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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4 10:07
作者:肃霜
来源:秦朔朋友圈
中国的20世纪,还没有哪一个事件,像五四运动一样让一个日子成为了一条粗重的历史分界线。从此,一个注重传统的国度开始全面反思、重估传统;一个向来闭关的国度,尝试以包容开放,重新认识那个“天下”。
胡适每论及五四运动的意义,都要引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即“这场‘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引发了‘思想界空前大变动’”。
这段话写于1921年1月,距离运动发生才8个月,但胡适认为孙中山对五四历史意义的总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所以,五四不仅是一场由中国外交失败引发的政治事件,更是一场在更长时段内绵延的文化事件,从《新青年》创刊(1915年)到文化风潮落下帷幕(1922-1923),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始终是其精神主线,而这些要素其实都反映在“青年精神”上,这是五四独有的精神气质,一个特别的历史现场也历久弥新,后辈青年可以进入它,观看、守望和思考,然后再与当下的精神底色做一个对比。
尽管这个现场里,无论就希望还是伤感而言,都是巨大的。
1
青年精神:如初春,如朝日
北京五四大街的北大红楼。陈独秀的展厅里最醒目的一块铭牌上刻着: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稍微了解一些五四运动的人,都知道上面的文字并非全部是空洞口号,它曾是一个特殊时代有血有肉的存在。
| 新青年杂志封面
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最先引发北京13所高校3000多名学子在天安门聚集,他们打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是一股全国各界无法忽视的力量,此后,各界罢工罢市,终于促成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 五四运动的影响范围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抵达中国第3天就赶上了五四运动,他最初以为这场运动纯粹是大学生的“起哄闹事”,但当年年底在他发表的文章中,他真诚地认定它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
“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杜威《中国人的国家感情》
| 美国学者杜威是这场启蒙运动的见证者
那个时代的青年何以迸发如此大的能量?这要归功于新文化运动。
在长者为重、过去为重作为主流价值的社会中,族权和父权神圣不可侵犯,大多数青年,都要按照拟好的剧本重复父辈的人生;家族的循环是封建君主秩序一个巧妙的稳定装置。
所以,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无形中将目标对准了这个装置——他要变长者崇拜为青年崇拜,他高调地礼赞青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新青年》另一位主要撰稿人李大钊对青年充满信心,他歌颂青年是:
“人生之王,人生之春。”
鲁迅明知道会招来“铲伦常”“禽兽行”的骂名,还是从开明父母着手,说服他们解放孩子: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胡适对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说: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新青年》的鼓与呼不是没有听众: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堂开始培养儒家体系之外的青年;
政府对社团组织不再压抑,青年社团非常活跃,内忧外患之下,尽管各有偏重,爱国主义已经在这些社团扩展;
科学成为现代化关键的新信仰;
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化等,知识分子为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等新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 五四运动
《新青年》的呼喊成了一个明确的旗帜和方向。
所以内忧外患之际,青年人以空前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担起民族兴亡的责任。五四运动的席卷之势,让他们以整体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新的见解和思维方式,以激进、暴烈的方式,在共同的历史信念带动下,推着一个遗存厚重的国家前行。
2
青年品质:为爱而活的“我”
悠悠百年,“五四”对我们依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大概是那个时代弥散的青年气质,以及对这一品质赋予多元的向度。
那个年代,青年品质不单只属于年纪轻的人。
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和郭沫若就有一段从对骂到抱吻的恩怨。
1921年7月,“新文学泰斗”胡适受邀访问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从车站迎接、宴请、访谈和视察,诸等礼遇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
当地报纸记录个中细节:胡适此行受聘于商务印书馆,到馆之日,“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
相比之下,弃医从文的郭沫若忍受出版社剥削,每日“辣椒炒黄豆佐饭”,吃不饱“乃饮茶以止饥”,看到胡适如此“招摇过市”,和郁达夫一起在《创造》季刊(1922年8月)中含沙射影骂他:
“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
“巨星”胡适持重地回骂道:
“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当胡适在徐志摩陪同下看望郭沫若,见他穿着破旧学生服、形容憔悴还要被娃折磨,他说自己理解了郭的“狂叛”,三天后,胡郭同席,郭沫若就因为胡适的“诚恳”和“理解”,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胡适。
虽然两人在此后又会因意识形态公开决裂,一“吻”泯恩仇也看出彼时的胡适在郭沫若心里有相当分量,也说明了郭沫若如青年般的率真和浪漫。
还有鲁迅的“清醒”与“明白”,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一种现代性。茅盾说过“他从不摆出‘我是青年导师’的面孔,然而他确是青年们一个大方针”,一个世纪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复观看鲁迅与青年的合影之后,这位五四的巨人是青年人的朋友,而不是倚老卖老的长者,历经百年一直是青年人的阳光。
| 鲁迅和青年人
学者刘纳在总结五四时期的作家时,认为他们赋予当时的中国文学一种真实甚至天真。这些知识青年在新的人生理想启迪下,即便并不具有文学气质,也决心在文学里试试身手;也许就艺术性而言并不精致,但他们“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3
令人怀恋的青春梦幻
“五四”的青春梦幻,美好但也脆弱。
“五四”之后掀起的“社会改造”生发出的各种变革理念与“个人主义”相互争夺舆论的焦点。那个曾经和“德先生”、“赛先生”齐名的“莫小姐”(英文moral,道德、伦理),在被热烈研究和讨论过后终归于消失。
民国初年,“世风日下,人心日非”的社会危机,引发五四知名人士的重视和反思,在旧有道德标准坍塌,新标准尚未建立之时,勇者和强者还可凭借“手段和实力”,但一个“有强权而无公理、只论成功不论是非”的社会,只会助长邪恶。但这些反思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中国不断受到西方侵略的过程当中,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成败论再次占据主导,个人主义和个人幸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与集体主义较量中日益被边缘化。
如今的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还是国际多边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青年依然被赋予自觉、奋斗的使命,这个经历剧变的国家,“发展”还是其一以贯之的主题。但是现在,长时间追求发展和发展效率之后,也在通过“生态”“扶贫”来弥合发展成本和公平性;企业首要责任是追求利润,也开始提倡“互惠”“信用”的重要。
这是今天回望“五四”的意义,当初这场启蒙运动投射给历史的一道光,里面蕴含着“自主”“自我”和“道德”等另一套与“发展“有关的密码,历史一页页地翻过去,它仍穿过时光,投射给那些不死心的人们一个温暖的念想,今天的不完美,并不意味着明天还是不完美。
参考资料:
1. 刘纳:《从五四走来》(福建教育出版社)
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3. 新浪网:美国学者杜威亲历的五四运动
4. 新京报书评周刊:五四运动从未被遗忘,但也容易变成口号