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不去”与“进不来”谈起：“双循环”如何循环起来？

作者：陈兴 等 

来源：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概要：

“出不去”与“进不来”：循环调整的现实需要。5月14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到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两会期间明确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之所以被提出是由于我们的原有循环遇到了“出不去”与“进不来”的问题。一方面，部分国家对我国出口进行限制，比如美国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等因素阻挠，当然我国自身经济条件变化也是一大原因，比如产能过剩难以被全球消化。另一方面，部分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也受到美国等的封锁。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是全球的主要需求国和技术出口国，依靠贸易多元化方式很难疏通原有循环，这就需要国内和国际循环格局做出新的结构性调整。

“双循环”新格局如何建设？扩内需着眼数字经济，调供给化解出口阻力。 “出不去”的情况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来自于海外国家的主动限制，对此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的方式将需求转移到国内市场消化。而“双循环”下扩内需的着眼点在于受限制的可贸易品，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扩内需的根本途径还是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以及提升收入水平。疫情后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有必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解决后顾之忧。另外，贫富差距扩大也会降低居民整体的消费意愿，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矛盾最为突出，新型城镇化、脱贫攻坚和农地流转制度改革等缩小城乡差距政策也是新发展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海外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限制也不仅局限在商品领域，如美国近来针对我国在美上市企业也有较大动作。我国企业遇到海外上市环境的变化，就需要转向国内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支持，科创板的推出以及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正当其时。当前我国居民对于股票等金融资产存在配置需求，资本市场能够承接“回流”企业融资。“出不去”的第二类情况实际上应归结于我国低效产能过剩所带来的供给问题，这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化解出口阻力。技术封锁创新突破，免税引进消费回流。对于进口“进不来”的情况，事实上也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和“出不去”的情况类似，主要是由于海外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这倒逼我们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实现技术突破。创新活动依赖于人力资本，我国每年毕业超过1200万大学生，从人力资源上说存在着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基础。但要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还需要解决劳动要素流动的一些体制性障碍，给创新者以足够的激励。提到创新的资金投入，由于基础研究具备一定的公共品属性，因此其资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但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这部分投入尚显不足。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近来对于创新活动日益重视，但研发投入强度与美国企业仍相距甚远。新基建作为新经济的基础设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创新活动的应用和推广成本，值得政府和企业资金的合力推动，多省市相继公布新基建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第二类“进不来”的情况和疫情蔓延造成的人口流动性下降有关，我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还被严格限制，影响境内居民海外消费购物。可以通过“引进来”的方式，把境外消费转移到境内来完成，如最近海南的离岛免税新政就可圈可点。

新格局并非封闭循环，新经济有望实现扩张。“双循环”是基于原有循环遇到问题所做的战略部署，其内涵不宜过度延伸。对于能够流畅运转的循环，并无必要主动切断与国际的联系，“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我们认为，“双循环”建设主要围绕扩大内需、调整供给、自主创新和引进境内四个方面展开。 “双循环”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同样有着重要意义，新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有望进一步扩张，消费占经济比重也或将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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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被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但大家对于 “双循环”建设着力点的理解莫衷一是。那么，“双循环”究竟具有怎样的政策内涵？又会带来哪些经济影响？本文从“双循环”格局提出的现实背景入手，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1.  “出不去”与“进不来”：循环调整的现实需要

“双循环”新格局，“国内大循环”作主体。在5月1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首次提到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其前提是需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在两会期间，这一概念得到更为具体的阐述，并明确了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一方面着力满足国内需求，而另一方面推进科技创新。在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中，更是进一步指出要从中长期的角度对此加以认识。

 

 

“双循环”发展的政策思路之所以被提出，其根源在于我们的原有循环，特别是国际循环部分，遇到了一些问题。

部分出口阻力上升，“出不去”带来循环堵点。一方面，我国出口中的一些品类逐渐面临“出不去”的问题。自95年以来，全球各国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立案数量震荡上行，由00年以前的个位数升至19年的超过100起，19年的立案数量同比增速也超过了20%。而且这并未完全包含各国对我们的贸易限制，比如美国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等因素作为理由限制我国对美出口。

 

 

客观经济条件变化，同样引发出口阻力。当然，出口阻力的上升也不完全来自于其它国家的主动限制，我国自身经济条件的变化也是一大原因。一是随着人口数量红利的逐渐消退，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趋于减弱，像服装类出口增速近年来明显走低。二是部分行业曾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即便从全球需求的角度来看，也难以完全消化，比如10年以来全球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中，钢铁行业就以超过200起的立案数量排在所有行业的第一位。

 

 

 

 

部分进口遭到限制，“进不来”形成循环断点。而另一方面，进口也时而遭遇到“进不来”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比如美国将我国的不少高科技企业列入其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限制其它企业向清单上企业的出口，而且这份清单上我国企业数量仍在不断扩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于华为公司的技术封锁持续升级，甚至于用到美国技术的非美国公司，也要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限制，这在芯片供应等多个方面干扰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19年以来，美国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速就开始下滑转负，20年上半年美国对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信息通讯产品增速降幅超过15%，航天产品增速降幅更是超过60%。

 

 

贸易多元化并非出路，循环格局结构调整。在原循环面临“出不去”和“进不来”的情况下，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贸易多元化的方式来重新畅通循环。但事实上，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是全球的主要需求国和技术出口国，除去OECD和中国外的各国GDP合计才只有全球的四分之一左右，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技术水平上，其它国家都难以修补原有循环所产生的“裂痕”。因此，仅仅依赖于国际循环很难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国内和国际循环格局做出新的结构性调整。

 

 

 

 

2.  “双循环”新格局如何建设？

2.1 扩内需着眼数字经济，调供给化解出口阻力

既然贸易多元化并非出路，那么，该如何解决原有循环中“出不去”的问题呢？

海外主动限制，美国主要推手。正如前文所述，“出不去”的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来自于海外国家的主动限制。像我国的华为公司，即便从全球来看，其在5G领域的技术水平也处于前列，截止20年1月，华为公司关于5G专利族的声明数量超过3000个，位居全球第一。但由于美国从中作梗，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家均明确在5G网络建设中排除华为。再比如美国颁布行政命令强制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在美业务。

 

 

着力扩大内需，发展数字经济。针对海外国家对于我国部分出口的主动限制，可以将这部分需求转移到国内市场进行消化，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内需，以便承接海外需求的转移。但需要注意的是，“双循环”下扩大内需的着眼点在于受到限制的可贸易品（服务），更具体地说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比如可以通过在国内大力推广5G来应对海外限制造成的需求缩水。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但从其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距离，18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尚不足35%，而德国、英国和美国均在60%左右。

 

 

预防储蓄倾向上升，疫情减弱消费意愿。以承接海外需求转移为着眼点来扩内需，也就决定了其根本途径还是在于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以及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但我们发现，20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4%，但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降幅仍高达-6%，两者之差超过8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在14年以来是第一次出现，体现了人们预防性储蓄倾向的上升。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解决消费后顾之忧。这时候就很有必要通过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的方式，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更加放心地将收入转化为消费。事实上这也并不是由疫情所带来的短期问题，在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中，19年医疗保健支出占比较13年提升近2个百分点，排在各项消费支出的首位，而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速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这就说明了该部分支出的增加并非是消费升级的结果，更多地还是保障有限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居民的消费热情。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高端消费明显回暖。由于低收入群体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更高，因而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会降低居民整体的消费意愿。15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就从底部开始缓慢抬升。在疫情冲击过后，很多高端消费领域回暖的速度和程度都要好于消费总体水平，如C级轿车销量增速在4月就已由负转正，7月增速更是超过了26%，而7月A级轿车销量增速降幅仍高达-6%。多个奢侈品类近来在我国也都迎来门店客流高峰，并计划上调销售价格。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补足农民收入短板。扩内需就不得不注意控制乃至缩小居民间的贫富分化，而实际上在我国以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矛盾最为突出，1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是农村居民的2.6倍。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系列政策也应该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我们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取消农村人口城市落户的限制，让要素的充分流动使得收入差距自然弥合；而另一方面，通过脱贫攻坚、农地流转制度改革等措施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补足农村居民收入短板。

 

 

 

 

海外上市环境变化，科创替代纳斯达克。此外，海外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限制也不仅仅局限在商品领域，比如美国近来针对我国在美上市企业也有较大动作。美国财政部明确表示如果不能遵守美国的审计要求，则上市公司就要在2021年底前在美退市。而据美国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委员会（PCAOB）所公布的拒绝管辖清单，中国大陆企业占比超过66%，中国香港企业占比也有四分之一，而全球其它国家企业不足十分之一，因此这一措施对我国企业的针对性很强。我国企业遇到海外上市环境的变化，就需要转向国内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支持，科创板的推出以及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正当其时。

 

 

 

 

金融资产配置仍低，能够承接“回流”融资。市场有部分观点担心海外上市公司“回流”对我国资本市场形成冲击。事实上同发达国家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相对比，我国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配置明显不足。我国居民资产中股票及投资基金、养老金和保险的比重仅占到8%，美国、日本居民这几类资产分别占到57%和27%。而当前无风险利率处于较低水平，现金类资产的回报率普遍低迷，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不足1.5%，居民对于股票等金融资产存在配置需求，我国资本市场完全能够承接“回流”企业的融资。

 

 

坚持供给侧改革，化解低效产能过剩。“出不去”的第二类情况实际上应归结于我国低效产能过剩所带来的供给问题，经历了去产能之后，我国的产能过剩情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19年钢铁、有色和煤炭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比16年提高了8.3、4.6和11.1个百分点。但由于疫情蔓延所引发的需求低迷，20年上半年产能过剩现象又有抬头趋势，三大行业产能利用率较19年底下滑幅度均超过3个百分点。而这需要我们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化解因供给端问题所带来的出口阻力。

 

 

2.2 技术封锁创新突破，免税引进消费回流

海外技术封锁，自主创新突破。对于进口“进不来”的情况，事实上也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和“出不去”的情况类似，主要是由于海外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自我国加入WTO以来，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价格大幅下滑，这虽然有利于企业扩产，但也使得企业生产更倾向于直接采购而非自主创新，印证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比和工业品关税税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这次海外部分国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实际上也是倒逼我们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来实现技术突破。

 

 

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水平离不开供需两方面因素的配合，一方面，要培育和扩大全社会对于创新行业和产品的市场需求，即支持新经济的发展，这在前文扩内需部分已有述及。而另一方面，也要在供给端做好人力、资金等资源上的保障。

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创新具备人才基础。众所周知，创新活动依赖于人力资本，虽然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已经渐行渐远，但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人口出生率下降后依靠教育水平提升，经济依然能够维持不低的增长速度。我国目前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超过1200万，这意味着大学生人数比率有希望在10年之内翻一番，而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望从目前的9.2年提升至11年以上，相当于全体中国人从一个初中生变成了高中生。这为我们带来了特殊的人才红利，他们可以从事更有效率的工作，因此从人力资源上来说，我国存在着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基础。

 

 

 

 

激发人才活力，提升激励水平。但要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还需要解决劳动要素流动的一些体制性障碍，给创新者以足够的激励。从13年以来各行业规模以上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增速来看，科学研究服务的从业者年均工资增速不足8%，低于全行业的中位数水平。虽然研发投入强度较高的信息服务行业年均工资增速高达9.4%，但也要低于教育行业工资增长，考虑到高研发行业从业者受教育年限普遍较长，这一工资增速也并不十分突出。3月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这无疑能够进一步打开良好的创新局面。

 

 

基础研究政府支持，我国投入明显偏低。提到创新的资金投入，由于基础研究具备一定的公共品属性，因此其资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对于这一部分的投入尚显不足。根据OECD的统计，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仅有0.12%，而韩国高达0.62%，美国和日本也均超过了0.4%，我国这一比例尚不足美国和日本的三分之一。

 

 

企业愈发重视创新，研发强度有待提升。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过去依赖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研发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但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依靠高研发投入成长起来的一批龙头企业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根据欧盟公布的全球企业研发榜单，13年我国大陆企业仅有不足50家入围前1000名，而18年这一数字已接近150家，约是13年的3倍，入围前2500名的我国大陆企业数量也从13年的不足200家升至18年的超过500家。然而，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上来看，18年我国大陆上榜企业中位数水平略超4.5%，比欧盟略低，同美国企业14%的研发投入强度更是相距甚远，可见企业研发活动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新基建降低创新成本，多省市公布行动计划。新基建作为新经济的基础设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创新活动的应用和推广成本，值得政府和企业资金的合力推动。比如5G基站的建设不仅能够对经济形成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可以帮助5G网络更广泛地普及，使得“万物互联”的时代更早到来，并催生自动驾驶、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市场机遇。北京、上海等多个省市都相继公布了新基建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旨在培育和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争取在创新驱动时代走在全国前列。

 

 

疫情限制国际流动，阻碍居民境外消费。第二类“进不来”的情况和疫情蔓延造成的人口流动性下降有关，虽然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海外尚在蔓延，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依然较高。因此，虽然国内的人口流动性有所恢复，但我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还在受到严格限制，4月以来国际航线和地区航线民航旅客周转量增速跌幅均超过95%，3月以来的内地访港旅客人数增速跌幅更是在99%以上。这就使得原来我国境内居民海外消费购物活动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免税商品购买渠道萎缩，居民购买力难以得到充分释放。

 

 

 

 

推进离岛免税新政，引导境外消费回流。考虑到疫情的影响短期还不会完全消除，民众对于境外旅游购物仍有顾虑，因此，可以通过“引进来”的方式，把境外消费转移到境内来完成。如最近海南的离岛免税新政就可圈可点，调整后海南的个人离岛消费免税额度由一年3万元大幅提升至10万元，并且增加免税商品种类和放宽限购数量。而在政策带动下，7月海南省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增速超过200%，免税购物实际人次也超过50%。

 

 

 

 

3.  新格局并非封闭循环，新经济有望实现扩张

新格局并非封闭循环，建设围绕四方面展开。需要明确的是，“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原有循环遇到的“出不去”和“进不来”两方面问题所做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并不是无的放矢，因此，对于其内涵的理解不宜过分延伸。针对能够流畅运转的进出口商品和服务循环，事实上也没有必要主动切断与国际的联系，“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也并非割裂关系，如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就有助于拓展我国的出口空间。总结来看，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新格局建设主要围绕扩大内需、调整供给、自主创新和引进境内四个方面展开。

 

 

新经济有望扩张，消费占比或提升。“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海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于我国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因此，旨在破局的“双循环”建设，就给国内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新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有望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双循环”格局下的扩大内需，落脚于消费而并非投资，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仅55%，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在新格局下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或将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