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恒大而言 每况愈下的盛京银行究竟是张什么牌？

　　新浪财经王茜

　　在接连被曝获盛京银行资金“输血”、商票逾期未兑付以及打折降价卖房等问题后，恒大终于按捺不住了。

　　6月7日，恒大集团发布了一则声明，针对上述情况解释称“我司与盛京银行开展的金融业务，均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个别项目公司存在极少量商票未及时兑付的情况，集团高度重视并安排兑付”，以及阶段性特大优惠措施仅限部分产品。

　　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网上就盛传恒大商票出现延期兑付问题，恒大一度出面辟谣，但今年1月后相关传闻再度尘嚣甚上。这次是恒大首次承认个别项目公司存在商票未及时兑付，可见这家地产龙头面临不小的资金链压力。

　　而媒体关于盛京银行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向第一大股东恒大“输血”逾千亿资金的报道，则引发了资本市场更深层的担忧。毕竟有包商银行这样的前车之鉴——大股东的贪婪带来多米罗骨牌效应，造成最终的覆灭。

　　无风不起浪。最初媒体关于盛京银行的报道切入点，是今年5月13日上海银保监局发布的行政处罚信息。

　　相关处罚信息显示，盛京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黄浦支行、上海长宁安龙支行、上海普陀支行因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变相用于股权投资、违规向“四证”不全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发放并购贷款变相用于拍地保证金，以及在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和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业务中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问题，被分别处以罚款50万至300万元不等，合计551.86万元（人民币，下同）。

　　当然，仅凭上述信息，难以佐证所谓的“输血”问题。相关报道中的最大疑点指向了2019年6月恒大增持盛京银行——当时，“因盛京银行有提升资本充足水平的切实需求”，恒大的全资附属公司恒大南昌公司以132亿元的总对价认购盛京银行发行的22亿股内资股。认购及发行完成后，恒大的持股比上升至36.40%。

　　对此，前述媒体报道指盛京银行扩充资产规模的目的是购买恒大债。在6月7日的声明中，恒大强调其与盛京银行的业务合法合规，未提及后者是否购买了恒大债。

　　从盛京银行2020年财报来看，作为第一大股东，恒大南昌公司与盛京银行只有少得可怜的192.6万元存款往来，几乎见不到关联交易的“蛛丝马迹”。不过，近年来恒大在盛京银行的诸多动作确实耐人寻味。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许家印关系密切的 “大D会”也深涉其中。

“试水”华夏银行后 恒大瞄准盛京银行的“红心”

　　对于曾立志实现金融全牌照的恒大而言，银行是必要一环。

　　2013年至2014年，恒大通过公开市场举牌华夏银行，为此投入了约36.5亿元，一度成为华夏银行的第五大股东。在2015年的中期业绩会上，恒大总裁夏海钧曾透露恒大出售了持有的两家银行股股份，获利超过20亿元，这其中可能就包括华夏银行。

　　但与投资华夏银行不同，对于盛京银行，恒大一开始就瞄准了“红心”。

　　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商行，盛京银行于2014年年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当时的第一大股东是沈阳国资委旗下的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从盛京银行上市伊始，“大D会”的身影就出现在其H股股东名单中。

　　坊间传言，已逝的周大福集团、新世界发展创办人郑裕彤喜欢打广东扑克“锄大D”，他的牌友包括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华人置业创始人刘銮雄、中渝置地主席张松桥、人和商业老板戴永革等人，因而被外界称为“大D会”。

　　在香港资本市场，“大D会”有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绝对实力。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早年正是通过频频参与牌局获得了“大D会”的支持，使得恒大绝境逢生，顺利登陆港交所。

　　盛京银行2015年年报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郑裕彤家族持有1.02亿股盛京银行H股，约占该行总股本的1.77%；张松桥持有2.35亿股H股，约占总股本的4.06%；人和商业戴永革的妻子张兴梅持有1.01亿股H股，约占总股本的1.75%。

　　有熟人“打头阵”后，故事的主角恒大开始登场。2016年2月至4月，恒大通过公开市场收购、大宗交易以及股权出让等方式，迅速且顺利地晋升为盛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其中，2016年2月29日，恒大通过公开市场交易以及大宗交易收购3.24亿股盛京银行H股，总代价为38.91亿港元；同年4月28日，恒大又通过全资子公司从盛京银行5名内资股股东手中收购该行内资股约10.02亿股，总代价为100.17亿元人民币。两次交易完成后，恒大持股比升至27.24%。

“大D会”几进几出 或为恒大“拾柴添薪”

　　成为第一大股东后，为满足港交所 “上市公司公众持股水平不得低于25%” 的要求，恒大做出调整，出售了部分盛京银行H股给许家印的“老朋友”刘銮雄。2016年5月6日，恒大以69.26亿港元的价格出售盛京银行5.77亿股H股给刘銮雄的华人置业。该交易完成后，恒大持股比降至17.28%，仍为盛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华人置业成为第二大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恒大与华人置业的交易价格甚至略低于其于公开市场和大宗交易的每股收购均价。

　　一年之后，华人置业将这5.77亿股全部以不高于70亿港元的价格，出售给公司执行董事兼主要股东陈凯韵（刘銮雄的妻子，又名甘比），上市公司因此获益22.41亿港元。此后，据港媒报道，陈凯韵在场外陆续抛售股份。

　　随着许家印和刘銮雄的入局，郑裕彤家族继续加仓盛京银行。截至2016年年末，郑裕彤家族持股比升至3.10%；张松桥的持股比则略降至2.59%，而张兴梅退出了H股主要股东名单。

　　2019年5月，盛京银行一把手换人，原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邱火发出任盛京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及党委书记。同年6后，盛京银行宣布增发30亿股，恒大一举拿下其中22亿内资股，将持股比提升至36.40%，彻底掌握了话事权。

　　而在这一年的中期报中，盛京银行的H股主要股东名册里新增了两个名字：孙粗洪与罗琪茵。孙粗洪被港媒称为“壳王”、“仙股大王”，也是英国伯明翰城俱乐部老板。孙粗洪曾在盛京银行上市初期持有股份，2019年再度“回归”盛京银行H股主要股东名单；

　　罗琪茵是维他奶创办人罗桂祥的孙女、香港中南证券老板庄友坚的太太。早前有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庄友坚和孙粗洪是“大D会”成员或密友，曾在2016年底“万宝之争”期间，与恒大一同“扫货”万科H股。

　　“大D会”的上述成员或关系人士在盛京银行的“阵容”保持了一年多，直至2020年12月31日的披露信息显示，刘銮雄家族退出了盛京银行H股主要股东名册，而郑裕彤家族、张松桥、孙粗洪和罗琪茵则继续持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D会”的存在像是在为恒大“拾柴添薪”。

盛京银行不良率急升 资产质量下行

　　除了“大D会”的鼎力支持，恒大也在盛京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中频频“布子”。除了邱火发任盛京银行“一把手”，盛京银行的董监高名单中，还有恒大常务副总裁朱加麟、恒大总裁助理季昆、恒大首席财务官潘大荣、原恒大金融首席风险官杨利亚、原恒大地产开发总监历峥等人。

　　但是，伴随着“大D会”成员的几进几出以及恒大的掌权，盛京银行的业绩表现却难言乐观。

　　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盛京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62.67亿元，同比减少47.40亿元，降幅22.6%；实现营业利润5.91亿元，同比下降90.4%；归属于股东净利润实现12.04亿元，较同期下降77.9%；不良贷款约为178.30亿元，同比增幅达122.75%；不良贷款率3.26%，同比增长1.5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14.05%，同比大幅下滑46.85个百分点。

　　根据安永发布的《中国上市银行2020年回顾及未来展望》，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54家上市公司银行中，28家城商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58%，平均拨备覆盖率为233.12%，这意味着盛京银行的资产质量远低于同行业。

　　当初入股盛京银行时，恒大曾表示，“盛京银行主要运营及财务指标持续表现优异，财务稳健、盈利能力强、估值合理，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和成长性，预期有较高投资回报，收购事项对本公司而言为一项合理的投资。”但盛京银行当前市值为600多亿港元，较恒大首次投资时的峰值730亿港元已大幅度“缩水”。

　　从盛京银行的业绩表现来看，很难支撑起恒大的预期投资目标。但是，面临资金链压力的恒大却牢牢把握着这家城商行的控制权不松手。在这风雨欲来的当下，来自资本市场的猜测和怀疑并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