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秀”落幕，2021年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

作者：Irene Zhou 

来源：秦朔朋友圈

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大选的惊人逆转和龟速点票……2020年的现实情节更胜好莱坞大片，直叫人感叹，是谁才能编出这等叫人脑洞大开的剧情。

目前，4年的“川普秀”落幕，当然特朗普已经发推特称拒绝接受这一结果。同时，尽管拜登从选票上看已经当选，但国会方面的选情颇为胶着。

众议院民主党以「213 vs.195」票领先，但参议院方面两党以48对48打平，令此前市场预期的民主党横扫参众两院的概率下降。如果真是如此，面对分裂的国会，即便拜登胜选，民主党也将成为“跛脚政府”。

与此前的“蓝潮”（blue wave，即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相比，市场此前预期的很多强力措施可能举步维艰，例如大型财政刺激、基建投资等等。

2020年的情节过于精彩，导致一年时间转瞬即逝。2021年并不遥远，我们在2020年面临的苦痛能否在明年终结？或者说，是否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新挑战？

市场对美国大选后的世界似乎过于乐观

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近期在推特上提出了一个比较悲观但却现实的看法——若拜登赢得大选，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快陷入集权世界，但关键在于未来拜登如何治理这个国家？

他可能要面对的是共和党占主导的参议院，和一个被操纵的最高法院，这可能会破坏他任期内所付出的努力，意味着他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疫情应对措施、没有预期的基建刺激计划，而那些潦倒的人民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支持，美国无法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等等。

此外拜登一直在说特朗普并不能代表美国，但其实只能说特朗普不能代表一部分美国人。未来，追求真相和公正的战役必须继续，只是市场似乎对未来过于乐观。

考虑到前期已经推出3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是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规模的3倍之多，即使小规模的财政刺激也会继续支持美国经济继续复苏，只不过复苏速度会比大规模财政刺激下的V型反弹慢许多。市场开始对未来美国经济修复的速度进行修正，这也推动了前期美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大幅回落。

另一方面，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下，拜登纲领中部分政策也不太容易取得进展。这包括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征收更高的税款，专注于绿色能源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扩大《可负担医疗法案》(ACA)。即使选情出现反转，特朗普上台，在分裂的国会下，特朗普希望能提供更多税收减免等计划也会遭到阻挠。这意味着重大的政策变化不太可能发生，中期政策不确定性减弱。

当然，一切还有变数。目前众议院依然是民主党的，但参议院也不是没有可能被民主党拿下，也就是说最初预期的“蓝潮”可能会卷土重来。而最终结果，要等到明年1月5日才能确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摇摆州佐治亚。

这要从美国参议院的改选说起。在此次大选之前，共和党本来拥有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53席，掌控着参议院。本次大选中有35个席位要改选，经过连日争夺，目前已有31个席位出炉，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获得48票。剩下的4票中，共和党大概率会拿下阿拉斯加和北卡2个席位。佐治亚州的2个席位，由于双方的四名候选人都没有拿到获胜所需的50%半数票，根据规则将于1月5日进行决选（runoff），确定席位最终归属。如果民主党最后能拿下这2个席位，那么两党最后在参议院打成50-50平。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在平局情况下将由副总统担任参议院议长，拥有额外的一票。如果拜登拿下总统，任命哈里斯为副总统，那么民主党将凭借这1票的优势掌控参议院。

大选难根本性改变中美关系、但“历史宿命论”不可取

克鲁格曼近期也表示，“美国大选的结果不太可能对中美政策产生重大的变化。”这也是业内人士的共识。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合作共赢（1979-2000年）、竞争合作（2000-2008年）、战略遏制（2008年至今），两党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整体上共和党更为务实，重实际利益轻意识形态，民主党重意识形态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共和党对华负面评价占比高于民主党。两党对华态度整体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世界政经格局变化。

第一阶段，中美有共同对抗苏联的利益基础，其后为促进中国走向西方的自由经济、民主政治、获得中国市场，美方拉拢中国，支持中国加入WTO。两党对华整体友好，对华接触是共识。

第二阶段，中美有竞争也有合作，2000年共和党政纲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但911事件后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对抗恐怖主义等，美国对中国实施“接触”与“遏制”战略。两党在此阶段对华定位出现分歧，共和党对华态度转为强硬与拉拢交织，民主党主张继续与中国接触，认为中美关系恶化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但也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第三阶段则持续至今，美国受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贫富差距拉大，反全球化抬头，同时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冲突加剧。美国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对华全面遏制。两党对华重新走向共识，即遏制中国。

事实上，早在2004年的民主党政纲中就提到，“执政后将立即调查中国滥用劳工权利问题以及操控人民币问题”并“打开一些重要出口市场的贸易壁垒，如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市场”。但2005年开始人民币开启升值进程，2008年美国又恰逢金融危机，遏制中国的步子因此放缓，但对峙的格局并未逆转。

“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而如今也被用来形容中美关系，即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古雅典与斯巴达就是例子之一，古雅典的迅速崛起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人做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了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酿成冲突。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毁了这两个城邦。人们发现，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

但是，面对“修昔底德陷阱”，我们不应该坚持“历史宿命论”，而要寻求改变。“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近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即中美应当建立起类似宋朝与辽、金之间形成的一种“竞争性合作关系”（rivalry partnership），这为当时的中原王朝带来了120年的和平。“‘竞争性合作关系’是理解中美关系的关键，即随着紧张局势和机遇浮现时，两个超级大国将如何管理未来的关系。”他称。

他表示，这种“竞争性合作关系”看似令人困惑，但他希望会出现一种政治家才能（statesmanship），能让这两种看似矛盾或冲突的观念共存。因为中美共享一个地球，双方能从全球贸易关系中受益，在全球信息交换、全球科学进步、反核武器、应对气候变化等，必须要两国在竞争的同时开展合作。

如果用11世纪的历史作为参照太过晦涩，艾利森还用了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解释这种竞争性合作关系，苹果和三星就是智能手机方面的竞争对手，而三星也是苹果最主要的零部件供应商，这看似不能被理解，但在商业世界的确存在。

艾利森认为两国的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避免真的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经济体的首要贸易伙伴，安全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中美通过彼此利益的重置催生亚洲新的结构性现实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他主张重新定义中美关系，通过谈判确立“长和平”。

未来，可能我们需要关注的并非光是美国大选的结果，更要看是否能出现这种“政治家才能”。

警惕流动性危机转为企业债务危机

2021年，经济复苏进程也是一切问题的关键。随着秋冬季节到来，欧美国家正面临新冠病毒“反攻”，德、法、英等国重启封锁。全球资产价格看似都快速反弹，但在流动性盛宴后，2021年一切会如何？是否真的就不会出现二次危机？

原IMF副总裁朱民近期就表示，危机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流动性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因央行大放水而缓解；但困难还在前头，第二阶段就是偿付性危机或企业危机，这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如今第二波疫情来袭，预计欧洲明年3月会有30%的中小企业会破产，但欧洲政府的财力在第一阶段就几乎用尽以维持就业，未来企业破产到来和高失业率持续是最大的挑战。

“今年美国企业破产数量已是去年的10倍，破产高峰会在危机的中期阶段发生，即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上一轮金融危机时，美国失业率在六个季度后达到高峰，破产率比危机前上升1倍，走了5年才回到原来的轨迹，再用了1年才回到原先的低破产率。”他称。

因此未来市场需要应对的冲击可能是企业破产风险，而对于央行和财政部的挑战并非企业现金流的问题 ，而是如何识别那些仍可持续的企业并提供支持，这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

在全球债务飙升的背景下，未来主要看央行还有多少空间，以及市场和央行的博弈。当前市场坚信央行需要继续宽松，因为经济如此疲弱，只要一加息，破产潮将就在后头。美联储自3月以来扩表近70%，甚至购买了高收益债、商业票据等资产，这也完全改变了市场行为。

虽然在零利率下看似债务可以永久延续，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非没有成本，当前的零利率政策已将债券和股票价格推升到历史高位，未来的回报率必然会降低。届时，人们将不得不加大储蓄力度满足养老、育儿需求，相应地，可供消费的钱会进一步减少。即使储蓄率没有提升，州、地方养老基金在低回报率之下可能不得不通过加税、削减养老金领取者的福利来填补这部分差额。无论如何，未来都可能是一个消费支岀和经济増速下滑的局面。

不过，这可能对中国的资产而言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意味着，加大权益的配置成了全球机构追逐收益的必然选择，而下沉到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权益市场则更将成为必然趋势。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寻找到稳定、较高收益的地方。对全球养老基金等而言，长期最有利的投资还是要找经济增速最高的市场，中国市场应该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正确理解中国的“双循环”和数字化浪潮

值得庆幸的是，得益于有力的防控措施，中国在疫情方面“先进先出”。未来，“双循环”也将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当前，各种蹭概念、蹭热点的解读众多，但进入2021年，正确理解中国的“双循环”显得愈发重要。

但事实上，这一战略并非因为疫情或贸易摩擦才横空出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曾任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及，“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思路，并不是今年突然提出，实际早在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已开始酝酿。”

具体而言，之所以早年中国形成“外循环”增长模式，主要是因为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以后，中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为这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和工业制造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二是中国改革初期，各级政府财力很弱，国内企业资本极其稀缺，迫切需要引入外资进行工业化。

三是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欧美国家的需求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四是中国沿海的对外开放，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以外循环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在中国加入WTO后被进一步增强。”黄奇帆说，到2006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约64%。但这种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冲击。危机后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渐成趋势。同时，中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也逐步加剧。1995年到2015年，中国共遭受国际对华反倾销裁决820件，占世界总数的25%，居全球首位。

在人口红利方面，国内劳动力增长出现了拐点。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也逐步提高。同时从资源能源的角度看，煤电油气等要素成本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也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此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行不通了，过去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也不再受到欢迎了。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2015年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黄奇帆列举数据称，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到了32%，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接近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今天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酝酿了、确定了。”

新形势下以内循环为主有何意义？其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含金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过去中国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国外，只能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但在内循环下，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

但是，以内循环为主，绝不是回到封闭发展的老路上，黄奇帆认为，相反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外循环来支撑和促进。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提高中国产业链的含金量、安全性和韧性，也有利于通过增加进口，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除了“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数字化趋势也将是中国和全球面临的关键变革，并将在2021年加速。

一个趋势在于，我们正在从4G时代迈向5G，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我们将从5G和云计算迅速走到物联网和区块链，最终实现经济数字化。未来，金融科技也面临两重挑战——当全社会数字化时，金融业将如何提供服务？金融业自身又如何实现数字化？这都值得深思。

总结而言，当前的金融市场因震荡而带来新的结构变化，目前我们虽处于震荡之后的平静期，但新震荡（企业债务风险）正在形成，而央行入市则改变了规则。与此同时，科技正在全面冲击金融业重构，金融业需要在急剧上升的不确定性中把握方向，这是一个大博弈，赢家和输家未来初步可以看出趋势，十年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