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典：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技术加速主义”的崛起？

【文/刘典】

第一部分 早期风险资本主义的起源与特征

01.什么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风险资本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核心在于通过专业化资本运作推动技术产业化。这一模式诞生于二战后美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既是对传统资本积累方式的突破，也是对技术革命浪潮的响应。

20世纪中叶，随着传统工业资本利润的持续下滑，大量过剩资本亟需寻找更高回报的投资渠道。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的成立成为关键转折点——作为全球首家专业管理风险资本的机构，ARD开创性地将个人化的风险投资行为转化为制度化运作模式，为后来的风险投资行业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半导体、计算机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催生了前所未有的产业机会。

然而，传统银行体系因风险规避原则，普遍拒绝为高风险的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导致技术商业化面临严重资金缺口。风险资本恰好填补了这一“融资空隙”，通过直接股权投资的方式，将资本与创新潜力结合，成为技术产业化不可或缺的推手。1958年《小企业投资公司法》的出台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政府通过提供杠杆贷款和税收优惠，构建起制度性激励体系，为风险资本的扩张扫清了障碍。

这一模式的形成并非偶然，是资本、技术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风险资本通过专业化运作，不仅解决了技术产业化初期的融资难题，更重构了资本与创新的关系。它标志着资本主义从传统的工业资本积累转向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新型资本积累模式，为后续全球科技创新浪潮奠定了制度基础。

风险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展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在投资逻辑上，它采用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策略，例如“投十成一”的经典模型——通过投资多个项目，依靠少数明星项目的超额回报覆盖整体损失。这种策略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如DEC公司（数字设备公司）的成功案例，其高回报不仅覆盖了其他失败项目的成本，更成为风险投资行业早期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在权力结构上，风险资本形成了“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的双层架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金、大学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提供资金，而职业投资人（普通合伙人）则掌握项目筛选与管理权。这种架构既保障了资本的安全性，也赋予了技术专家通过资本实现创新的机会。

在价值取向上，风险资本主义以退出回报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上市（IPO）或并购（M&A）成为实现资本增值的关键节点。“快速规模化-抢占市场-垄断溢价”的标准路径，深刻塑造了初创企业的发展逻辑，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追求技术突破与市场扩张。

表：风险资本主义的阶段性演变

这一阶段的风险资本虽推动了技术创新，但已显现出资本对技术方向的强控制。

第二部分 技术加速主义的崛起与核心主张

01.理论源流与技术奇点

技术加速主义则将风险资本主义的“技术驱动增长”逻辑推向极致，其思想根基深植于哲学、未来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脉络中。在哲学层面，尼采的“超人哲学”被重新诠释为技术超越人类局限的理论依据——他提出的“超人”概念不再指向道德或精神的升华，而是被赋予技术化的内涵，暗示人类通过科技突破生物性限制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则为去人类中心化的技术愿景提供了理论支撑。他们强调“游牧思维”与“解域化”，认为技术作为流动的“无器官身体”，能够打破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重构人与技术的关系。这种哲学思潮为技术加速主义奠定了基础，使其在批判既有社会秩序的同时，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根本性改造。

在未来学领域，技术奇点理论成为加速主义的核心坐标。雷·库兹韦尔提出的“奇点理论”预言，到2045年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引发文明形态的质变。这一预言不仅成为技术乐观主义的象征，更被硅谷的“有效加速主义”（e/acc）奉为行动指南。e/acc的支持者认为，加速技术奇点的到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主张通过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和火星移民等技术手段，实现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彻底变革。

库兹韦尔的“加速回报定律”——即技术进步呈指数级增长——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数学模型支持。他以摩尔定律为例，指出计算机算力在过去50年提升了万亿倍，验证了技术发展的非线性趋势。这种未来学想象不仅塑造了技术加速主义的叙事框架，也深刻影响了硅谷资本对技术投资的优先级判断。

与此同时，技术加速主义内部存在显著的意识形态分歧。左翼加速主义以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为代表，主张通过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其内在矛盾，最终推动其崩溃并构建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派别认为，技术革命并非单纯依赖市场逻辑，而应服务于社会公平与集体福祉，例如通过AI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相比之下，右翼加速主义则以尼克·兰德的思想为核心，鼓吹技术寡头统治，认为少数精英应主导进化方向。兰德的“资本主义即解放”理念将技术视为权力集中的工具，主张通过算法化管理与生物技术改造，构建由技术精英主导的等级社会。这种分野在实践中体现为硅谷资本对技术路径的分化：一方面，开源社区与公共科技项目试图通过技术民主化对抗垄断；另一方面，大型科技公司则通过专利壁垒与数据垄断巩固技术霸权。

技术加速主义的兴起不仅重构了技术发展的逻辑，也深刻改变了政治与经济的权力格局。在硅谷，马克·安德森等资本精英将加速主义定义为“技术乐观主义”，推动其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2024年大选中，硅谷资本对特朗普的公开支持即反映了这一思潮的政治渗透——其背后是对减少监管、加速技术突破的诉求。而在国际竞争层面，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创新，使科技权力成为大国博弈的新边疆。

这种“技术民族主义”既催生了全球化的技术协作，也加剧了封闭式竞争的风险。技术加速主义的实践路径，正从单一的技术崇拜转向更复杂的“技术-社会共生”叙事，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技术无限可能的愿景与社会风险的现实约束。从哲学思辨到未来预言，从意识形态分歧到全球政治博弈，技术加速主义已超越纯粹的技术讨论，成为重塑21世纪文明形态的关键力量。

02.有效加速主义(e/acc)的实践形态

2010年代在硅谷兴起的e/acc运动标志着技术加速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

资本支持

Marc Andreessen（a16z创始合伙人）发布《科技乐观主义宣言》，斥责AI监管是“阻碍进化的暴政”；马斯克通过Neuralink推进人机融合，实践“超人类主义”。

政治操作

2024年美国大选中，硅谷资本首次公开深度支持特朗普，推动放松AI监管、削减社会支出（马斯克计划削减1万亿美元政府开支），为技术加速扫清制度障碍。

表：技术加速主义的主要流派与主张

第三部分 内在连续性：资本逻辑的极致化

风险资本主义与技术加速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展现出深刻的内在连续性，二者共同构成资本逻辑极致化的双重镜像。这种连续性并非简单的线性演进，而是通过资本增殖机制、权力结构重组与技术伦理异化的三重维度，将技术从工具性存在转化为资本积累的主体性力量，最终形成一种以“技术即资本”为核心的新型支配模式。

算法统治 → 决策权让渡AI系统

技术垄断 → 资源集中于科技寡头

伦理真空 → 技术发展突破道德边界

01.资本增殖逻辑的自我强化

在资本增殖逻辑的自我强化过程中，技术的角色经历了从中介到本体的根本转变。风险资本主义阶段，技术作为资本增值的媒介，其价值体现于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例如英特尔芯片的迭代直接推动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从而为资本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然而，在技术加速主义的语境下，技术本身已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成为资本积累的主体。以OpenAI为例，其从非营利研究机构向盈利性子公司（OpenAI LP）的转型，标志着技术资本化的不可逆进程：当AI模型通过数据垄断直接创造价值时，技术本身便成为资本积累的“黑箱”，其运行逻辑完全服务于资本增值目标。这种转变揭示了资本逻辑的深层异化——当技术加速被简化为“资本增殖速率 × (1-伦理约束系数)”的数学公式时，技术发展已彻底沦为资本增殖的函数变量。

风险偏好的极端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传统风险投资虽容忍一定失败率，但仍以规避生存性风险为底线；而e/acc（有效加速主义）则表现出对技术失控风险的漠视，甚至将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视为可被算法优化的“可计算风险”。这种逻辑的荒诞性在于，它试图用技术解决方案消解技术本身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最终陷入“用技术修补技术”的循环困境。

02.精英主义的技术垄断

精英主义的技术垄断则通过权力结构的重构，将资本逻辑的支配性推向新的高度。风险资本主义阶段催生的“VC-创始人寡头”模式（如扎克伯格通过超级投票权构建的绝对控制权），在技术加速主义阶段演变为“算法神权”，即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宣称“技术精英应掌控人类进化方向盘”的言论，正是这种新式垄断的宣言。当决策权从资本家向技术官僚转移时，权力的集中化并未减弱，反而以“技术民主”的幻象掩盖实质性的阶层固化。

这种垄断不仅体现在资本控制的技术层面，更渗透至主体性建构领域：早期风投强调“赋能创业者”的叙事，试图通过技术民主化对抗资本垄断；而e/acc则直接主张“取代人类主体”，其宣言将生物人类定义为“宇宙演进的过渡阶段”，将智能实体视为终极形态。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以“意识上传”为终极目标，试图突破生物界限的行为，正是这种主体替代叙事的极端体现。技术垄断的暴力性在于，它通过重新定义“人”与“智能”的关系，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转化为对生命本身的改造，使技术进步成为资本权力的延伸而非人类解放的工具。

03.技术乌托邦的暴力性

技术乌托邦的暴力性则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殖民，将资本逻辑的矛盾以“进步”的名义强行压缩。风险资本主义保留了“创造性破坏”的辩证性——即便淘汰落后产能，仍能通过创造新就业实现社会补偿；而e/acc滑向“破坏即创造”的极端线性史观，将技术加速等同于绝对进步。这种观念的异化本质在于，它用科技术语包装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资本扩张的暴力性伪装为“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

更危险的是，技术加速主义通过“压缩未来”转移社会矛盾——传统资本依赖空间扩张（全球化）缓解危机，而技术资本则将百年尺度的社会变革强制压缩至十年周期。GPT模型的迭代速度远超社会适应能力，引发的职业恐慌与伦理冲突，正是这种时间殖民主义的直接后果。当技术奇点的临近被渲染为“必然未来”时，人类社会被迫进入“永远未完成的过渡状态”，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不断自我否定以匹配技术演进的速度。这种暴力性不仅体现在对现实的扭曲，更在于其对未来的预设——通过制造“技术必然超越人类”的叙事，资本逻辑将自身合理性永久锚定在“进步”的神话中。

从风险资本主义到技术加速主义的演进，揭示了资本逻辑极致化的内在连续性：技术不再是独立于资本的创新力量，而是被彻底纳入资本增殖的闭环；权力结构从资本家垄断转向技术官僚集权；技术乌托邦则通过时间压缩与主体替代，将资本的矛盾转化为“人类进化”的必然代价。这种连续性不仅重塑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更将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推向新的维度——在资本与技术的共谋中，人类文明正加速滑向一个由算法统治、技术垄断与伦理真空主导的未来。

第四部分 社会影响与批判视角

01.技术垄断与权力重构

在数字资本主义与技术加速主义的双重驱动下，技术垄断与权力重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结构，而这种重构不仅颠覆了传统权力体系，更以隐秘的方式将人类推入新的异化境地。数据封建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权力中心的转移：谷歌、Meta等平台巨头通过算法黑箱行使准立法权，其内容审核标准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技术性法律体系。

当用户行为数据被系统性采集并转化为新型剩余价值时，传统国家主权在技术协议面前逐渐失效，即用户沦为“数据农奴”，其生产资料（注意力与数据）被平台以“免费服务”为名无偿占有。这种权力重构不仅体现在数据控制权上，更渗透至创新生态的底层逻辑：风投资本对“短期可退出领域”的偏好，导致AI与区块链等热门技术过度繁荣，而基础科研（如数学、材料学）却面临系统性资源枯竭。

2022年全球AI投资突破3000亿美元，但聚变能源研发资金仅为前者的1/105，这种失衡暴露了资本对技术路径的扭曲——当技术发展被简化为“可量化的回报率”时，人类文明的长远需求将被彻底边缘化。

02.人的异化新形态

数字资本主义下，人类异化进入新阶段：

03.地缘政治与文明冲突

地缘政治领域的技术民族主义与文明冲突，进一步暴露了技术垄断的全球性矛盾。美国通过“小院高墙”战略试图独占技术奇点红利，e/acc支持者宣称“未来生产力革命无需全球分工，可在盟友高墙内完成”，这一逻辑本质上是技术霸权的自我辩护。

然而，这种封闭式创新反而加速了全球技术多极化：中国“新质生产力”战略推动自主创新，非洲国家尝试建立本土技术认证体系，全球南方的技术反叛正在形成。与此同时，技术精英对“人类备份”的狂热想象暴露了文明危机的深层矛盾——当马斯克等人倡导“火星殖民作为人类备份”时，其潜台词却是默许地球多数人口被淘汰。

这种“牺牲一代人”的加速逻辑，已在全球南方引发抵抗运动：肯尼亚的数据保护专员办公室揭露谷歌AI研究中心93%的数据流向美国总部，巴西Nubank的用户数据成为硅谷算法优化的资源，这些案例印证了“数字剥夺积累理论”，技术优势国家通过制度设计系统性获取边缘地区的数据资源，而全球南方在技术治理对话中陷入双重失语。

第五部分 未来展望：边界与替代方案

01.技术加速的伦理边界

面对加速主义的激进议程，需建立三重防线：

02.替代路径探索

全球正形成对加速主义的制衡方案：

中国“新质生产力”实践

以 “创新驱动、质量优先” 为核心，2022年研发投入超3万亿元，培育新能源、量子科技等战略产业，但强调 “新旧生产力长期共存” 。如东数西算工程平衡区域发展，避免数字鸿沟。

左翼加速主义重构

斯尔尼塞克提出 “社会化算力” 方案：将AI基础设施收归公共所有，使技术红利普惠化；推动 “全民基本收入” 应对自动化失业，切断资本对技术红利的独占。

生态社会主义路径

主张将技术目标从“无限增长”转向 “稳态经济” ，如欧盟强令数据中心使用绿电，将技术演进嵌入生态约束框架。

历史辩证法的启示：从风险资本到技术加速主义，资本逻辑的自我强化始终面临双重矛盾。一方面，它通过技术革命不断突破增长极限；另一方面，其反人性、反生态倾向终将遭遇系统边界。正如马克思洞见：“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当加速主义试图冲破所有时空约束时，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终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