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平洋银行：澳洲联储将在9月会议前后降息，澳元将在2024年升值

西太平洋银行：澳洲联储将在9月会议前后降息，澳元将在2024年升值

澳洲联储将比其他央行晚降息，因为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澳大利亚出现通胀飙升和通缩的时间较晚。各国央行可以根据国内需求调整政策，而不是由美联储主导。汇率方面也将会对此做出反应。



进入2024年，全球通胀将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随着因全球新冠疫情中断的供应链得到恢复，商品价格通胀有所回落。许多经济体的服务业通胀仍然很高，但随着澳大利亚国内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走软，服务业通胀也在放缓。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近期澳大利亚通胀反弹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市场期待着澳洲联储可以从目前紧缩的政策立场到开始降息的那一刻。一旦央行相信通胀将很快回到目标水平，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他们不必等到通胀实际达到目标。这是货币政策滞后效应的一个暗示：央行需要具有前瞻性，对前景的变化和围绕前景的风险做出反应，而不一定是对最新的意外数据做出反应。

几家主要央行已经开始就未来降息的时机进行公开沟通。在某些情况下（包括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这是为了降低政策制定者认为过于热情的市场预期。尽管如此，这些政策制定者承认，降息将在年内到来。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澳大利亚出现通胀飙升和通缩的时间较晚。我们在疫情之后开放，由于制度原因，其他一些供应冲击也对这里产生了更持久的影响。例如，虽然俄罗斯在2022年2月与乌克兰发生冲突，但直到2023年7月，澳大利亚家庭才开始在电费账单上看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异乎寻常的劳动力供应激增，既延缓了工资增长的上升，也抑制了工资增长的上升;我们的工资谈判机构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因此，澳洲联储也将比其他央行更晚降息。我们目前预计澳洲联储将在9月会议前后开始降息，这明显晚于美联储或欧洲央行的市场定价。

我们经常被问到，澳洲联储(或任何其他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央行)能否在如此不同的时间点操作。答案是可以。当汇率浮动时，货币政策可以相当独立地根据国内需求进行调整。正如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那样，全球因素将对所有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行动产生共同影响。但只要汇率保持浮动，各国央行就可以对这一共同因素对国内的影响做出反应，而不是对较大同行的反应做出反应。

对过去历史回顾可以清楚表明这一点。各国央行的确会根据不同的时间表调整政策利率。例如，在2008年初和2010年代中期，澳洲联储和美联储的行动方向相反。国内情况不同，货币政策反应也不同。

浮动汇率制度使这成为可能，因为汇率随后会进行调整，以吸收相对收益率变化所吸引的投资流动的变化。是的，相对于主要经济体较高的利率吸引了资本流动，但它们也推高了汇率。这使得这一交易更加昂贵，因此吸引力下降。如果你担心息差会导致投机性资本流动，那么这是有限度的。

事实上，汇率调整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部分，有助于实现央行的目标。如果利差扩大(或在短期内对澳大利亚来说，变得不像以前那样负)，并且汇率升值，这往往会给国际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国内价格带来下行压力。这包括国内生产的可贸易产品，这些产品必须与外国生产商竞争。结果是较低的通胀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调整是不舒服的。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这更是一个问题，因为资本流动的突然变化可能会造成市场混乱。与另一个经济体有主导贸易关系的国家可能不愿看到本国货币大幅升值，因为这会对出口企业造成影响。这不是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

因此，我们没有看到澳洲联储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操作的任何障碍，这是由它自己对国内通胀前景的看法驱动的，与美国不同。这种时间差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澳元将在2024年升值，尤其是对美元。

当然，如果每个人都预期央行会像我们预期的那样采取行动，这已经反映在汇率中，也就没有进一步推动央行行动的动力了。不过，当我们谈到年底对汇率的预期时，这是一个关于风险平衡的更微妙的故事，相对于当前的定价，市场更有可能感到意外。一旦美联储开始行动，这一不确定性来源就会消失——人们对澳洲联储加息时机的看法的转变，将成为利差定价行动的剩余来源。

围绕这一核心观点存在许多风险，包括地缘政治事件和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阻力。汇率的短期变动可能受到风险情绪的驱动。就澳大利亚而言，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的前景也往往会影响澳元汇率的前景。利率和汇率的前景总是会随着事件而变化。

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经济体的利率前景取决于该经济体的经济前景。中央银行不必机械地跟随美联储，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