阳。书抵贵阳，著名学者张宗祥赋《陈叔谅来》一诗以赠：“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护书心血债全愿，历劫飘湘发奇香。”

在黔三迁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文澜阁本庋藏贵州凡六年零八个月。

按教育部指令，阁书先寄藏于贵州省立图书馆内。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馆长蓝端禄在给贵州省教育厅的《呈报浙江省立图书馆寄存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单》呈文中云：“……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业于四月三十日由教育部所派代表李絜非及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諴会同监运抵筑，并指定寄存本馆……馆长当即镇[缜] 密布置馆内妥善地处暂为储藏，并指派馆员会同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諴逐日开箱清理，计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三千六百四十七部、四万二千五百三十六册。细目详列附呈之书目单内。清理后并饬馆员与史君当面加封封存。”

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由棉花街旧粮道署修缮改造而来，面积狭小，房屋结构也不合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贵州省政府及教育厅训令贵州省立图书馆绘具图样及预算，另建坚实书库，以装储阁书。五月二十七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呈送《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各一份。但战时全国吃紧，贵州财力无多，另建书库之议遂告搁置。九月，省教育厅垫资购得张家祠堂作为藏书地。

张家祠堂在贵阳威清门外侧，有大小房屋数十间，此前用于存放弹药之用，房屋的质量与数量颇符合藏书需求。稍加修缮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阁书迁藏于张家祠堂，夏定域先生奉命前往保管。

贵阳僻处万山之中，加之又是抗战大后方，大家以为阁书就此安全了。孰料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十八架敌机袭击贵阳，城中心最繁华的大十字、小十字毁于一旦，离城中心两公里处的张家祠堂虽幸免于难，然终究离城太近，敌机难免再来，阁书安全终属可虑。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贵阳北郊的地母洞可用。经实地考察，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阁书迁往地母洞存放。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在兰端禄馆长的陪同下，前往查勘地母洞地形及阁书保管情形。他写道：“洞在贵阳城北十二里，位旧筑渝官道右侧一山腰中，西南向，山作尖锥形，洞身距山顶约五六十丈，洞口涧四丈，高亦如之，系一天然洞，洞内多有石钟乳下垂，洞积约十一二方丈，略作方形，近底处地势稍低。左右侧各有套洞，左侧之洞略高，现为贵州省立图书馆所派之馆工二人寝所；右侧之洞，原为炊爨之所，现已迁去。洞口外筑有半环形土垣，高约及丈，右侧辟门。垣外筑有草屋三间，由夏保管员、县府所派警士二名及住洞内之女尼，分别居住……洞口开涧，洞身外露，面积亦大，又系西向，整个下午，能浴日光，实至难得，尚合藏书条件。更以山顶石厚，距城又远，空袭威胁，似无可虑。”“洞内筑有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之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铺有厚约尺许之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如台之式略广，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书箱现均置木板上，尽属平放……书箱封条有‘贵州省立图书馆封’字样，盖有经晒人私章。”昔日地母洞藏书之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贵州“天无三日晴”，防潮、晒书为库书保管重中之重。阁书藏于地母洞期间，各方不断改善库书存储条件。通过《四库全书改善设备计划》、《临时费预算表》及《估价单》等档案，可详细看到当时周密而科学的改善措施。档案显示：书库改善设备后，“三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圆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启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积蓄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

查阅档案可知，为有效除潮，还专门制定了晾晒库书的具体操作流程，每箱书必须经过清点、开箱、装箱、晾晒、捆扎等程序，详点无误后，然后加樟脑粉，用油纸、牛皮纸包盖完善，再加钉钉固封箱。因晾晒库书除潮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对库书进行晾晒除潮成为必须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后，又于春季加晒一次，形成春秋两次晒书的惯例。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是为“黔南事变”，省城震动。教育部委国立中央图书馆派车前来贵阳转运库书。十二月六日，库书保管员毛春翔及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阁书由地母洞运至张家祠堂集中，八日，装箱起运，迁移至重庆青木关。

学人用书

书在藏，更在于用。黔地文献流传至今者，始于明代，明以前既稀少且不获存。这使得历史上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让“贵州”成为“贵州史”，成为历代贵州学人的心愿。文澜阁本在黔，是贵州学人用书的良机，亦是提高西南文化的契机。

一九一九年，任可澄主持新修民国版《贵州通志》，以弥补旧版通志年久失修、疏漏过甚的缺点。该通志至1948年印成，历经三十年之久，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征集。当文澜阁本西迁来筑，诸位修纂人员自然想到辑纂《四库全书》有关贵州的资料。

李独清先生奉命前往地母洞抄录。其有《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藏贵阳地母洞 往抄有关黔中记载以诗纪事四首》，其中一首云：“将见杭城陷，潜师倭又回。山川惊鼓角，文物化烟埃。秘笈安全徙，边陲捆载来。筑垣地母洞，不待斧斤开。黔中文献少，如遇馈贫粮。脉望摊书出，隃麋隔砚香。土官抄底簿，鄨邑辨何方。破晓飞驰至，逃空地亦良。”对文献典籍的渴望之情溢于言表。详细抄书经过，李独清先生在《续修和征集文献经过》所蓄甚详：“浙江图书馆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贵阳地母洞，教育部有邀请各大学派人校勘是书之意，馆中同人以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府转教育部将趁校勘之便，录抄有关贵州史料，馆中委托我到地母洞翻阅文澜阁库书，将其中涉及黔中的资料抄出。我乃偕书手二人，自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历时年余抄完。”完毕后，李先生曾将这批资料编排为八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可惜因经费困难无从付印，又遇战乱，材料多数散佚。但这些资料仍发挥了重大作用，修正了通志中所记载的某些不实材料，填补了贵州不少史料空白。当外来文化种子与贵州山川人文相互滋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保存与延续的历史，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苦难中自我更新的磅礴力量。

一九四二年九月，国立贵州大学不过数月，首任校长张廷休向教育部呈文：“文澜阁《四库全书》内移贵阳，此在原省实为千载难逢之盛事。请求就近传抄一部，留庋贵州广为传布。”呈文获批。为做好传抄工作，国立贵州大学特推举了柳翼谋、崔苹村、全受仲三位先生拟定传抄计划、办法、选书标准和书目。一九四三年，国立贵州大学制定《选钞文澜阁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选抄书目一百零三种三千九百九十九卷。贵州大学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卷一八〇 “修建四库全书保管员工住宅清册”，载有教育部训令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派员与浙江省国立图书馆商讨“传抄四库全书珍本”事宜，并在地母洞外建设茅屋以为保管员住所及传抄四库全书之处所。为此，贵州大学及保管员毛春翔，一起拟定搬迁、建库、传抄计划，教育部拨款八万五千元来完成此项计划。计划未及施行，库书运往重庆，抄书之事未成。

抗战胜利后，文澜阁本的归宿有三：一是返回杭州。当初从杭州迁来，理所应当完璧归浙；二是迁往南京。南京是国民政府首府，库书前往可为南京文化中心地位增重；三是留在贵州。西南地区文化发展滞后，贵州又为西南五省的交通枢纽。留贵州，可以带动西南文化的发展。

书留何处？教育部专员前去拜访张宗祥先生。张先生说：“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是国民政府从前清接收而来，属于公物，任凭政府处置；但在补抄文澜阁本库书时，费用全部出在浙江，可以说该书是浙江父老的公物。要问该书的归属，当问问浙江人的意见。”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文澜阁《四库全书》返迁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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