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张黔地风物老照片“回家”

转自：贵州日报

民国初年的朱启钤、于宝珊伉俪。

《朱启钤藏黔籍目录》抄本内页。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朱启钤自阅本。

朱延琦（左）和王军在捐赠仪式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7月31日，在省博物馆举行的“朱启钤先生藏民国老照片捐赠仪式”上，贵州乡贤朱启钤生前珍藏的43张距今近百年的黔地照片“回家”。朱启钤曾孙、捐赠人朱延琦在年近八十之际，第一次回到了贵州老家。此次同行的除了珍贵的照片外，还有朱家后人。“朱家的贵州老家情结，要传递给下一辈了。”朱延琦说。

“朱启钤先生是没有到过贵州的贵州人。这批照片，是先生寄托乡愁的藏品。”捐赠促成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说。这组照片，是继20世纪60年代朱启钤先生去世前，安排捐赠贵州省图书馆15类304部图书后，其珍贵藏品再次“回家”。王军是开阳县金中镇人，与朱启钤的老家开阳双流镇相距6公里。

没到过贵州的贵州人

“朱启钤先生一生没来过贵州，但因籍贯贵州紫江，他只认自己是贵州人。”王军说。紫江即今开阳县，明清为开州，民国初年易名紫江，1930年改称开阳至今。朱启钤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一直自称“紫江朱启钤”，以贵州旧居“存素堂”为堂名，常用的印章是“紫江朱氏”，刊印的书目文献多题“紫江朱氏刊”。

朱氏一生不忘为老家贵州尽乡梓之谊：独资并主持重修了北京市的贵州会馆；竭力搜集、整理、出版贵州地方文献，所收文献近400种，分为前人著述和黔省地方史料两大类；刊印《黔南丛书别集》八种等。历史上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与黔地文献不足征有关。据学者统计，贵州建省之前的千余年间，和黔地相关的文献不过寥寥万字。朱氏的这批乡邦文献，是日后构建黔地历史文化谱系，推进“贵州”成为“贵州史”“贵州学”的重要支撑。

1953年7月，由王世襄先生经办，朱启钤先生将数十年所聚书籍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其中贵州地方文献共689部。1960年，朱启钤向中央文化学院反映，要求将他“捐赠北京图书馆中的黔人黔宦的著作转交贵州”。经文化部图书处与北京图书馆联系后同意。1962年由刘宗汉先生经办，将其中有关贵州省文献由北京图书馆拨赠贵州省图书馆。现贵州省图书馆共存有朱氏赠书15类304部，主要为贵州地方文献，多为清嘉庆以后刻本，部分已系孤本，极为珍贵。赠书几乎都加盖有“紫江朱氏存索堂所藏书印”印章。

可见，“朱启钤先生藏民国老照片”并非先生的藏品第一次捐赠给贵州。此次“回家”的43张照片，是抗战时期朱启钤先生专门请西迁至贵阳办学的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泽霖等拍摄，有首张照片背面“大夏大学教授吴泽霖先生同苗人摄影”的文字标注为证。吴泽霖教授在担任大夏大学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主任期间，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特别以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这些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也让贵州人认识了自己，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在此之前，只有日本考古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讲师鸟居龙藏曾于1902年对贵州苗族进行过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

从文字备注看，“朱启钤先生藏民国老照片”以贵州苗族同胞为主题，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田野调查风格。具体而言，大体可分为四个层面：服饰装饰层面、生活习俗层面、苗胞群体层面及生产器物层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张民国卅年十月，朱启钤先生女婿卢致德（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的“新型汽车行驶苗疆之状况”图，表明了先生对老家贵州发展变化的关注。

整组照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近一百年前贵州的社会风貌、民生百态、民族风情，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研究贵州近现代历史、社会变迁、民族关系、城乡发展、摄影史等领域弥足珍贵的原始素材，丰富了贵州文化记忆库。

此外，贵州省博物馆通过梳理文物账目和古籍资料，统计出五件/组与朱启钤先生相关的文物、文献。一是1987年中央美术局杨宗安先生寄赠的“1927年朱启钤《童蒙训》题签”；二是“近代朱启钤为明代贵州文献事致凌惕安的函”；三是朱启钤先生“存素堂”刻印出版的著作四种：《女红传征略》（朱启钤辑）《澹勤室诗》（清傅寿彤撰）《蠖园文存三卷》（朱启铃撰）《训真书屋遗稿诗存》（黄国瑾撰）；四是朱启钤先生本人著述（民国铅印本）三种《存素堂丝绣录》《丝绣笔记》《紫江朱氏家乘》；五是《朱启钤藏黔籍目录》抄本一册。

“春节”命名者的时空感知

谈及自己曾祖父的贡献时，朱延琦先生特别提及了其为“春节”命名一事。202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决定，中国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5年，我们过了第一个“非遗版”春节。

“春节”来自中国人对于日月星辰和四时物候的感知。在文字历法创立之前，华夏先民通过观察物候、天象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时间、指导农事活动，即所谓“观象授时”。而在古代天文历法中，确立“岁首”为重中之重。“岁首”顾名思义，是“一岁首月首日”的指称，古称“元旦”，俗称“过年”或“中国年”。原始的丰收祭祀就是过年最早的起源。当稻谷收获后，人们自然欢天喜地，于是一边庆祝丰收，一边酬谢神灵的保佑，并祈求新一年的收获。后来，何为岁首、何时过年，是由历法制度规定的。历史上，农历的十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十二月初一都曾被视为岁首。汉代以前，岁首之月并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汉武帝颁布《太初历》，农历正月初一基本上被恒定为“元旦”或“中国年”的日期，直到中国帝制结束。辛亥革命后改用阳历，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元旦”。

两套历法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最终，黔地乡贤、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将阳历1月1日命名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中国年”以“春节”的面貌就此出现。正式的春节只有短短一天，但人们欢庆的状态和“过年”的感受则会一直持续到元宵节，这正是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感知和文化体验。

故而春节申遗成功，贵州人有一份特别的自豪。1914年1月26日，全体国民过了第一个名叫“春节”的“中国年”。算下来，“春节”至今刚好年过110周岁。

巧合的是，7月31日下午，王军先生应邀做客省博物馆“贵博论坛”所作的“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主题讲座，即从中国古人测量时空的“观象授时”切入，将朱启钤试图融合经学、匠学以研究营造学乃至整个文化史的高屋建瓴的学术境界，溯源至天文历法时代。

“穿长衫”“穿汉服”“穿西装”的无倦一生

贵州乡贤朱启钤（1872年—1964年），字桂辛，号蠖园，其九十二年的一生。他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历史背景中，为士为工为商为学，一生不可谓不丰富、不复杂。

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改造的现代化先驱”。具体而言，在清末为“新政能吏”：办教育，官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经画有方。创办京师警察市政，官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外城巡警厅厅丞，草创警政；在民初为“北洋重臣”，迭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等职，代理国务总理，由此督办京师市政，定铁路国营之策，创建中国最早的公园、最早的博物馆等。主持了由中央政府统一考核任用的“县知事试验”，树起了现代文官制度的一块里程碑。1919年“南北议和”任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之后退出政界，一心一意办实业、做实事，创设中国营造学社，从事收藏图书文物、著书和校印书等活动，对我国营造学、北戴河的开发、工艺美术贡献尤著；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善待“朱总理”的佳话被人说了又说。朱启钤是一个旧式家族中走出的新派人物，其游刃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历史张力中，能出能入、能“启”能“钤”——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启”，“开创”之意；“钤”，“闭锁”之意。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朱氏大体一以贯之，做到了审时度势，实干能干。我们可以在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的历史张力中，重新认知朱启钤的进与退、是与非、功与过。

在朱启钤的一生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朱启钤：清末从政时期穿长衫的朱启钤，袁世凯复辟时期穿汉服的朱启钤，出使法兰西时穿西装的朱启钤。对他的一生，贵州作家卢永康先生在出版的《朱启钤传》一书中用“无倦人生”来形容。“无倦”一词出自《论语》，朱启钤视之为座右铭。翻译为白话文，说的是：“孔子谈为政之道，开头就说先劳，即以身作则，不辞劳苦；然后讲无倦，永不懈怠。先劳是前提，无倦是需秉持的精神。”

朱启钤（1872年-1964年），原名启纶，字桂辛，晚年自号蠖园，籍贯贵州紫江（今开阳县）。清末任京师译学馆监督，京师内城、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国年间先后出任交通总长、内务部长，代理国务总理，参与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最早的公园、最早的博物馆等，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南北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开办中兴煤矿公司、中兴轮船公司等实业，创设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图书文物收藏、著述和校印书等活动，对我国建筑学、北戴河开发、工艺美术贡献尤著。一生不忘为贵州尽乡梓之谊，独资并主持重修了北京的贵州会馆；竭力搜集、整理、出版贵州地方文献，所收文献近400种，分为前人著述和黔省地方史料两大类。刊印《黔南丛书别集》八种等。

捐赠的部分“朱启钤先生藏民国老照片”。

（《43张黔地风物老照片“回家”》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