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们到大城市去之后

　　▌张晓玲

　　在《到上海去》这本小说集中，作家水笑莹以敏锐的目光聚焦于社会结构中常被忽视的女性劳动者群体，如护工、保姆、家教等照护性劳动职业女性，以真实、细腻且不失批判性的书写揭示她们在生存困境中的“隐秘抵抗”。

　　在她的笔下，护工陈俊青、住家保姆朱丽和徐美玉、私人家教钟紫冉等不再是他人生活中的背景人物，而是拥有挣扎、欲望等复杂情感与主体意识的鲜活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在照护和服务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女性失去面容和声音，水笑莹则看见和听见了这些女性，赋予她们叙述权，用生动的书写勾画这些劳动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坚韧姿态。

　　在笔者看来，水笑莹小说中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并不仅限于个体际遇，而是一种以小见大的切片，将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张力通过白描式的写法带出，留下遐想的空间。当她写人物在环境之中的行动时，她也在写人物的个性，这一重“张力”使得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既能唤起读者的熟悉之感，也能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对人性的探讨。这样的书写形成了一种带有人文关怀的文学姿态，她用细腻且坚定的笔触记录女性生存的真实生活图景，展现这些女性在沉默、压抑和牺牲中的自我修复和觉醒。

　　《到上海去》 水笑莹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有能力做出选择的女性

　　在小说中，水笑莹采用一种“外—内—外”的叙事结构：叙事的切入点往往始于家庭之外的社会性空间，再逐步过渡到主人公被遮蔽的家庭内部生活，最终再返回外部现实，在主体的觉醒或行动中完成结构闭环。

　　例如在《百年好合》中，主人公陈俊青作为护工、田玲作为被照护者，出现在医院这一典型的“社会他者照护场域”中，随着叙事层层推进，读者分别进入两人的家庭历史，得以理解其情感的压抑与声音的沉默：陈俊青早年因为父母的不作为，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婚后因丈夫患病陷入照护劳动的人生经历；田玲幼时被庸医误诊耽误了病情而截肢，在弟弟弟媳意外去世后全身心照顾侄子长大成家，却患肠癌。而在小说结尾，陈俊青乘船送骨灰途中悄悄撒掉骨灰的行为，则让人物完成了一次不易被察觉的“反叛”，在于使人物完成了一次“微小”的自我觉醒。

　　在小说《去迪士尼》中，来自农村身为住家保姆的主人公徐美玉正在逐步临近体力劳动者谋生上限的六十岁，面临这种生存边界焦虑，她在同乡的劝说中试图通过再婚解决养老问题。小说开篇于中老年KTV相亲局中，逐步转入倒叙：婚后丈夫无所作为，家庭经济拮据，女儿五岁时徐美玉被迫出去做保姆养家。丈夫患癌后，她带着丈夫四处求医，投入全部积蓄直至人财两空。丈夫去世后，她随已婚女儿回到上海，但由于女婿的介入，她无法在女儿家中获得容身之所，只能回归劳动市场，通过做住家保姆获得一处寄人篱下的栖身之地。在内部家庭生活中，徐美玉始终被绑定于为他人付出的传统性别角色中：妻子、母亲、照护者，而自己却被家庭系统排除在“受益者”之外。万幸的是，她放弃通过再婚保障老年生活，拒绝依附他人。她暗自发出声明，“她靠自己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哪里需要什么老周老李”。徐美玉不再是社会和家庭权力结构中被动的他者，而是一个有能力做出选择的女性。

　　细节写出小人物的生活

　　除叙事结构独具技巧之外，水笑莹对细节的把握能力同样令人惊异。小说中对细节的呈现有一种力透纸背的真实感，读者可以很轻易地将这些主人公链接至我们周遭世界中所存在的人，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难以引人留意的底层女性小人物的生活。

　　例如《珠穆朗玛》中的保姆朱丽，丈夫没有上进心日子得过且过，朱丽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督促他努力，他却回复，“一个女孩子，不用我们操心的”，“好多次，朱丽觉得自己的力气打在一团棉花上”，无奈的朱丽只好自己外出做保姆赚钱养家。丈夫悠闲度日，喝酒养鱼，晚上醉醺醺归来，只想着床上那点儿事。朱丽“跟过去三十多年里无数个夜晚一样，离婚的想法在她的脑海里盘旋又落下，又总是尘埃般被轻易带起”。

　　《百年好合》中的护工陈俊青，看到别人一顿饭吃二十来块钱，心里暗自评价“这么吃哪存得住钱”，她婚前辍学养家同时承担做饭与干农活的重任、婚后照顾生病的老公、老公去世后养育儿子、儿子长大后继续为儿子结婚做打算，“她原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只是一个过渡，现在却像一只苍蝇一样，滑落到油瓶里，动弹不得”。

　　《去迪士尼》中的保姆徐美玉，一天做三份工供女儿上完大学和研究生，结果丈夫又患癌，花光积蓄人也没留住。原本想跟女儿生活，但“打从踏入女儿家门起，就知道自己待不长，女婿常说要把妈接过来，生了孩子后就让他妈带。徐美玉看看这个家，两个小房间，以后添了孩子，亲家母再过来，自己还不得赶紧挪窝？”她无奈回归住家保姆工作，但却面临着老无所依的处境，“快到六十岁，人好像正在一点点被什么东西覆盖住，不再能灵活地应对各种事情……衰老不是一下子降临的，而是像日复一日不停地在身上蒙上一层湿纸一样，让她一点点行动受困，直到最后才覆住眼耳口鼻，一命呜呼。在这缓慢的进程里，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感到新的不安”。

　　无论是朱丽，还是陈俊青，抑或是徐美玉，她们都被卡在家庭和社会的多重人生困境中难以挣脱。这些女性往往被多重家庭角色“捆绑”——兼具女儿、妻子、母亲、儿媳、外婆等身份，她们成为家庭照护体系的实际支撑者，似乎生而为女，就不得不走上这样的命运。家庭内部所有照护型工作如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和护理病老等职责均默认为女性职责，尤其在基层社会，这种分工更为固化。这些女性的人生被完全束缚于家庭关系，身份不断叠加甚至“过载”，她们在无处可依的同时成为整个家庭的依靠，却在被利用殆尽后排除在家庭受益者之外。

　　尽管水笑莹真实地呈现了女性所处的困境，但她对这些女性的描写并未囿于对“母职”的赞美与神圣化，也非单一强调女性困境的苦难叙事，而是全方位展现她们作为“人的存在”的复杂性。水笑莹同样拒绝这种对母性的绝对的神圣化与精神化，她笔下的母亲并非理想情境中那些无私奉献的圣母，受制于“母职”的她们尽管妥协于现实生活，但无论兼顾多少身份，她们始终没有完全消除人类存在所持有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身份——“自我”。

　　她们保留着生活的乐趣，如《紫河车》中的母亲王慧岚，她对生活充满热情，用心打理家务，做菜讲究，“土豆永远是切成细细的丝，冲干净淀粉焯一趟水，拿热香油炝点干辣椒浇上，再加香醋、香菜和麻油凉拌”。即便在生病胃口欠缺时，还会去市场挑乳黄瓜，给自己腌酱瓜拌着粥吃。搬新家后，她精心装扮鱼缸，靠养鱼调剂生活。此外，她们也保留着私心与私欲。以《去迪士尼》中的徐美玉为例，她知道女儿缺钱换房，却还是将银行卡攥在自己手里，为自己未来的独居生活保留存款，“一块一块攒下的钱，筑成了她的安全感，要是一下子被拿掉，就像抽走她的脊梁柱一样”。水笑莹笔下的人物形象是丰富而饱满的。她不仅描述了这些女性因何而活和如何生活的问题，更借用小说这一形式，探索至更为真实的本质，即这些女性“活”的这一动作，她们对于生活的顽强抵抗，那种在困境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韧性，是水笑莹所观察和书写的女性生命景观。

　　虚实交汇定格的瞬间

　　最后，令人无法忽视的还有，这些小说的结尾可能会出乎读者意料之外，这些似乎是美化过的结局给人一种有悖常理的不真实感，而这种看似不真实的结局恰恰是虚构带来的异质感，令读者在期待的落空中对现实生活保持警惕，在贯穿真实与虚构间隙的同时，提醒读者注意两者之间存在的距离。水笑莹的小说展现了作家以虚构触探真实的决心，正是这种决心产生了对细节的追求，展现在细枝末节之中，勾起读者内心的汹涌和情感共鸣。

　　故事中这些坚韧的女性令人如此熟悉，这些似曾相识的形象未经召唤就从记忆中跳出，身边的女性至亲浮现于眼前，她可能是我们的外婆、母亲、姑姑、姨妈甚至是邻居阿姨，更有可能是未来的自己。借由作家的观察和描述，我们开始看清她们的周遭，在困惑与理解交加的复杂情绪中重新认识她们。

　　诚然，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是高于虚构的，现实的结局可能会更为残酷，但借助小说的虚构法则，水笑莹捕捉到了在虚构和现实之间走向缓冲地带的平衡，正如费兰特所言，“文学的虚构是专门让人讲出真相的”，而这个真相在水笑莹的小说中，更像是一个个极具张力的肥皂泡，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得它们得以成形，但她所做的工作并不是用文字构建一个超写实的物质世界，因此她不是在一比一复制现实世界的“残酷的真实”，她仅仅只是向读者吹起一个个故事的泡泡，当读者看到其表面上闪耀的人物的弧光时，她又用一种轻盈笔触将故事带离残酷的现实。肥皂泡一触即破，正如她笔下的故事，总是在人物即将完全“败给现实”的时候结束，这是虚构的“特权”，让作者有权将笔下的人物剥离出全然的丧失处境，定格在肥皂泡即将破灭的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