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去“涂改”左宗棠

　　▌蔡辉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清代诗人杨昌浚赞美左宗棠的诗，写于1878年，正值左公挫败分裂势力，践行了“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的豪言。近日，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上线，呈现了左宗棠当年高呼“六十老翁得死疆场，幸事也”，抬棺西征，以坚定的斗争意志、雄奇的军事才能、伟岸的人格，历经艰难，维护祖国统一的伟绩。

　　在“中兴四大名臣”中，左宗棠是唯一的民族英雄，也是被娱乐化涂改最多的人，他的儿子左孝威亦误称，左宗棠降生时，其母“梦有神人自空中止于庭院，谓牵牛星下降”，“室中忽有光如白昼，灯烛皆掩”。

　　关于左宗棠桀骜不驯、掌批同僚、沽名钓誉、背叛幕主等传言，更是汗牛充栋，多属空穴来风。据《左宗棠传信录》一书作者刘江华考证，甚至坊间传为左宗棠的名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真正作者实为姚元之。

　　左宗棠说：“能受天磨真好汉,不遭人嫉是庸才。”以为平生无事不可自证清白，但娱乐化绕过大是大非的追问，用海量谣言转移关注点，使后人忽略了左公的精神本质，徒视以“异人”“怪才”“学不来”。

　　其实，左宗棠非天才（多次科举失败），更非完人，他的成功来自刻苦、勤俭和仁爱，但这些传统中培育的优良品质也遮蔽了他的视野。去伪存真，认识真正的左宗棠，已成当务之急。本文主要参考了《左宗棠传信录》一书。

　　左宗棠楷书七言联

　　冒名参加乡试

　　坊间传言左宗棠是天才，4岁时听父亲教两个哥哥，便“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5岁已读《论语》《孟子》等。其实左宗棠“9岁始学作八股文”后，已以死记硬背为主，其父“每命一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

　　成年后，左宗棠科场屡败，有运气不佳（1835年，左宗棠曾上榜，因湘籍名额已满，左宗棠排名最后，名字又从榜单上被拿掉）、为父母丁忧、鄙视废学（26岁后弃科举，甚至拒绝好友郭嵩焘推荐他参与贤良方正科，此科难度低）的因素，也有不善考试的因素。

　　左宗棠在乎科举。

　　他本名左宗樾，当时科举需先过童生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关，左宗棠未参加院试（为父母守孝），为获乡试资格，他花钱买了监生，并冒年近60岁的同乡老秀才左宗棠之名，竟然成功。

　　清代这种操作不罕见。张謇因祖上三代无功名，属“冷籍”，无学籍，便借张育才之名，考中秀才。后张育才家以此要挟，反复索要钱物，“诉讼延续了几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下来”。直到张謇20岁时，礼部同意他重填履历，撤销控案。

　　左宗棠63岁时还想辞总督、参加科举，慈禧太后赐他“同进士出身，加封文渊阁大学士衔”。清例，汉臣非翰林出身，去世后不可谥“文”，官至大学士则不受此限。整个清代，只有咸丰时名臣周天爵非翰林出身，也不是大学士，死后被破例谥为“文忠”。慈禧太后看透了左宗棠的小心思，不仅给他以出身，还给了他死后被谥为“文”的资格。

　　左宗棠最终被谥为“文襄”。

　　躬耕中参透事理

　　左宗棠幼时家贫，“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脩脯（学生交的学费）无从得食”，遇灾年，全家“屑糠为饼（把糠磨碎做饼），食之仅乃得活”。1812年左宗棠出生，母奶水不足，嚼米为汁喂养，左“日夜啼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

　　左宗棠曾告诉长子左孝威：“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

　　虽科举不成，左宗棠却得名臣陶澍（道光朝重臣，林则徐之师，经世派代表）赏识，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任其7岁独子陶桄的家庭教师，长达8年，遍览陶家藏书，陶家给左宗棠的待遇丰厚。

　　左宗棠“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号“湘上农人”，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训，有善策还是耕田”。弃科举后，左宗棠“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曾著《广区田图说》《朴存阁农书》。后任陕甘总督，在督署后园设菜畦，名节园，称：“边事略定，以病乞休未得，于节园开畦种菜，颇得故乡风味。”晚年到北京购宅，亦强调要有菜园。

　　从放弃科举到入张亮基幕之间的10余年，左宗棠靠农事和教书，家财渐多，足以静等机会。37岁时，林则徐与左宗棠面谈，惊为“绝世奇才”，招他入幕，左宗棠婉拒。

　　农事之余，左宗棠“继续研究舆地、农桑、兵书、盐政及漕河、水利、荒政诸务”，通过艰苦的农耕实践，左宗棠参透事理：“百工技艺，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晓，至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

　　半路杀出个潘祖荫

　　40岁时，左宗棠入张亮基幕，后入骆秉章幕，左宗棠的段子聚焦在此时期，大多经不起推敲，最极端的是“掌掴樊燮案”。多部史料笔记称永州总兵樊燮因未向左宗棠行请安礼，被扇耳光，樊燮视为奇耻，让两子在家中穿女装，科举成功才可易服，后他的儿子樊增祥考中进士。

　　此事子虚乌有，本是湖广总督官文见过樊燮，认为他“曾经战阵，人亦明干”，荐任湖南提督，樊燮正准备到京接受皇帝面试，湖南巡抚骆秉章却弹劾，称樊贪污、逾制。咸丰帝大怒，下令严查。

　　左宗棠作为师爷，代拟奏折是本职工作，且他确实一直不欣赏樊燮。但没想到樊燮迁怒于左宗棠，上折称骆秉章被“劣幕”掌控。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咸丰令官文彻查，官文曾调左宗棠到湖北工作，语不甚恭，左宗棠本看不起亲贵，骆秉章又不肯放，此事不了了之，因此得罪官文。

　　官文狡猾，请皇帝另派钦差来查。

　　弹劾案让左宗棠陷入人生最大困境中，但咸丰帝未令钦差可“就地正法”左宗棠，因这类案件的责任在主官，“劣幕”最多被斥退，罪不及死。左宗棠没想到，“无一面之缘，无一字之交”的潘祖荫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逆转了局势，咸丰反下决心重用左宗棠。

　　潘祖荫为何帮左宗棠？因他和郭嵩焘是上书房同事，咸丰信任郭嵩焘，派他外出任事，却引出麻烦，遭僧格林沁弹劾，咸丰降了郭的职，郭不高兴，以病辞，咸丰亦怒。郭嵩焘与左宗棠少年相识，不便出面申冤，只好请潘祖荫帮忙，竟一举成功。

　　一生平视曾国藩

　　在“樊燮案”中，潘祖荫、胡林翼均全力助左，传言肃顺也暗中相助。

　　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正式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此被误解为出自曾幕，其实，左宗棠从没入过曾幕，他一生平视曾国藩。

　　曾国藩比左宗棠大一岁，但左早两年中举，曾最终金榜题名，左却未成。曾国藩办团练初，左宗棠正在张亮基幕中，对其支持甚力，二人交往渐多，左称曾：“其为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左宗棠长于办饷。骆秉章撰文称：“湘中财赋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音如雨，疆圉指边界），外救邻封，未尝谓大府之钱，未尝乞邻邦之助，兵无饥燥之事，民无困敝之虞。”湘军工资高，是正规军的三倍左右，故战斗力强，除自守外，湘军还自备军粮，出援收复多地。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兵败投水自杀，左宗棠冒险从被困的长沙城缒城而出，极力安慰。

　　左宗棠多次挖苦曾国藩，称其“于兵机每苦钝滞”“才亦太缺”“才短气矜，终非平贼之人”，天京之围时，左宗棠准确预判了太平军的突围方向，曾国藩却未加防范。左宗棠在奏折中，将此事捅了上去，曾国藩因此受责，二人关系破裂。

　　左宗棠这么做，可能是想炫耀，也可能是出于忠诚。左宗棠曾说：“为人臣子，当时局败坏时，一心为国家计，不但置己之生死利害勿顾，即所事之成败利钝亦不深较，亦可谓纯臣之用心也。”

　　将士愿为他拼命

　　在娱乐化书写的滤镜下，人们眼中的左宗棠是一个固执、怪脾气、有才华、动辄与同侪闹矛盾的偏执老头，这绝非事实。

　　左宗棠的“西师”经费奇缺，每年应支800余万两，可西征前1875年，仅得200余万两，各营断饷11个月，连30万两抚恤备用金都被挪用。历年欠饷总和更达2740余万两，出征饷银没着落，冯玉祥的父亲曾在“西师”当兵，进疆时，“口粮一次发给8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可全军士气高昂，因为士兵们敬佩左宗棠的人格，愿为他拼命。

　　美国学者W.贝尔斯说：“左宗棠最强硬的对手从来未能指责他从公款中攫取一个铜板据为己有。”“对他的指控中，唯独没有贪污公款这一条。”为收复新疆，左宗棠过手经费超1.2亿两，无一文入自己腰包。

　　作为总督，左宗棠每年养廉银即2万两，95%用于助人，仅寄家200两。左宗棠身居高位，“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为防伏案工作磨损袖口，他请人做了一对套袖，大营将士们敬称为“宫保袖”。

　　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早四五点即起办公，天明召集全家吃早饭，通常是蒸红薯和煮蚕豆，小孩子只能分得半个红薯。

　　左宗棠的肚子大，曾饭后自捧其腹笑曰：“将军不负腹，腹亦不负将军。”旁人拍马屁说腹中是“满腹文章”“满腹经纶”，一小校说“将军之腹，满贮马绊筋耳”，左宗棠深以为然。湖南人称牛吃的草为“马绊筋”，喻左宗棠所求甚少，所奉甚多。

　　公生明、廉生威，所以左宗棠能百战百胜。

　　有时游离于时代潮流

　　晚清贪官遍地，为何左宗棠能独善其身？这与出自世家，家教甚严有关，成就了不以贫贱易节的操守。左宗棠曾写信给好友郭崑焘（郭嵩焘的弟弟）说：“自十余岁孤陋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

　　同治十一年，为祝左宗棠大寿，次子左孝宽修缮了家中旧屋，多花600两，左宗棠写信批评：“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表示：“今年满甲之日，不准宴客开筵，亲好中有来祝者照常款以酒麫（同面），不准下帖，至要，至要。”

　　“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一切均从简省，断不可浪用。此惜福之道、保家之道也。”晚清世风日下，像左宗棠这样重视家庭教育的高官不多，但他也陷入道德困境中——晚清官场陋规横行，不贿赂办不成事，督抚每年要送京官炭敬（冬天给的钱）、冰敬（夏天给的钱），郭嵩焘一次“炭敬”花了近4000两，左宗棠也差不多。

　　左宗棠打造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起点福州船政局，积极引入近代科技，可他曾以“破坏风水”和不利国防为名，反对修铁路，虽去世前改变观点，力陈修铁路必要性，但耽误的时间已难追回。

　　学者芮玛丽认为，左宗棠等“中兴名臣”更想回到三代之治，而非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传统既赋予左宗棠超凡的力量，建立了不世功业，也遮蔽了他的智慧，有时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

　　人无完人，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后人应对本国史寄予起码的温情与敬意。对于左公，亦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